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租车如同前置了两盏矿灯，昏黄的光仅够照亮一小段路，光柱在路面大幅度地摇晃，可以看到深浅、宽窄不一的车辙彼此交错。四下里黑漆漆一片，我知道自己是沿着嘉陵江边的旧道逆江流而行，却对它无法感知。
从广元机场的高速路拐进一条土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算是完成了暂别一种生活的仪式。对我而言，此行确实不同寻常，长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不曾有过，在乡下过年的经历，不曾有过，与农家孩子朝夕相伴几个月的经历，也不曾有过，后者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个把月前，刘新宇说起那个计划的时候，我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觉得他说的一个月远远不够，至少要三个月，而且包括春节。并不是要刻意挑战什么，而是课题本身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必须潜进去。
刘新宇是“上学路上”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关切的是乡村留守儿童问题，他觉得，对于这个超过六千万的庞大群体，社会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他想通过调查问卷、纪实影像、纪实文学的综合手段，完成一部“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为那些热切的援助之情找对方向。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写打工浪潮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尤其那里的孩子，他们离工业化的轰鸣声最远，受社会剧变的影响却可能是最深的。以浸入式的长程观察，让更接近本真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这是刘新宇对纪实作品的期待，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一路上，除了在夜色掩护下严重超载的货车，很难遇到其他车辆，这些大家伙负荷着江底挖出的沙石，迎面而来，强光渐近，地面微微震颤。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介绍说，我们正行进在四川、陕西、甘肃的交界区域，道路的破败，体现的恰恰是“三不管”地区被忽视的境况。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留意过目的地的位置——甘肃东南的一个县，偏居该省一隅，像某种两栖爬行动物甩出的尾部，就中国的版图而言，它几乎位于正中心，但现实情况是，层层山脉的包裹让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区。
为了选点，费了不少心思。我想，既然要观察更具普遍意义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应该躲开某些极端因素，它们对作者、读者都会形成干扰。我心目中的理想条件是，当地打工家庭的比例接近全国平均值，经济不发达却也不算特别贫困，生活环境不至于用艰苦来形容，这一切，甘肃东南部山区基本符合。公益机构推荐了东胜乡九年制学校，算上学前班，学生年龄跨度超过十岁，可选择范围足够宽。
山路像是永无尽头。车窗外依旧黑漆漆一片，星月全无，根据有限的信息，我想象着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冬季平均温度比北京高出四五度，湿度较大，层峦叠嶂，植被茂密，应该与我熟悉的北川比较接近吧。对于那些大山深处的孩子，则实在想不出会是怎样的状态。
车灯的光在路面上晃得很厉害，某些时候，我的大脑陷于一片空白。
就心境而言，我简直是与留守儿童身处两极——由于我幼年羸弱，母亲过度琐细的关心一直延续到我的成年阶段，对于她的“爱”，我长期处于抗拒和逃逸之中。依恋父母？这种情感对我来说过于陌生了。
因为忐忑，我做了足够多的准备，浸入的决心也远胜于一般写作者。对这次选择，我其实是被雄心激荡着的，临行前还曾向朋友宣告：要发现留守儿童的真问题。
我打开手机里的一个文件，默读着这么几行字：
留守儿童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1、自我伤害，比如自杀（有调查显示，不少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
