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托马斯·弗里德曼
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我正在构思一本新书，关于21世纪的政党。但鉴于当下病毒传染的全球蔓延，很显然，无论你目前正要写什么非小说类的著作，停下手来！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
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趋势，是我正在观察的。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讨论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
要知道，当我刚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Facebook才刚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所有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都是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更不必说全球贸易和旅游。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在很多方面都相互融合。
这虽然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更容易。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一只携带病毒的蝙蝠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一哺乳动物又在武汉的野生动物市场上出售，从而使得这些动物的食用者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几周后，我身边所有的公立学校就都关闭了，即便身处贝塞斯达，我也不得不同每一个人保持六英尺以上的距离。
这也恰恰正是这场病毒危机还未结束的原因。
计算机科学家Bill Joy，Sun microsystems（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对我说：“过去几周的病毒蔓延，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我们现在已到达这种地步，即我们所有的联锁系统——每一系统都各自有其反馈机制——全都正在关闭，以某些无法预见的方式。”
这势必会诱发某种随机且混乱的后果，诸如医护人员无法照料到儿童。
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一种东西能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场肆虐的流行病，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释当前面临的指数威胁——这种方式，也恰恰是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能理解的。这一说法同样来自Bill Joy：
“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要测试每一个可能感染的人，这是一切的一切。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
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
当然，还有一项指数，可能最终会拯救我们——即摩尔定律，由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在1965年提出。这一定律认为，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将翻一番，因为微芯片可以封装更多数量的晶体管，越来越多。
为了解释摩尔定律可以让所有的事物都变得更好、更智能、更迅捷。英特尔公司让自己的工程师以1971年生产的甲壳虫汽车为模型，计算出如果该车以1971年以来的微型芯片提升的相同指数速度提高，那么发展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英特尔的工程师们所作出的最乐观猜测为，今天的甲壳虫汽车的速度约为每小时30万英里，每加仑的油耗可以行驶200万公里，并且它的费用仅为4美分。
这就是工程学上的指数效用的正面力量所在——它也可能被用来帮助我们更加快速地治疗新冠肺炎及研制疫苗。
Takshashila 机构，是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独立研究中心，该机构负责人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网站上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发现和诊疗，也改变了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使其受制于一个类似摩尔定律式的周期。近期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在内，以及现在的2019年冠状病毒，将会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领域注入更多人力、智力。”
这是否已经足够快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autama Mukunda指出：即便在当今的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疫苗来防控艾滋病和疟疾——两种我们已经抗争许久的广泛重大疾病。的确，科学的发展终将会使我们达到能够研发出疫苗的时刻。但问题是，这仍然是异常、异常困难。”
趋势4：美国的文化或政治
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发生转变
我确信，有一个政治笑话，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再讲了——往常竞选时，他们会说，“嗨，我来自政府，并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借此揶揄并抨击联邦政府、政府官僚，从而博得观众大笑。
我们终将会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在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大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这些特朗普试图革除的人员。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来拯救我们。
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我的朋友，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一书的作者。
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Gelfand教授回忆道，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在那篇论文中，
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
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
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
Gelfand教授说，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
与此同时，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与鲁莽的公众人物——例如Larry Kudlow, Sean Hannity, Laura Ingraham, Rush Limbaugh, Kellyanne Conway, Devin Nunes以及甚至是特朗普本人——最初希望把这一病毒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或指责那些急于采取行动的人带有某种政治动机，都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
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
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一代”就这么做过。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能做到么？
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其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以上两点，我们做的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也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