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总计19个省级行政区。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
从地形上看，它包括
四川盆地、西南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
。与蒙古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比较，长江流域诸区域处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的三级位势。
一般说来，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线时政权多处衰落期，如果再继续失去长江，则国家就进入了要么换代要么分裂的前夕。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南明，清时的太平天国乃至1949年初的蒋家王朝等，都是这样。
南宋时辛弃疾虽不完全赞同“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说法，但也认为这是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
下面我们还是由西而东，分段论述长江流域的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四川盆地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黄河和长江都在大约东径110度的地方出现向东转折，在转折西面均留下富饶且有险可据的盆地，主要有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李白诗《蜀道难》就有“剑阁 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说。
四川盆地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所合围，这大幅抵消了外敌进犯的力量。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势，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立都于成都退可东据汉中、西扼剑阁，确保自存；进可由汉中北上陇西以进长安。
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庆和成都之间，川东重庆的战略位置亦不可小觑，它是从四川东出的桥头堡。控制重庆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败的经验值得注意。蒙军数次入蜀的目的是从西面打通东出三峡并与荆湖地区的蒙军汇合，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拿下重庆。然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蒙军均遭失败。公元1239年8月，蒙军再度入蜀并夺成都，但在重庆受阻且被迫撤军。公元1258年，蒙哥挟西征欧亚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军轻取成都后随即困于重庆，久攻不克并致使蒙军统帅蒙哥陨命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城，蒙军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
重庆万州地区濒临长江三峡，扼川江咽喉，有“川东门户”之称，水路上距重庆市区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境内山峦起伏，由此出三峡可直取宜昌并进逼荆州，取荆州北可进南阳盆地进逼洛阳，东可进武汉直逼南京。
与成都相比，重庆依险为固，易守难攻，为久攻而难见其利的天险之地。
鉴于这些历史经验，20世纪初，四川军阀经营四川时亦将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 ，1937年底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日决定从南京迁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没有象诸葛亮那样选在成都而是放在重庆，并使“重庆成为后方兵器工业中心” 。
但是，
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
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 ，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
“交
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 ，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500至2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 明帝由此止步。
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 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
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
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
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 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
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