2、暴力倾向（根源是对父母的愤怒，通过攻击他人或暴力电子游戏释放）
3、其他问题（早恋、沉迷网游、偷东西、学习态度差）
离开北京前，我向至少四位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行家求教，收益可谓不小，我把各项要点存进手机，像锦囊一样随身携带，那几百字里，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与孩子沟通的一些原则、技巧。
出租车一直逆水流上行，它从一个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机说，已经进入东胜乡地界了，我对六个多小时的颠簸之苦浑然不觉，取出手机，又把锦囊里的几百字默记了一遍，以便让自己踏实一点。
漆黑的夜里，屏幕的光线有些刺眼。
东胜乡以为学生的山上老宅 关军 摄
二
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驱散了我一路上的忧虑，那就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低功率的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尤其脸颊，就像涂抹了很多薄荷，冰凉之极，让人无法入睡。
这一天是2014年12月21日，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冻醒，那就再喝一杯。我好奇地找来一支温度计，连续好几次，半夜醒来，看到它标记的室温只有三摄氏度，在喝第二杯白酒之前，我会有点疑惑：自己究竟睡的是宿舍还是冰箱的冷藏室？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由于住宿条件所限，每间拥有十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二十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相当一部分的感冒已经成为常态，这说明人多也不是御寒的好办法。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一位驻校社工如约而来，带我走向校园。
在操场列队的孩子们，目光整齐地移向拖着拉杆箱的陌生人，带着农村人打量人的那种直率。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孔挂着鼻涕，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第一阵课间铃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十多个，当时我正与另一位社工聊天，他们就围在我们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学生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但还是会落到我身上，他们的耳语轻微得几乎听不到，几个学生凑到社工近前，打探着什么——我们之间仿佛隔着玻璃罩。
“干嘛不亲自问他呢？大胆一点。”社工发出鼓励。
“是啊，有什么想问的，说嘛。”我带着笑容附和。
尴尬又持续了半分钟，我依旧受困于玻璃罩，直到一个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打开缺口。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她连续发问，“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转瞬之间，现场气氛炸了锅，玻璃罩无疑已被挤成了粉末。我叫陆紫嫣，我叫金馨雨，我叫王咏梅，我叫何雪菲，他们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多么想努力地记下全部，以便下次被问到“还记得我吗”，我可以大声说出并收获对方满足的神情。随后几天，那问题确实不断被问到，更多时候，我都要慌乱地解释自己的记忆力如何糟糕，“不让孩子觉得被忽视”，这是一条想做却没做好的准则。
最先打破沉默的那个女生是校长的女儿，说话带着朗诵腔，哪方面都显得很特别。与她形影不离的金馨雨，我也很快记住了。其他同学还处于暗自观望我的阶段，金馨雨已经用“嗨，大哥”打招呼了。她脸色红润，额头突出，碰面时会瞪大眼睛，并不断摇动手臂，把自己的热情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充分，有时她甚至对我说：嗨，坏蛋。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金馨雨熟悉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当然，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东胜的天，晴得彻底，阴得也彻底，我到达的第一个月基本都是如此。阴天让人觉得寒冷加倍，一天早晨，我看到操场边的蓝色乒乓球台结了厚厚一层冰霜，几个低年级学生用手在上面画出花朵图案，带有几分清冷孤寂之美。
