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古典史学中，传记史学是重要的史学体裁之一，我国西汉司马迁（约前145—前86）的《史记》和古罗马帝国时期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6）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是中西光彩夺目的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史学著作。早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就从作者的时代、内容和影响等方面阐明了两者所具有的可比性。本文拟延伸此思路，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进行一些比较。
关于传记的特点，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第一章里写道：“在这一卷里，我将叙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击败庞培（Pompe）的凯撒（Caesar）两人的生平，这两个人值得记述的伟大事迹为数太多，我不能不首先说明，我只能把他们一生当中的最为人称道的事迹简单地加以叙述，而不能对每项伟业都做详尽的记载。我现在所撰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从那些最辉煌的事迹之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楚地看出人们的美恶品德，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者片言只语，往往会比最著名的围城，最伟大的军备和死亡数以千计的战役更能使我们了解人们的性格。”在这段话中普鲁塔克表明“传记则描写人物的性格”。“不收集无用的历史资料，只是转述那些可以用于了解人的道德面貌及其性格的事实”（《尼西亚斯传》）是普鲁塔克撰述《名人传》的基本方法。
在普鲁塔克看来，历史和传记是人们自我认识的两种形式。“历史叙述人民与英雄的事迹”。历史叙述的对象是那些足以影响国计民生的政治、军事之类重大事件，如希罗多德叙述希腊波斯战争史的《历史》，修昔底德斯叙述斯巴达和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有罗马的恺撒记叙其率罗马军团征服高卢地区的《高卢战记》等等。这类题材的主要特征是借助作者的自身经历和众多事件经历者或目击者提供的确凿无疑的证言和证词，以彰显其无可争议的历史真实性；而传记不然，其研究的对象则是不可触摸和目击的人物心灵和性格，人们无法像历史一样可以通过准确无误的时间和地点作为依据进行论证，只能依“人性总是人性”这一朴素人性论为依据，再通过生活的细节和动人的轶事来描绘人的灵魂。
可见，在普鲁塔克看来，历史和传记是两种记述体裁，历史是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而传记是记叙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二者不能等同。不过，在《名人传》的其它地方普鲁塔克又经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或以历史的标准加以要求，将二者试图统一起来。如他在《提修斯》传记开头所说的那样：“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子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具有历史的容貌。但是，如果确有荒诞无稽、难以凭信的话，那就只有请求宽厚的读者先生们，对古人的故事听听而已。”正如郭小凌先生所指出的，这表明了普鲁塔克“认识上的矛盾性和游移性”。
与普鲁塔克不同的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标志，中国传记并没有将叙事史加以抛弃，而是将叙事史同传记二者结合起来。《春秋》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书，其后的《左传》则在编年史春秋的基础上，增加人物的细节描写，使内容更为丰富，人物表现力更强。其后的《史记》则是集先秦史学之大成，形成了传记史学的模式。对此，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是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太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题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己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显然，在钱穆先生看来，编年体和记事体虽前已有之，但司马迁对此进行了改造，虽源于前者，但已高出于前者，三者的结合，并非三者简单相加，而是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即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和叙事为辅助的，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
“传记”（Biography）的西语词源于希腊文“生平”（bios）一词，是指以研究个人生平为形式的历史著作，即对某一具体人物生平事迹所做的叙述，它的重点在于剖析个人的社会作用。因此，历史学家与传记作家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个人的经历作为其历史叙述的对象。对于《名人传》和《史记》而言，就具有这－特性；但由于两人的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他们对史与传记的观念的理解及在运用这一观念时的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
在西方史学史上，普鲁塔克并不是传记的开创者，并却被尊为传记体的集大成者。如上所述，普鲁塔克《名人记》中有历史记叙手法。然而他更注重用轶闻和细节来代替历史重大事件，以人物内心的思想和性格的表现作为历史内容，从而彰显了历史人物性格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用传主的思想代替表现历史内容。所以，他是一个自觉的传记作家，但却不是一个史学家。
司马迁与普氏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一，在《史记》中，司马迁以“论载史文”为己任，将历史人物的叙述置于严格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自觉地运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对传记人物加以塑造，对人物的心灵和性格进行探索，以刻画出众多但又各有特色的历史人物，使传记的真实和历史事件的真实结合起来，心灵的描述与历史事件的因果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二，与普鲁塔克徘徊于历史与传记之间相对照的是，司马迁在着力使传记作为历史记述的体例之时，强调《史记》最重要的支撑点是历史的真实性，始终以自己出自史官世家而自豪。司马迁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显然，同普氏相比较的话，司马迁强调自己并非是在创作和塑造人物的思想和历史过程，而是时时刻刻复原历史的真实特色，将人物的思想和性格最终统一于鲜活多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司马迁的史学“范式”。清代郑樵誉之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亦说其撰史手法乃赵翼“史家之极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