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随着“2020 年国会山骚乱”“2020 和 2021 年特朗普弹劾案”和“2024 年 7 月特朗普遭枪击事件”的发生，美国的政治极化在不断演进与深化。美国的政治极化在价值观念、经济差距、文化裂痕、党争机制、选举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同层次的诱因，我们对这些多方面的诱因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揭示了一些长期的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政治极化下美国大选进行了跟踪与展望，当前哈里斯轻微领先民调，但摇摆州选情仍不明朗。在所有摇摆州中，更多的选民在涉及经济、通胀、移民、警务和犯罪以及国防问题上更信任特朗普，而哈里斯则在医疗保健、堕胎、选举诚信和环境方面更受信任。哈里斯在吸引年轻、女性和黑人等关键选民群体方面拥有优势。另外，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带来了选民观点的“脆弱性”，这加大了各类意外事件与突发舆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基本内容
美国信条与价值制衡：美国信条是美式认同的核心来源，但也是其政治极化的诱因。
美国社会存在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具体表现为，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并由此产生根本的反政府、反权威特点，这种美式政治理想，或称美利坚信条，实际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来源。但一系列价值观念在美国社会松散共存，而多种价值可能存在内在冲突，形成“价值制衡”，引发“认知失调”，也成为美国两党不断争吵，政治极化的诱因。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差距在“控枪与堕胎”“医保与税收”“种族和性别平权”等议题上显现，成为选举必答题。
经济矛盾与文化裂痕：经济矛盾与文化裂痕诱发“左翼仇富，右翼仇外”的民粹叙事。
经济层面的相对剥夺感为民粹主义政治叙事提供了空间。为迎合民众的激进情绪，左翼诉诸收入和阶层矛盾，右翼高举种族和文化旗帜。在政治方案上，左翼反对资本垄断，右翼抵制“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但这些方案往往加剧了政策资源分配的难题。文化层面上，美国种族矛盾“久病难医”,多数和少数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随着有色人种人口比例的增长，其政治代表性的不足引发不满，而白人群体担忧前者成为未来的“绝对多数”，将危及自身利益，双方对立愈发尖锐。
政治权利与选举公平：围绕选举规则和公平性缺陷的争论又成为政治极化的一大表现。
从选举结果看，过去的三任总统选举中有两位胜选的总统输掉了普选票，2000年小布什总统选举和2016年的特朗普总统选举，而各州选民在大选中的投票效力差异巨大，两党大选的选举资源仅倾注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从代表性来看，尽管少数族裔占比逐年上升，但国会议员的种族代表性仍不足以匹配所对应的人口基数。政治资源显著有利于资深议员，政治权力分配不公导致选民代表性鸿沟。基督教徒和犹太族裔在经济能力上的优秀表现也让其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参众两院的规则斗争：“选区重划”“冗长发言”成为两党塑造各自竞争优势的工具。
在“席位即权力”的背景下，众议院和参议院成为两党斗争的战场，一方面，众议院选区重划的结果关乎两党长期竞争力和选举基本盘，历次选区重划均牵动两党动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州长、国会议员等各方的政治资源进行博弈，一场为了公平性考虑的制度改革被异化为两党纯粹为争夺席位而开展的“拉锯战”。另一方面，围绕“让法案通过”和“阻止法案通过”，两党把参议院议事规则的运用变成了一场场政治游戏：把议案作为不相关的修正案加入其他议案、利用规则把议案绕开委员会直接进入院会、以“冗长发言”实质改变法案通过所需的票数等等。
价值认同与制度失望：美利坚信条仍然得到选民高度认同，但对联邦政府却信心低迷。
选民的价值认同一是源自对美国制度设计背后的民主原则的高度认同，二是基于美国光辉历史衍生出的对其制度修复力的积极评价。而与此相对，民众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的信心却持续低迷。民众对“现行制度”的失望和对“美式民主”的自豪并行不悖，导致任何政治制度改革都寸步难行。螺旋上升的循环往复破坏了美国政治体系赖以成立的基本合法性，带来选举公信力的下降和暴力事件的频发。任何民主党尝试的制度修正都会被共和党反对，而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