我注意到一个叫罗睿的六年级学生，胖墩墩的，眼睛很小，可能发育期较晚的缘故，无论身高还是样貌都更像一个孩童而非少年。他通常独来独往，不凑热闹，缺少十二岁孩子该有的活泼和好奇心。我想寻找与他关系密切的玩伴，结果发现，那个玩伴就是他自己。回家路上，罗睿喜欢走在窄窄的路沿上，像平衡木选手那样上下摆动双臂，在学校里，这孩子也透着一种沉默的活跃，要么走路时身子倾向一侧，要么把手臂缩进衣袖深处，摇晃空荡荡的那截“水袖”，要么腰身后仰，鞋底紧贴地面蹭出一串小碎步，伴随这类动作，神情显露出与自己玩耍的满足感。我把这些视作孤僻孩子的特征。
一位女生说，别看罗睿不爱讲话，却从来不肯吃亏，谁要是开玩笑打他一下，他一定会打回来，下手很重，然后转身就跑。他还给任课老师留下性格脆弱的印象，一旦别人说他不好，他会哭。
报名册告诉我，罗睿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于是我很想寻求这种境况与其性格之间的某种联系。他的家就在镇上，五分钟的路程，我提出午休时间跟他去家里“耍耍”，他不带任何神情地回复：“行。”
半山坡上一座土木结构的老宅子，就是罗睿的家，他的亲弟和一个堂弟在看动画片，打工刚回来的舅舅在摆弄手机，少言寡语的外公外婆张罗着午饭。向长辈介绍客人的时候，罗睿只用了两个字：“作家。”然后就把我丢在光线暗淡的屋里，端着一碗泡面出去了，他与两个弟弟没做任何交流，放下餐具就赶回学校——后来发现，每天中午和晚上他回家吃饭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短。
罗睿的父母在山西的砖厂工作，临近春节才会回来，与孩子电话联系不算多——我从罗睿的舅舅那里获得如此有限的一点信息。
几乎每一天，我都利用课间去看看罗睿，拍拍他的肩，翻翻他的笔记，再试图搭讪几句。他的回应总是简单之极，假如觉得我的搭讪没有答复的必要，他就保持沉默。
我照着锦囊的提示做了，我看见了罗睿，但始终无法获得他的友谊，直到离开东胜，仍然没什么进展。
在六年级，鞠玉兰也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不过与罗睿的风格不同。每逢课余，她总是进进出出，东瞧西逛，在第二课堂，别的学生大多在看书或是玩游戏，鞠玉兰则是漫无目的，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
很快发现，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留意地在暗中观察我，她似乎想引起我的注意，又有些犹豫。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脸蛋圆圆的，总是咧着嘴，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最初几天，我甚至觉得这个眼神不够灵动的女生有点没心没肺。
操场上的午餐 关军 摄
三
东胜是一个较偏远的乡，到县城需要两小时车程，蜿蜒于高山、溪流之间的乡路近两年才完成硬化，应该也是受益于灾后重建政策。
东胜的耕地最多只能用分来计算，一望无尽的大山大致呈45度斜坡，每一处稍缓的坡地都被开垦出来，种上苞谷、麦子、包包菜，它满足东胜六千多名村民的所需尚且勉强，再难带来额外的收入。不过，生活环境的闭塞加之西北人的故土情结，使得人们对外出打工心存忧惧，2008年以前，多数人到过的最繁华之地就是寒酸的县城了。
2008年四川地震的北震中位于北川，与东胜的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公里，那场大灾难带来极其强烈的震撼，也为东胜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政策，当地家庭若重建房屋，可以获得两万元的补助，还可以申请三万元以下的贷款，几乎所有家庭都选择享受这项政策。我看到多数新房的水泥房顶还竖着钢筋，似乎在示意：我们还准备继续生长。即便只建了半成品，清偿贷款依旧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负担，短时间内，外出打工家庭的比例迅速由20%蹿升到80%，这实乃无奈之选。
对于早就席卷中国农村的打工潮，东胜人后知后觉，而且是出于“被迫”，不过，外出的潮流注定不可逆转，他们很难再回到田地里了。最近几年，重体力劳动的薪酬大幅增长，即使工地上的小工，日薪也不会少于120元，工作三两个星期，就等于以往农业劳动一年的所得。东胜的壮年打工者，普遍缺乏文化与技能，大多是建设工地的小工，他们也正好是学生父母那一辈。
