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租车如同前置了两盏矿灯，昏黄的光仅够照亮一小段路，光柱在路面大幅度地摇晃，可以看到深浅、宽窄不一的车辙彼此交错。四下里黑漆漆一片，我知道自己是沿着嘉陵江边的旧道逆江流而行，却对它无法感知。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算是完成了暂别一种生活的仪式。对我而言，此行确实不同寻常，长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不曾有过，在乡下过年的经历，不曾有过，与农家孩子朝夕相伴几个月的经历，也不曾有过，后者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三个月，而且包括春节。并不是要刻意挑战什么，而是课题本身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必须潜进去。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他觉得，对于这个超过六千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他想通过调查问卷、纪实影像、纪实文学的综合手段，完成一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写打工浪潮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尤其那里的孩子，他们离工业化的轰鸣声最远，受社会剧变的影响却可能是最深的。以浸入式的长程观察，让更接近本真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这是刘新宇对纪实作品的期待，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一路上，除了在夜色掩护下严重超载的货车，很难遇到其他车辆，这些大家伙负荷着江底挖出的沙石，迎面而来，强光渐近，地面微微震颤。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介绍说，我们正行进在四川、陕西、甘肃的交界区域，道路的破败，体现的恰恰是“三不管”地区被忽视的境况。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偏居该省一隅，像某种两栖爬行动物甩出的尾部，就中国的版图而言，它几乎位于正中心，但现实情况是，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为了选点，费了不少心思。我想，既然要观察更具普遍意义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应该躲开某些极端因素，它们对作者、读者都会形成干扰。我心目中的理想条件是，当地打工家庭的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却也不算特别贫困，生活环境不至于用艰苦来形容，这一切，甘肃东南部山区基本符合。公益机构推荐了东胜乡九年制学校，算上学前班，学生年龄跨度超过十岁，可选择范围足够宽。
山路像是永无尽头。车窗外依旧黑漆漆一片，星月全无，根据有限的信息，我想象着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冬季平均温度比北京高出四五度，湿度较大，层峦叠嶂，植被茂密，应该与我熟悉的北川比较接近吧。对于那些大山深处的孩子，则实在想不出会是怎样的状态。
车灯的光在路面上晃得很厉害，某些时候，我的大脑陷于一片空白。
就心境而言，我简直是与留守儿童身处两极——由于我幼年羸弱，母亲过度琐细的关心一直延续到我的成年阶段，对于她的“爱”，我长期处于抗拒和逃逸之中。依恋父母？这种情感对我来说过于陌生了。
因为忐忑，我做了足够多的准备，浸入的决心也远胜于一般写作者。对这次选择，我其实是被雄心激荡着的，临行前还曾向朋友宣告：要发现留守儿童的真问题。
我打开手机里的一个文件，默读着这么几行字：
留守儿童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1、自我伤害，比如自杀（有调查显示，不少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
2、暴力倾向（根源是对父母的愤怒，通过攻击他人或暴力电子游戏释放）
3、其他问题（早恋、沉迷网游、偷东西、学习态度差）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四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收益可谓不小，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那几百字里，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与孩子沟通的一些原则、技巧。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六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东胜乡以为学生的山上老宅 关军 摄
二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驱散了我一路上的忧虑，那就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低功率的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尤其脸颊，就像涂抹了很多薄荷，冰凉之极，让人无法入睡。
这一天是2014年12月21日，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冻醒，那就再喝一杯。我好奇地找来一支温度计，连续好几次，半夜醒来，看到它标记的室温只有三摄氏度，在喝第二杯白酒之前，我会有点疑惑：自己究竟睡的是宿舍还是冰箱的冷藏室？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由于住宿条件所限，每间拥有十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二十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相当一部分的感冒已经成为常态，这说明人多也不是御寒的好办法。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一位驻校社工如约而来，带我走向校园。
在操场列队的孩子们，目光整齐地移向拖着拉杆箱的陌生人，带着农村人打量人的那种直率。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孔挂着鼻涕，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第一阵课间铃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十多个，当时我正与另一位社工聊天，他们就围在我们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学生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但还是会落到我身上，他们的耳语轻微得几乎听不到，几个学生凑到社工近前，打探着什么——我们之间仿佛隔着玻璃罩。
“干嘛不亲自问他呢？大胆一点。”社工发出鼓励。
“是啊，有什么想问的，说嘛。”我带着笑容附和。
尴尬又持续了半分钟，我依旧受困于玻璃罩，直到一个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打开缺口。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她连续发问，“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转瞬之间，现场气氛炸了锅，玻璃罩无疑已被挤成了粉末。我叫陆紫嫣，我叫金馨雨，我叫王咏梅，我叫何雪菲，他们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多么想努力地记下全部，以便下次被问到“还记得我吗”，我可以大声说出并收获对方满足的神情。随后几天，那问题确实不断被问到，更多时候，我都要慌乱地解释自己的记忆力如何糟糕，“不让孩子觉得被忽视”，这是一条想做却没做好的准则。
最先打破沉默的那个女生是校长的女儿，说话带着朗诵腔，哪方面都显得很特别。与她形影不离的金馨雨，我也很快记住了。其他同学还处于暗自观望我的阶段，金馨雨已经用“嗨，大哥”打招呼了。她脸色红润，额头突出，碰面时会瞪大眼睛，并不断摇动手臂，把自己的热情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充分，有时她甚至对我说：嗨，坏蛋。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金馨雨熟悉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当然，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东胜的天，晴得彻底，阴得也彻底，我到达的第一个月基本都是如此。阴天让人觉得寒冷加倍，一天早晨，我看到操场边的蓝色乒乓球台结了厚厚一层冰霜，几个低年级学生用手在上面画出花朵图案，带有几分清冷孤寂之美。
我注意到一个叫罗睿的六年级学生，胖墩墩的，眼睛很小，可能发育期较晚的缘故，无论身高还是样貌都更像一个孩童而非少年。他通常独来独往，不凑热闹，缺少十二岁孩子该有的活泼和好奇心。我想寻找与他关系密切的玩伴，结果发现，那个玩伴就是他自己。回家路上，罗睿喜欢走在窄窄的路沿上，像平衡木选手那样上下摆动双臂，在学校里，这孩子也透着一种沉默的活跃，要么走路时身子倾向一侧，要么把手臂缩进衣袖深处，摇晃空荡荡的那截“水袖”，要么腰身后仰，鞋底紧贴地面蹭出一串小碎步，伴随这类动作，神情显露出与自己玩耍的满足感。我把这些视作孤僻孩子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