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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爆发毒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美国也在几天前以此为理由，用巡航导弹打击了叙利亚政府军目标。
▲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4月4日爆发毒气事件
这次叙利亚毒气事件的死难者中有大量的儿童，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但实际上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被日军用毒气攻击却是中国老百姓所遭遇的“日常”。
▲被毒气伤害的叙利亚儿童
而日军用来残害中国人民的毒气当中，以“红剂”最为普遍和知名。
▲日军进行毒气战实战训练
“红剂”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染色剂，而是一种可溶于水、可燃、可爆炸的呕吐性毒剂，分“红一种”“红二种”。其带甜味或苦杏仁味，外观为黄绿色固体，低浓度条件下中毒者鼻、喉、眼粘膜均有刺激感并伴随前额胀痛症状，高浓度条件下可引起剧烈头痛、呕吐、呼吸困难，最终导致中毒者死亡。旧日军一方面大规模研发各类毒气弹并投入实用，一方面又做贼心虚规避这些毒气弹的常用名，以颜色指代，红色便是这种呕吐性毒剂的标记色，“红剂”由此得名，是二战日军毒剂的主力品种。
▲被红筒毒气杀害的北疃村儿童
虽然它们的早期形态二苯氰胂早在一战末期就被德国投入实战，但在实用化方面日本人却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以二苯氰胂为蓝本衍生出的“红剂”呈现出毒理烈性化、品种多样化、数量巨大化、施用日常化四大特点。
日军“红剂”毒性据说是一战德国同类毒气的十倍（没有确切实验室对比报告，只能加据说二字）其LCt50值（半数致死值）罗列如下：
12mg.min/m³（暴露十分钟以上）；
20mg.min/m³（暴露五分钟）；
30mg.min/m³（暴露30秒）；
10000mg.min/m³（推定立即死亡）。
根据日本陆军兵工厂美军缴获资料中的《昭和7年——昭和16年陆军毒气弹产量表》进行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至1941年间（欠缺1940年数据），日本陆军光是红剂毒气弹总产量便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四千零六十七枚/具之多。巨大的产量，充足的储备，成为其在中国战场滥施滥用的主要保证。部分作风不够强悍的特设师团甚至对其形成了依赖，大有不施“红剂”便无法作战之势。中国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应付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愈演愈烈的敌后游击战，日军华北方面军大量调拨红筒下发部队，麾下作战单位几乎达到人手一具的装备水平，主要用以攻击中国军民复杂的地道系统，或者在遭遇战处于下风时，施放这种呕吐性毒气，压制八路军部队以便逃跑保命。
随着军事技术发展与对中国大陆战争准备工作的持续深入，日军共研制了容器式、手掷式、发射式、航弹式共四大类“红剂”武器。
1、容器式：计有试制一式大红筒、百式大红筒、九七式中红筒、九九式中红筒四种；
2、手掷式：计有九三式试制红筒、九三式代用红筒、试制小红筒、试制中红筒、试制大红筒、试制九八式拉发红筒、九八式小红筒、九二式红剂手雷等8种；
▲日军92式红剂手雷
3、发射式：日军为野战火炮开发了多重红剂炮弹，广泛装备于各类火炮平台，除身管炮外，还有可使用掷弹筒发射的红剂手雷，具体型号与适配火炮见下表。
▲41式山炮
▲90式野炮
▲94式迫击炮
4、航弹式：计有九五式15公斤红剂航空炸弹、九七式15公斤红剂航空炸弹、海军四式50公斤红剂航空炸弹3种。
▲日军95式15公斤红剂航空炸弹结构图
▲97式15公斤红剂航空炸弹
值得说明的是，“红剂”毒性虽然远胜于一战德军同类毒气，但相较于芥子气、路易士剂等糜烂性毒气，其在杀伤效能方面与后者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不过更加烈性的糜烂性毒剂施用后需要进行复杂洗消作业或出现连续大雨天候方可形成攻击通道，这是日军自己也无法忍受的。
日军之所以钟爱“红剂”，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顾虑，而是因为这种毒剂制取、灌装、施放都相对简便，师团制毒队甚至任意单兵都可以轻松使用，而且不存在皮肤沾染，安全性好，步兵分队可佩戴防毒面具在它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击。反观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他们中大多数部队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有配备，“红剂”才得以在中国战场反复逞凶。而著名的“北疃村惨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自1942年5月1日起至6月20日截止，为进一步强化控制区“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发起“三号作战”，再次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式扫荡。
▲进行扫荡作战的日军
5月下旬，华北方面军110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发布师团作战命令，摘要如下：“1.师团在安平北方滹沱河及潴龙河中间地带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步兵163联队一部沿保定至徐水地区攻击前进。2.本次作战期间各部队需努力寻求战机，验证红筒（呕吐剂）与绿筒（催泪剂）对地道的攻击效果，并在作战结束后提出反馈，由联队本部军医坂东大尉提供技术支援。3.依照以上命令，由163联队联队长亲率联队本部、通信班、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步兵炮中队各一部共约1500人参加本次作战。”
▲时任步兵163联队联队长的战犯上坂胜
5月27日凌晨，日军163联队并110联队一部，趁着夜色摸到河北定州北疃村外，于清晨5点完成合围，由163联队1大队担任主攻，110联队11中队策应，对这个著名的抗日堡垒村发起了攻击。警觉的中国军民立即依托村内建筑物与地道系统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则以麦田为掩护，挖掘交通壕步步紧逼。日军于上午9：30分许，在步兵炮、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用手榴弹逐个清理了外围火力点进而突入村中。前一刻还在激烈抵抗，此时却空无一人的村落令日军新兵们惊异不已，但有经验的老兵和军官却都心知肚明——中国人必定躲在地道中。仔细聆听地下声音并费了一番手脚之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果然找到几个疑似进出口，一窝蜂的将早就准备好的98式小红筒投入其中，并在洞口盖上棉被，只要有冒着烟气的新洞口出现，必定随后就是几枚红筒/绿筒扔下去。
▲日军抛弃的尸体曾将北疃村这口水井塞满，后被称为“血肉井”
地道内很快炸了锅，中国百姓在毒雾中东挤西撞，体弱者当场被熏死踩死，有人痛苦的将头脸硬生生埋到了土里，处处都是剧烈的喘息与呻吟，不时还会响起八路军伤员自尽的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当这些动静逐渐沉寂，显现出的是地狱般的场景，在缭绕的毒烟与满地的呕吐物中，横七竖八倒卧着眼球突出，涕泗横流的中国军民遗体，很多人胸前被他们自己用手抓扯的鲜血淋漓，死状极其恐怖。
在封闭空间内与一定剂量下，红筒毒气弹威力可见一斑。二战后日本为逃避罪责，曾经厚颜无耻地辩称“红剂”毒气是“只会令人打枪瞄不准的喷嚏气”。
国际社会对二战日军战争罪行的清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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