从学前班到九年级，东胜学校一共有十个班级，2014年8月采集的数据显示，注册学生共有362人，其中166人标注为留守状态，占比为46%，其中最普遍的情况是妈妈持家，爸爸打工。
对于打工家庭而言，可支配收入转瞬之间增加了十倍甚至更多。东胜的生活已经算不上贫困，孩子身上也看不到哪怕一块补丁。
家人外出打工的影响，在学生身上看得出来吗？我和学校的现任、前任校长以及老师们都聊起这个话题，多数人的看法趋于一致：留守儿童问题在这里并不严重。一方面，家长打工已经很普遍，学生不至于自卑，一方面，大多数学生都要住寄宿学校，与家长相处的时间有限。
谈到偏远农村孩子的适应能力，前任校长的说法是“习惯于逆来顺受”，他是土生土长的东胜人，这句让人难受的表达，想必来自其亲身体会。
一位女社工经常要接受六年级以上学生的咨询，他们的问题带有青春期的特征，既包括生理上的疑惑，也包括在友情、爱情上的诸多烦恼，没有人向她说起家人不在身边带来的烦恼。
他们的说法让我有些沮丧。中国偏远农村难道真的有某种特质，足以使得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失效？难道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
出发前，我很希望仅仅带上眼睛，通过观察去发现“真问题”。现在我不得不想想了，真问题真的存在吗？
到东胜的最初日子，对湿冷的畏惧非常强烈，而且，我不确定这样的忍受会有所收获。一个下午，我在位于三层的宿舍里出神地望向窗外，隔着一道小河，对面是一座大山的阴面，我发现太阳下行的轨迹与山的斜坡竟然高度重合，这让整个太阳下落的过程显得非常漫长，像是顺着树丛滑下去的，白花花的阳光洒到水泥地面，被铁栏杆切割成一些条块，看着它们在地面缓缓地变暗，就会意识到，寒夜正在逼近。
寒假前的家长会，东胜乡有些孩子的父母回来了。 关军 摄
四
东胜学校的下课铃声是一小段音乐，很悦耳，哪个孩子不爱这铃声呢？它像打开了一道闸门，喧闹的人流从楼道里涌出来，无论操场还是教学楼走廊，转瞬间达到沸腾状态，三百多名乡村学生似乎有用不完的活力，即使不大说话的罗睿，也在独自蹦蹦跳跳。我同样爱这下课铃声，它意味着可以走近学生，冲他们微笑，陪他们耍，等待他们的信任。到达东胜一周，我认识了差不多一半的六年级学生，也大体掌握了他们的家庭情况。
习惯我的存在之后，少数孩子结束了沉默，带着他们的问题跑到我身边。
“关老师，你会一直在这里吗？”学生们很关心这一点。
“不会，我计划明年3月底回北京。”这是让他们失望的回答，但如实告知也是我确定的准则之一，要让孩子对分离有心理准备。
“关老师，北京欢吗？”只有两个孩子这么问。“欢”在当地方言中有好玩、让人高兴等含义，他们对于我所生活的那座遥远而著名的城市，对于外部世界，并不怎么好奇。
“关老师，你会把我写进书里吗？”一个常见的问题。
“我会写你们的生活，但是，可能不写真实的姓名。”在东胜这几个月，我希望自己极尽坦诚地面对学生，只是暂时要隐瞒一件事——我对留守学生的关注。
“关老师，你会给我们上课吗？”
“我不上课，我只负责陪你们耍。”这是令孩子们开心的消息，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居然只是来耍的。
他们哪里知道，这位新朋友为了与学生相处得更“欢”一些，简直是处心积虑呢，他提醒自己遵循锦囊里的如下提示——
多鼓励孩子。
多拥抱孩子。
只看到孩子积极的一面，不好的一面装没看见。
当学生偷看别人的日记，当学生熄灯后在宿舍喧哗，当学生抄袭别人作业，当学生以零食代替食堂饭菜……全都装没看见？还真不是说说那么容易，好吧，我尽力而为。
最初的接触阶段，我总是对学生说：“你们可以像我的朋友那样，称呼我‘关大’。”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进一步拉近距离，而且，我也担心他们把我等同于老师。在这所乡村学校，多数老师轻而易举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严，体罚学生则是常用的手段，我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对老师非常畏惧，但并不尊敬。前一学期，三四个学生半夜越墙出走的事发生过两次，分别是四年级女生和五年级男生，均与教师的体罚有关。
一天下午，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一个四年级女生独自站在旗杆前，垂着头，显得很醒目，有社工和同学过去劝她，她不肯说话，眼泪流了下来。她被罚站的原因是课堂上用故事盒子（一种接近于MP3的公益赠品）听歌，盒子被没收。
在学校里，对老师的惧怕会在一些细节上体现。有一次，我看到一只乒乓球滚到两个正在聊天的男老师脚边，几个四五年级的孩子面面相觑，都不敢过去捡球，只好求一个路过的低年级孩子帮忙。
学生上课的时间，我有点无所事事，在街上或操场慢慢踱步，想着自己的难题。操场此时是乌鸦收复的领地，它们在大片的空地上悠闲地信步，心满意足。
