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小竹
巴黎，早已成为一个超越地理意义的特殊符号。她拥有复杂的气质和内涵，产生过无数经典伟大的文学、哲学、时尚和艺术，曾经在书里、电影里看到的巴黎，带着优雅、浪漫的标签，但这可能只是游客眼中的一种光环。
我丝毫不好奇海明威在巴黎具体过的是什么日子，因为我要过自己的日子。
这是栾颖新自序里的一句话，宣告着她的反思与俏皮，也是她寻找自由的态度。
因为研究语言的原因，栾颖新特别留意不同人说话的方式。她注意到书面法语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就去观察当地人在超市、菜场、面包店里如何打招呼和交流的，这是融入异国生活的第一课。当有老师夸她法语说得好，之后又加了一句：
颖新说，当时感觉很难受，但也没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难道语言是有所有权的吗？我在
使用法语，所以法语也是我
的
语言啊！
还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在插队后理直气壮地说：
颖新大声回她：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曾经在教科书里学到的法语是书面语，古板又礼貌，其实法国人自己也不常用那种方式说话。理解巴黎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需要更直接主动的对话，甚至是反抗。
日常生活里，我们都经历过因为一些小事被误解，被占便宜，比如因为不是“本地人”而遭遇不公平待遇，但多数时候都会避免冲突而放弃沟通。可是只有在这些无法被课本演练的真实场景中，才有机会学会自我保护，赢得尊重。
颖新因此格外珍惜那些偶然发生的对话，通过这种交流，她与真实的世界产生了互动。的确，无论语言是否有“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之分，我们也不该屈服于语言的权威，也不应对自己的语言感到不自信。
语言是每个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方式，这或许就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把钥匙。
语言是自由的，写作也是。但写作就是比说话要困难得多。
栾颖新长期受学术写作的训练，之前并没有发表过很多文章，只是不间断地在记录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轻轻松松地写日常，很容易被人说是“矫情”“过于敏感”和“自我感觉良好”。也许每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害怕自己会滑向那种情绪化的个人表达。
在《那个苹果也很好》这本书里，有个很动人的故事：
当时颖新在巴黎需要租房，但苦于找不到有经济实力的担保人，机缘巧合，在一次临时做翻译时，她认识了法国知名摄影师巴贝先生，在短暂的相处中，巴贝先生答应并慷慨地为她做了租房担保，解了燃眉之急。一年后，在2020年的封控期间，她也力所能及地帮了巴贝先生一些小忙，彼此间保持着最简单的问候。这样的友谊在异乡虽然平淡，却十分可贵。但就在他们通话的几天后，巴贝先生就去世了。
颖新说，她来不及悲伤。她甚至也没有很悲伤，因为在认识巴贝的过程中，她了解到这位艺术家的一生，充满着持续的热情与创造。早在50年前，巴贝就跟着时任总统蓬皮杜到过中国，拍摄过很多关于中国的照片，去世前刚在青岛办了展览。这位79岁的老人，活出了很酷的一生，他用摄影记录了世界，也帮助过危难时的自己，这样的人生充实且热情，是值得过的一生。正是巴贝的死，促使了颖新开始写作，才有了这本自由之书。
和许多人一样，刚开始写作时都不免要思考一个问题：生活中最必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个人都要非常细致，才能有所发现。
作者还写了一段在国家图书馆的经历：
面对博士论文这项巨大繁浩的工程，她常常陷入焦虑，不仅旁人不断询问，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能充分理解，那种家长式的过度关心，成为一种无法解脱的负担。她努力调节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的节奏，以抵抗学业压力带来的抑郁倾向。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时，她在设计精美的花园里看到了可爱的羊，也遇见了非常专业又乐于助人的馆员，在能看见塞纳河风景的食堂吃午饭，这些细节带来的惬意安慰着她。直到有一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从花园顶楼跳下。
这让她有了更深的思考：
生活中那些难过的人、伤心的人、在生活里面对困境的人、即将抑郁的人，从外面很难看出异样，人的心里却可能有一些裂痕，只是人不会在表面裂开。
颖新说，没有人为目睹了这一切的读者做心理疏导，她只能自己消化这件事。
通过写作，她关注着图书馆对这件事的报道，思考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反思那个枝叶繁茂的花园，是否也是一个“引人往里跳的池子”。正是这种直面灰暗的勇气，让她开始寻找答案，有一次，她在图书馆里得到了管理员的好心帮助，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座位，这让她感到巨大的善意。图书管理员为读者争取座位，是一个再小不过的事情，可是当陌生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时，心里总是会感到加倍的温暖和感激。也许这就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信心，爱与勇气。
颖新说得没错，
感受力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不论是巴贝先生，还是图书馆的员工，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如果不去感受和记录，它们就会瞬间溜走，只有写下自己的声音和感受，它们才真正构成生活的质感。通过写作，她疗愈了自己，重新发现了生活中的自由和快乐。
2022年，栾颖新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安妮 · 埃尔诺，她曾说在阅读《年轻男人》时，就被第一句话就击中了：
如果我不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她们就没有走到底。这些事就只是被经历了而已。
这位诺奖作家还写过一句话：
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
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
和安妮 · 埃尔诺那种临床医生般的敏锐和勇气相似的是，在这本书里，作者也用第一人称观察、思考、写作，聚焦于生活中那些最普通的小事：被地铁检票员罚款、去动物园看小熊猫、日本和巴黎面包店里的法棍包装有什么不同，怎么和菜场里的人做朋友等等。在东京旅行，她不会因为女生们都化着精致的妆，觉得自己也需要如此，相反，她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再买新衣服，因为再穿十年，它们也不会坏。她用一种东北人天生的大胆与魄力，敏锐地捕捉生活里的蛛丝细线，写下属于自己的巴黎记忆。
对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似乎总是疲累的，充满着鸡毛蒜皮、无法下笔的凌乱和不堪，人们总是会问：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如何成为更成功的人？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这让人想起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对爱玛的描写：
爱玛牺牲于时代的局限与自身的虚荣，而颖新挣脱了语言、阶层、潮流的裹挟，她更关心个体的经历与思考。二个世纪后，同样是“外省的年轻人”，显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在她写下的这些巴黎生活里，我们读到了这个时代一种新的乐观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