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0日下午，“静园雅集”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茶道和日本的美意识”。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杨教授、张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周悦教授出席活动并参与讨论。
李长声先从日本茶道中的“三千家”说起，现今日本比较著名的茶道流派大多和千利休及千家流派有着深厚关系。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晚年隐居后，千家便分裂成三大流派——“表千家”、“里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这便是“三千家”。茶道是一门手艺，也是一门生意，千家善于经营，在茶道界独大。茶道延续主要靠血脉和权威，即封建的家元制度。
李长声简要介绍了茶道的产生背景与历史渊源。道教早于佛教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道”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技艺。从中世到近世，“艺”逐渐加入伦理性，纷纷演变为“艺道”，于是，“茶道”一词便应运而生了。其实，较之“茶道”这种颇具玄意的表达，“茶汤”或“茶”的说法在日本更为普遍。千利休曾说，“茶汤，就是把水烧热，点茶，喝，而已。”《广辞苑》载，“茶汤”指“招待客人，点抹茶，并且设筵开席，也即茶会”；“茶道”指“用茶汤修养精神，钻研交际礼法”。随着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茶道作为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涉及建筑、园林、美术、工艺、饮食乃至宗教、思想、文学、艺能等方方面面。例如茶室属建筑范畴，露地（茶庭）属园林范围，茶具属于工艺，点茶和饮茶的动作又可看做是一种表演行为。因此，李长声认为，以茶道为题，几乎能道尽日本文化。
讲茶道，便要谈到茶。茶在唐朝时期便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9世纪初，日本汉诗有云“吟诗不厌捣香茗”，其中的“捣”字，意即将中国唐朝的团茶捣碎；南宋时期，武士平清盛把持国柄，推行与宋朝的海上贸易，商船往来频繁；日本和尚荣西赴南宋借道去印度参拜佛迹遭拒，却偶然得到临济宗黄龙派的衣钵，将禅宗、茶和宋朝文化带回日本。荣西带回日本的宋茶用石臼碾成齑粉，叫做抹茶，也作挽茶或碾茶。李长声表示，日本人也喝茶叶，名为“煎茶”，鼻祖乃明末清初来日本的隐元禅师，而他又是日本黄檗宗的始祖。
李长声继而谈到，茶道与禅密切相关。首先，二者一同被和尚荣西带回日本。其次，创立茶道的三代人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都曾在京都大德寺参禅，并极力使茶道摆脱日常俗世，变成佛道修行。珠光参禅点茶，悟出禅就在茶汤中，这便是所谓茶禅一味。同时，禅僧的墨迹是茶室必不可少之物，茶书《南方录》称，“墨迹为第一，乃主客一心得道之物也”。进茶室（茶道术语“入席”）遵循这样的礼法：首先要先行礼，再抬头往里看（看见的便是挂在墙上的墨迹），接着欣赏茶道器具，之后坐到自己的席位上。
李长声表示，其实茶道的源头是在中国。他举了茶道工具茶筅的例子。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谈到：“茶筅以筋竹老者为之。”《大观茶论》中还记载了茶筅的使用方法，“手轻筅重，指绕腕旋”，现在的日本茶道表演手法亦是如此。和尚荣西可能是第一个在日本寺庙里用茶筅点茶的人。在千利休之前，日本茶道中使用的茶具主要是唐物名器，并以福建建窑烧制的天目茶碗最受推崇。同时，上文提到的茶室墨迹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痕迹，如今日本茶道界第一墨宝非宋代高僧圆悟克勤莫属。日本与中国对待茶的态度有所不同，日本把中国茶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七事之一上升到了文化的层次。对此，李长声谈到，“很多日本事物，我们仿佛站在河边，只见河水在眼前流淌，叹为观止，却不知道或不关心它是从哪里流来的，这无疑是可惜而可叹的。”
接下来，李长声谈到日本茶道中的两种流派，即“书院茶”与“侘茶”（也称“草庵茶”）。银阁寺中的同仁斋，四叠半大小，铺满榻榻米，便是“书院造”的原型。书院式建筑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房间里有个“床之间”——也就是用床之间的地方挂字画、摆花瓶。若在书院式宅第里喝茶，饮茶前要先欣赏主人收藏的唐物，这样的茶汤就叫做“书院茶”。当时的权贵们争相将“请来”的唐物视为珍宝，似乎拥有唐物就等于拥有了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优越感。
