大学刚毕业时，我做过一个关于尘肺病人的报道。有一批来自湖南张家界和耒阳的建筑工人，在深圳从事打地基的工作，患上尘肺病，他们选择向深圳政府集体维权。
除了这些工人的悲惨遭遇，当时还接触到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成立了一个关注尘肺病人的小组，所做的，不仅仅是筹款送温暖。
他们到这些工人的老家做调查、写报告，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律师，给我们这些记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翔实的数据。同时，也利用自媒体，做了一系列工人权利的倡导活动。
这让我很有感触。尘肺工人、大学生，看上去是两个不同世界、不同阶层、不同命运的群体，这些年轻人却在无私又尽心地帮助工人。
做完报道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篇小文章，大意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面对他人的不幸，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
有个朋友当时就给我留言。问，我自己刚毕业，一个月工资勉强在北京租个房子，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的尘肺病工人？
几年过去，因为我工作性质和专业背景的缘故，大多数时候都过着地命海心的日子。周围的朋友，做律师、金融居多，大多数都在私营部门工作。
饭桌上经常的交集便是——你们老写那些报道有什么用？关注公共有什么意义？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政府不是在改革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该发生的不就都会发生吗？
是，确实也有过得不那么好的人——但是，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做一个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有问题吗？
本文作者蓝方，法律专业，媒体背景，现为C计划联合创始人，C计划是一家致力于思辨教育的社会企业。转载自微信公众号C计划（id：PlanC-Edu），LinkedIn经授权转载。
讨论的前提是，大家都承认，中国社会现在有很多问题。
小伙伴们会说，是呀，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权利与发展不可兼得，为了发展就得牺牲一部分权利呀，这是任何国家的发展的必经之路。
接下来的逻辑是：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也知道呀，它在积极改革呀，你看这届政府反腐反得多用力啊，你看改革信号不是不停地在释放嘛。
只是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这个阶段搞什么公民参与，瞎折腾，社会搞乱了，哪里还有稳定发展的基础呀？
说老实话，听到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发表这样的言论，很多时候确实很有挫败感。
谁都不会否认，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技术官僚体系，也有着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意愿。中国的经济社会也确实在向好发展，宏观指数有所波动，但身于其中的人们能切实感到市场的生机与活力。
人们也知道，30年高速发展，代价深重。而这些代价累积至今，已不再在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对于那些在发展中被牺牲的个体——如失地农民、尘肺工人，他们被剥夺的不是“一部分”权利，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全部。
社会不公埋下的炸弹，也开始陆续炸响，从弥散性的雾霾，围绕食品产品安全、生产安全的一系列突发事故，到那些独狼式的报复性袭击。
这些社会矛盾，并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解决。在社会领域，利益主体越发多元，公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博弈妥协的政治平台，进而产生更能平衡多方利益的公共政策。
同样，在经济领域，诸多涉及既得利益阶层的改革停滞不前，党政系统之外却没有与之抗衡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社会，需要公民实质地、有序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中产阶级，正是产生积极公民最重要的土壤。他们接受良好教育，有着基本政治常识和相应的能力。
如分析研究、辩证思考、公共表达、冲突管理、合作协商，而这些素养又是那些因为直接利益受损而有着强烈公共参与和表达意愿的中下阶层所欠缺的。
在中国常常讨论的是，具有公共参与的知识和能力的中产阶级，却往往没有公共参与的意愿。
这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争论的第二个问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什么不对？
我们经常谈论的公共事务或者公益，其实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每个人的利益都牵涉其中的公共事务，最典型的，雾霾、食品安全。
第二类，则是仅涉及社会边缘、弱势、少数群体的议题，例如LGBT权益、尘肺劳工、残障、罕见病，等等。
我们一层层说。
关于第一类事务：
