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后世医家推崇备至，奉为“经典”“圭臬”是一部不朽的医学著作。二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学习中医的必修课。所载“经方”至今沿用，辩证论治体系，至今遵从。到目前为止，尚无跨越此书的医学典籍。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年代。少年时，举孝廉（汉代选官制度）官至长沙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由于幼时对医学的酷爱，与瘟疫流行给家族及百姓带来的伤痛。“余宗族素多……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使他在幼年时即已遍访名师，奋切习医。他医术精湛、高超、医德高尚。即使在为官期间，他也腾出时间，在官邸为百姓看病。为学虚心谨慎，凡有特长的医家，他即使步行数百里，也要登门求教。拯救苍生，求得医道，是他毕生之追求。“余每览秦越人（扁鹊）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未尝不嘅然叹其才秀也。”这是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的篇首而道出的，对前贤医家扁鹊的高超医术的仰慕与赞叹。“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競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伤寒论自序》，可见当时的医药乱象，登峰选极。“出门无所见，自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田间”（王粲《七哀诗》）。当时社会的悲惨情景，可见一斑。张仲景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瘟疫肆疟的黎民百姓。奋切习医，著书立说，百姓的疾苦成为他成就医学伟业的内在强大动力，可谓“至真”。他疾恶如仇，对社会丑恶现象怒不可遏，并极力痛斥。“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多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伤寒论自序》。在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中，“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论自序》。精心研读古代各种医学典籍，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为后世留下不朽的医学典范。可谓至诚。
张仲景在官邸为百姓看病（后弃官从医），成为后世“坐堂”医生的由来，他收取微薄或不收诊费，把百姓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道是人世间最清白的营生”。在他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民不聊生的年代里，象他那样的高官，完全出于为解救黎民百姓的痛苦，而以医道济世救民，可谓至善。正是由于张仲景的“至真、至诚、至善”。才使他成就了一部不朽的中医名著，成为后世永远尊崇的“医圣”。
《伤寒杂病论》自序，既给我们留下了从医的道德规范，也让我了解到张仲景个人品德的伟大与高尚。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医学科技突飞猛进，政治清明。早已不是张仲景所处的那种民不聊生的动乱年代。在新的时期，新的疾病谱和不治之症的大量涌现，医药领域的社会矛盾已从张仲景所处的很多医家，“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企踵权豪……唯名利是务”转化为医患关系紧张，医药体制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师张仲景的至真、至诚、至善的医德、医风；和谦虚谨慎的求实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但要视病人如亲人，还要视病人为成就和传承医学事业的传送兵。如果一名医生，即使你精通所有医学、药学理论，象唐代医家孙思邈那样对儒学、佛学、诸子百家、医学等中华所有文化精髓、精益求精。但是，如果没有病人，你只能是一名学富五车的学者，是一名名符其实的中华文化传承者。而不是医生或者医家。所以病人是成就医家、医生和传承发展医学事业的传送兵。感恩病人，成就自己，传承发展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