“侘茶”，也叫“草庵茶”。“草庵茶”在后世成了气候，以致现在的人们一说茶道，几乎就是指“草庵茶”。草庵并不是指简陋的房屋，而是一些好茶的富商在自己的宅院里辟出一片另人联想到深山幽谷的小庭院。在庭院里搭建一个隐士所居的草庵，便当做脱离世俗的“市中山居”。村田珠光改造的茶室，墙上尚糊有白纸；而武野绍鸥干脆裸露土墙，却保留了唐物；千利休则干脆把空间只剩下二叠大小（两个榻榻米），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庵。京都妙喜庵的待庵茶室传说为千利休所使用，也是最古的茶室，四面土墙，茶客进去后只剩下窗户采光，有意营造了一个别有洞天的环境。如今四叠半是茶室的普遍形式，在小屋里浅酌低唱，便是“四叠半趣味”。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小小的茶室暗含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千利休曾改造茶室，在茶室窗下开了二尺见方的小口供茶客出入，写做“躏口”。茶客需先在躏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一眼望见墙上的墨迹，再钻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由于躏口狭小，武士无法持刀进入，后来被附会诠释为茶室里人人平等云云——于是茶道又多了一重思想境界。
谈及日本文化之美，李长声称其华丽又简素。京都金阁寺金光灿烂，像极精美的和服与三岛由纪夫的文字，这种华美一看便知来自恢弘大气的中国文化。京都另有一银阁寺，涂满黑漆，又因年久失修而剥落如疤，日本人却从中看到美，名之为“寂”（さび）与“侘”（わび）。“侘”就是不求装饰，结构简素，色彩枯淡，像是中国留有大片余白的水墨画。金阁寺华丽，实属露骨地显示中国文化；银阁寺简素，却是将中国文化不突出的部分加以极致化。所以，日本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然生发，而是取之于中国，再加以剑走偏锋的改造。
茶道主要发挥了简素的美学品格。日本哲学家久松真将这种品格归纳为七种：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与静寂。李长声重点解释了“枯高”一词，“枯高”，有“寂”（さび）或“涩味”（しぶみ）的意味。在日语中，“寂”与“锈”同音，历经岁月而生锈，不见生气与活力，便显得高雅。例如茶室或寺庙里立着石灯笼，上面生长了青苔，就是“寂”的样子。又如王维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便是七种情趣兼备的。
李长声指出，茶道之美还在于‘侘’，而‘侘’之美也是中国人最不易理解的。在此，他援引千宗旦《禅茶录》：“不把不自由当作不自由，不把不足当作不足，不把不顺当作不顺。”传说，丰臣秀吉便要来千利休家赏花、开茶会，然而千利休却把花统统拔掉了。丰臣秀吉原本恼怒至极，进门却看见花瓶里插了一朵牵牛花，便只有赞叹了。扫荡满园春色，只留一朵，这便是“侘”之美。又有传说，有人得一尊贵茶罐拿去给千利休品鉴，完好无损时不得青睐，摔碎后再拼接起来反而获得大师的青眼相加。由此可见，“侘”，不是贫，不是简，而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审美角度。
千利休将“侘”发挥到极致，打破了对唐物的崇拜和迷恋，而这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否定。做茶碗时，千利休让工匠用手捏、用竹片削而不使用辘轳等工具。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东西，既不均齐也不圆润。而就在那时，中国的陶瓷技艺已经十分精良。可见，若要将中国文化改造成日本文化，则非另辟蹊径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这套审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中国文化就是反传统，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某种“前卫艺术”的潜质。
李长声继续谈到，茶道兴起之初只是筵席的附属，恰似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喝茶聊天，后来慢慢升级为喝出境界、吃出境界。他在此援引里千家的家元千宗室的原话，“茶道常被说是‘招待的文化’，其实是‘寻找自我的文化’”，“茶道是修炼。删繁就简，尽量舍弃身上的虚荣、嫉妒、鬼花样，寻找本来的自己，接近本来的自己”。茶道集社交性、修行性、艺术性与仪式性于一身，其基础是社交性，于是便产生了“一期一会，不盼回头”的独特美学意味。主人请客人喝茶，不在意有滋有味，而注重有板有眼。主人的态度谦恭又谨慎，发自内心地招待客人，道就在其中了。
活动最后，李长声与到场嘉宾和现场观众就自然意识、匠人精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精彩的交流。
责任编辑：王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