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陷入衰退之中。在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席卷全球之后，民主正在退潮。同样退潮的还有对自由全球经济的信念。两者之间有联系吗？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一对夫妻，虽然他们经常磕磕碰碰。如今，这段关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出了“民主倒退”的观点。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雅恰•蒙特(Yascha Mounk)宣称“民主断裂”(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指出在美国和欧洲民主信念下降这个令人沮丧的现象。“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其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2016年总计有67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出现净下降，有36个国家出现增长。这标志着连续第11年净下降国家数量超过增长国家数量。”

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表明了民众中间对自由贸易的敌意。在后危机时代，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对华尔街和全球金融自由流动抱有浓浓的敌意。反对人员流动也很常见。

“系统性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 IV)数据库为1800年以来的民主进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视角。从1800年到2016年，被评为“民主的”政体的数量，从22个中没有一个，上升至167个里有97个。实际上，在1800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威权体制。接着民主政体数量在19世纪下半叶上升，在一战结束时大幅增长，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急剧下降，在二战结束时再次飙升，随后一直稳步上升直至1988年，并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出现爆炸式增长。威权政体数量在1977年达到89个的峰值。随后，随着苏联解体以及独裁体制的失败日益明显而大幅下降。遗憾的是，自1990年以来，大约50个国家成为“半民主状态国家”(anocracies)，也就是说处于政治混乱状态。

名义上的主权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因此聚焦于世界上民主政体的比例是可取做法，同时也有可能将该比例与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率联系起来（并非巧合的是，其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标——人员和资本流动——与贸易密切相关）。

这种相关性虽然远非完美，但相当密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期。反过来，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去全球化和去民主化时期。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基本稳定的时期（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开放被大多数新独立国家的闭关自守抵消）。全球化在上世纪70年代再度兴起，接着是民主化浪潮。除了全球化以外，另一个有力的民主化的首要指标是民主国家在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胜利。民主政体数量在民主国家胜利后都大幅飙升。

简言之，归根结底，工业革命导致了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政治革命。此外，全球化阶段一直与民主扩张相关，同样，去全球化阶段与民主退潮相关。

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哈佛的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论称的，经济繁荣时期民主涨潮，反之亦然。自1820年以来，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高收入国家的收入甚至增长的更多。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要教育。此类改变以及工业化战争的大规模动员，强化了对政治包容的需要。

反过来说，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摧毁了当时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危机损害了今天的全球化，导致了贫穷、不安全感和愤怒。此类情绪不利于健康民主体制所必需的信任。最起码，民主体制需要人们相信，赢家不会利用他们暂时获得的权力打击输家。如果信任消失，政治就会变得具有毒性。

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经验之谈。民主和资本主义依赖于平等的理想：所有人参与政治决策并在市场上各尽所能。在不太久以前，这些自由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然而，二者也存在深层次的冲突。民主政治取决于团结；资本家们不关心国籍。民主是国内事务，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平等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很少关心财富的分配。民主体制说所有公民都有权发声；资本主义让富人有最大的发言权。选民渴望一定的经济安全；资本主义往往会兴衰交替。

国家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是破坏性的，就像上世纪30年代证明的那样。然而历史也表明，这两个体系的确同行相伴，尽管并不和谐。

这不是说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体制，也不是说所有市场经济必定是全球化的。这里是说，稳定的民主体制也拥有至少相当开放的市场经济。就管理复杂社会的事务来说，还没有哪一种其他方式被证明是可行的。现在的目标必须是管理资本主义从而让它能够支持民主，以及管理民主从而能够让全球资本主义更好地服务于所有人。现在，我们把这段婚姻搞得一团糟，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另： 资本主义将走向终结？

每当时机来临，同样的陈词滥调就会卷土重来。对科隆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誉主任、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这个陈词滥调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内，有无数知识分子预言过资本主义会很快（或者至少将最终不可避免地）终结。资本主义却一直存活下来。然而，施特雷克认为，这一次，情况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处于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或是已死，或是即将死于自身的过度发展、但因为没人有能力将其腐朽的身躯挪开而仍明显活着”。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复的论文集结而成的著作。本书预见了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缺乏一套较为协调并具备最低限度稳定性的机构，来维持社会成员生活的正常化并保护他们免受各类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伤害”。这样的社会将给“寡头和军阀提供丰富的机会，同时让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就像是始于公元5世纪、现在被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长的过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预言家于一身。作为分析者，他质疑民主制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作为道德家，他厌恶一个建立在贪婪之上的社会。作为预言家，他宣称这种罪恶的报应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天堂必将到来。相反，他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反乌托邦式的——不是伴随着一声巨响，而是伴随着一声呜咽。他主张，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再将私人恶行转化为公共利益，其“作为一种自我繁殖、可持续、可预测以及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就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太资本主义，到了对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认为，战后普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联姻正走向破裂。通向这个结局的道路经历了几个连续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上世纪80年代的公共债务爆炸式增长；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债务上升；之后的金融危机（其后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宽松、公共负债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伴随资本主义的是“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演变的财政危机”。早期的“税收国家”变成了“债务国家”，现在则变成致力于通过降低开支来削减赤字的“整固国家”（也就是“紧缩国家”）。

有三种潜在趋势促成了这种情况：经济增长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剧和债务的激增。施特雷克认为，这三种趋势相互强化：低增长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难，解决方法往往是过度借贷。他认为量化宽松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荒谬的，他的这一观点与他所藐视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致。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与右翼观点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趋势带来很多坏处，没有丝毫好处。

施特雷克为数不多的精辟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对压力的反应描述为“应付、期盼、嗑药和购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强调失控的金融体系、充斥着逃税避税的掠夺性的富豪统治、将大部分公共领域转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导致的政经领域的腐败，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施特雷克也对欧元进行了强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论述，他认为欧元是对民主政治的一次冲击。“德国，”他表示，“由于其在2008年以后恢复了经济实力，以及该国因为出口强劲是欧洲货币联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实上统治着欧洲货币联盟，使其成为了一个德国经济帝国。”

施特雷克指出，欧元区寻求将多个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要通过民主上具备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是不可能的。欧元将要么灭亡，要么以一种不民主的结构存续下去，屈从于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由技术官僚掌控的央行和占据霸主地位的德国来管理。

施特雷克关于欧元这种机制很愚蠢的观点令人信服，但预测今天的欧洲将落入类似黑暗时代的境地似乎就有点荒谬了。当代欧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预期寿命、个人自由和安全水平，都是黑暗时代乃至罗马帝国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