要论证中产阶级为什么应该关注第一类公共事务，似乎不难——你自己的利益牵涉其中呀。
可是在中国，我们会看到面对这些公共问题时，中产阶级的努力方向并非改变不公的现状，而是逃离公共体制。
应试教育压迫孩子天性，我的孩子进国际学校；
医疗改革停滞不前，那我花钱进一对一的私立诊所，我去美国看病；
养老体系不可靠，那我自己投资挣钱养老；
吃的东西不安全，那我买高价有机食品，我去草场包养一头奶牛。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关心教育政策医疗改革食品监管体系怎么调整。
是呢，我那么努力地读书挣钱跻身精英阶层，不就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吗？
这样的逃离是有意义的。
用脚投票，也是倒逼改革的压力。但是，逃离的代价何其高昂——要付出如此之多的金钱和努力，我们才能在这里体面而正常地活着。
而更重要的是，真的逃得掉吗？
教育体系不改革，私立学校哪里有教学自由？医疗投资不开放，私立服务如何进场？金融监管不调整，私人养老金照样逃不过股灾。
其实这些年，我们会看到很多媒体报道都在刻意强化这样一种逻辑。无论是高铁追尾、天津爆炸，还是溺死在北京二环上的私家车主，中产阶级无法从公共中逃离。
所谓的公共事务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在于我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喝的水，出门想要打的专车能不能招非京籍司机，想要的是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
中产阶级不会直接暴露于赤裸裸的暴力与歧视中，但他们却时时刻刻为缺乏效率、丧失公平的公共政策左右和影响。
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但动员中产阶级，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好的事件，或者好的 宣传、启蒙、教育。
例如去年年初的穹顶之下。不管片子本身有多少争议，至少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成功地触动了中产阶级。
或许触动并不持久，但公共意识的培养与思想的启蒙就是需要更多这样的触动去积累。
关于第二类事务：
第二类事务，关系到和自己并无直接关联的他人。
准中产阶级小伙伴们不关心，理由往往有两个：
一是漠然。是呢，我自己的生活工作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哪里有时间有精力做圣母关怀他人。
二是认为不应该。对于那些边缘弱势群体，我不关心，不是因为我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而是从道德层面上，我不认为他们值得同情。
1、漠然
为何我们要关注和我们无关的他者，我通常愿意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首先是自利的层面。
一种论证是，生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无端的受害者——即便你今天是得利者。
正如人们会说，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工会成员天主教徒我都不说话，当最后追杀我时，也没有人为我说话。
另一种论证，强调这个社会的有机平衡。在失衡的社会里，他人的不幸总会如蝴蝶效应般波及己身。
中产阶级为何要尤其关注贫富分化？
因为贫富分化给弱势一端带来的被剥夺感，往往就是导致社会骚乱的根源，而在各种骚乱革命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这些中产阶级。
第二个层面，简单来说，就叫做同情心，或者同理心。
“对残忍的不可忍受”，是我好多年前在崔卫平老师的一堂讲座里听到的说法。她说，每个人都有一套价值体系与最低底线。发生于他人身上的不公与不幸，往往会触及一个人之为人的底线，而让人面对他人被否定的状态时感同身受。
很多人常常会嘲弄别人“圣母心”。其实无非是自己的底线太低。他自身对于公正，仁义，自由，爱这样的价值毫无感觉，这样的价值才根本不存于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才会对他人遭受的否定视而不见。
所谓的人道主义者，是他们本身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面对否定人性的事，才会不忍。
之前有和朋友聊到过，NGO公益圈、媒体圈里，为何文艺青年泛滥？因为对这些文艺青年，只需要两个词，就能触动他们的痛点和泪点：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
又例如周围做了妈妈的小伙伴，都会对涉及儿童权益的事尤其关切，无论是儿童拐卖、儿童大病还是毕节闷死在垃圾桶或是自杀的留守儿童。因为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她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丧失之痛。
第三个层面，就是一个字，善。
因为公正、仁义、自由、爱这些价值是对的，是好的，是善的。向善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无论是否涉及我的自身利益，我都会去做、去关切。
一个人能否认可和达到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其实与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密切相关，它取决于我们受到了多少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浸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