有时我也留意喜鹊们的忙碌时刻。紧邻宿舍楼的墙外有一棵杜仲树，树冠上赫然筑着很深很大的喜鹊窝，深得足以藏下许多秘密，以它为圆心，成年喜鹊“喳喳喳”鸣叫着，不断飞返又飞离，我猜想，窝里面或许有幼鸟需要照料。
一个中午，金馨雨突然在二层外走廊上大哭起来，谁劝都没用，过了一会儿，她回到自己座位，继续释放悲情，她带着哭腔抱怨几句，然后趴在课桌上大哭几分钟，这情形重复了几遍。她哭得太凶，听不清说了什么，只是大略知道，一个男生开玩笑时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我听说，金馨雨的痛哭上课之后还持续了一阵，这悲伤来得如此意外，而且像她平素展现的欢快一样，显得色彩浓烈。
一节课以后，金馨雨又恢复了活力，“嗨，大哥”地喊着。我知道，避免难堪的好办法就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一位社工告诉我，一个七年级女生曾找她解惑，也是因为类似的激烈反应。那女生很活泼，自认为有男孩子性格，但某些时候比其他女生更敏感，一旦别人提及妈妈如何如何，她就会情绪失控。
我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只是尚不知道，适合以怎样的方式去探寻她们情感的秘密。
在对我观察一段之后，鞠玉兰与我的交流多起来，还喜欢搞点恶作剧，比如溜到我身后轻轻捅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发生。
鞠玉兰进行着风格独特的自我表演，在走向我或是另外两位社工的时候，她经常很夸张地作蹑手蹑脚状，腿打着弯，身子弓着，手臂不自然地端着，或是像京剧舞台的龙套演员出场一样，鞋贴着地面，快速地划动小碎步，表情也是神秘兮兮的样子。相比于罗睿的自我陶醉，鞠玉兰是希望被看到的。
第二课堂书架上面，有一个纸杯，里面插着十多支用彩纸和废笔芯制作的玫瑰花，鞠玉兰取下来，告诉我这是她的手工，叫“芳香玫瑰”，她拆开一个，给我演示花瓣是怎么折叠的，她的手很巧，而且追求完美，反复说这个没弄好，不好看。不久，我招呼几个学生一起在黑板上写字玩，鞠玉兰最初不愿参与，后来试着写了几个，总是边写边擦，很在意字的好坏，又显得对此没信心。
紧张的期末考试结束了，放假前，几个学生在本班教室的黑板上写写画画，多为“老师辛苦了”之类，年轻的班主任走进来，看了看黑板，表情严厉起来：“谁在黑板上乱写乱画？赶紧擦了！”几个学生不敢作声，乖乖地从黑板上抹去了在我看来难得一见的抒情。
也是在那块黑板上，我写下手机和QQ号码，期待着会有学生与我联系。
教师放假比学生要晚一些，利用这个空闲，我去找六年级班主任聊天，听听她对留守学生的看法。
张老师教语文，她发现学生都学会了使用套话，作文中很难看到真实的感受，教程中有几个段落安排了“口语交际”，以此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很多人说话时声音很小，甚至头都不敢抬，这种偏远山区孩子的怯懦，在留守儿童身上更突出一些，张老师记得，有一次“口语交际”的题目是关于亲情的，有学生为难地问：老师，可以不说吗？
与张老师谈过自己心事的，似乎只有金馨雨，她的父母都在外打工，感情出现危机，正在闹离婚，其他学生的家庭情况，这位班主任都是间接获知的，那些信息带给她的感受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心理问题会更严重一些，也包括金馨雨那种情况。37位学生中，一个男生的爸爸在施工隧道里遇难；一个女生的妈妈久病不治，去世后留下天文数字的家庭债务；另一个女生的爸爸因赌博输钱而自杀，都是最近三两年的事。还有一个男生，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有了外遇的妈妈抛弃，爸爸平时也在外打工，那是一个比罗睿更沉默的少年，被同学们称为“忧郁王子”。此外，有三四个学生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家长的暴力或家庭的重组。吴子琦，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忧郁王子”的名字，却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年轻的张老师已带班两年，她讲出许多我观察不到的东西。她认为缺少家人关爱的孩子更缺乏自信，注意力也不容易集中，听课的时候会走神。
“我个人没有留守经历，对于他们的心理很难理解。有谁会关心农村孩子的心理呢？我这代人也一样，都是自己承受。”
听到孩子们的压抑、怯懦，我感到难过，但又不能否认，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内心深处更想听到的消息，是他们确实面临困境，而不是凭借“逆来顺受”搞定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