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常言道”，其实“常言道”并不都高明。比如“身外之物”，多指名利，或对名利之争的轻蔑，此外还有什么吗？问题是何为“身内之物”？“身内”未定，“身外”难免疏漏。这让我想起一位国人对幸福的总结：“高知不如高官，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舒服。”真可谓步步进取，直指“身内”。便又让我想到国人多忌谈死，你一说死，立刻引来劝慰：“哎呀哎呀，您千万可别这么想。”怎么想呢？死，难道可以因为不说它，它就终于不来？渐渐有点明白了：“身外”既已摒弃，“身内”若再有失，后果自不堪言。好了，“身内”已辨，“身外”也就有些轮廓了。但“身内之物”迟早是要玩儿完的，靠些迟早要玩儿完的东西来鼓舞自己和祝福别人，总归不妥。故“身外之物”切不可一律轻视。
习惯中，“心”与“身”、“灵”与“肉”常相对立，故可推想，“身外之物”中还有心灵，或说精神。试想，以此类“身外之物”去祝福别人，不好吗？相当于说您灵魂不死，精神永在——就像媒体上常常颂扬的那些伟人。
又比如有人曾跟我说，那常见的祝福之词“身体健康，精神快乐”，不如颠倒过来——“精神健康，身体快乐”。是呀，精神的境界，怎么能仅仅是快乐呢？记得有人就曾赞美过“平静的坏心情”。止于快乐的精神，难说不够狭隘，就算是幸运吧，也得有迟钝来配合。精神又迟钝，身体又健康，这哪里是祝福？分明是嘲讽了。而精神又健康，身体又快乐，才是最佳配置。身体无论强弱，快乐都是目标。而健康的精神，则不仅可以享受快乐，更能够应对苦难。徐悲鸿有一副座右铭式的对联“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可见其精神是何等健康，而绝不会是说，因此身体可得其何等的舒适与保养。
还有两个常用的词，也该就其不同的底蕴较个真儿——“爱”和 “喜欢”。比如恋爱，“爱上了”和“喜欢上了”，现在就弄得很没有区分。然而不幸的婚姻常是两类：爱，但不够喜欢，或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喜欢；喜欢，但很少爱情，或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爱情。怎么讲？喜欢，多是对其容貌、体魄、健康等等而言，即“身内之物”。爱情呢，则不拘“身内”，更是强调“身外”的汇合，那当然就只有凭据心灵或者精神了。不好说缺了哪一项更易忍受，惟当祝愿有情人都能“鱼与熊掌兼得”。但在某种时候，“爱”与“喜欢”的不同就会鲜明。什么时候？你喜欢上了另一位！怎么，不可能吗？若不可能，爱人就无需选择，你或者打一辈子光棍，或者就有美满的婚姻按时向你扑来。喜欢，肯定是多向的；正如性，若非多向，进化一事即告拉倒。但，爱情就不是多向的？若不是，博爱也得拉倒。这问题我在《丁一》中掂量过，简要的认识是：爱情的本质，乃心灵战争中的一方平安之地，乃重重围困下的一处自由之乡，乃人心隔肚皮时的一份两心互信之约。只能是两心吗？不不，博爱从来都是理想。但正如施米特所说：三人成政。只要有三个人，就难免敌我之虑，就有了政治。因此又可以说：爱情，甚至是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信仰。它既希望不受政治的伤害——比如罗密欧与朱莉叶，白娘子和许仙；又希望得到政治的支援——比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比如同性恋者正在争取着合法权利。但后者多要加一个“愿”字，而前者的醒目标题是“现实”。因而婚姻是政治，要多数人喜欢或容忍；爱情是信仰，个人自由，别人最好不插嘴。
但就像早年一部电影《流浪者》中说的“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婚姻和爱情也常常互不承认——比如你不承认第三者的爱情，第三者也挑战你的婚姻。不管具体何因吧，挑头作乱的都是欲望。欲望都要谴责吗？其实它是动力，原动力。不信消灭掉欲望你试试，一切都要拉倒。爱欲的最初表现是喜欢。喜欢，常常已经有了性因素。接下来呢，传统的话，法律只承认婚姻；先锋的话，爱情不承认法律。无论你是传统还是先锋吧（现在好像没人管了），麻烦都在于另一种情况：你已经有了婚姻，甚至这婚姻中也有爱情，传说中的第三者便要显形成真。当然了，要是他/ 她跟你“性”一下之后明确表示瞧不上你，谢天谢地事情就好办多了。然而他/ 她“喜欢”你，甚至还“爱情”着你，这就麻烦。只拣三种情况来研究：老婆或丈夫并未发现你的出轨，而你却发现“喜欢”远远抵消不了说谎的痛苦，便了结了这一不轨情缘，自行回归。你不仅了结了这一不轨情缘，还向老婆或丈夫作了坦白和忏悔，但不被原谅。坦白之后，老婆或丈夫原谅了你，可第三者却纠缠不休。
先说：出轨毕竟是错误，但在爱情中，错误可以原谅，谎言则不可。谎言是爱情的头号敌人（或“喜欢”的潜在盟友），因为爱情原是要在心灵的战争中建设一处自由、互信的净土。你终因不能忍受谎言而放弃了喜欢，表明这是一次真正的爱情事件，是一个爱情重于喜欢的突出例证。所以，你不是传说中那种不懂爱情的人。相反，：是这样的老婆或丈夫不懂爱情，更不懂那坦白之于爱情的价值，他们只懂婚姻。那么：这样的老婆或丈夫才是伟大的老婆或丈夫，才是真正的爱人。而那位第三者只懂得喜欢，或还懂得那句祝福——“身体健康，精神快乐”，但都只对着自己。只对着自己的事，一般与爱情无关。
我是在为出轨者开脱吗？有可能。以己度人，我以为人人都会因“喜欢”而在心里有所出轨，没有相应的行动就好，但也可能是没有相应的机会。但若把出轨直接与爱情的失败画等号，就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出轨，应属一次法律性错误，而回归与否，却是一次面神的抉择。婚姻是人订之约——由司法部门出具证明；爱情却是神证之约——“你愿意他/ 她做你的丈夫/ 妻子吗？”这是神问，要你用灵魂回答。这样想，倒是不能以回归与否来判定你是否违背神约了；回归是爱情战胜了喜欢，不回归呢，也可能是。人约可背，神约莫违，关键的依凭是爱情——如果你把爱情看作信仰，而不仅仅是法律的话。因而，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离婚也就正当。但若婚姻中没有的爱情，第三者那儿却有，该怎样评价“出轨”呢？当然，出轨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它却并不违背信仰，所以再婚亦属妥善之策。可是，如果第二者死活不跟你离，第三者又誓言死等，可咋办呢？惟一的希望是大家都能懂得：婚姻（法律）不可以不尊重，但爱情（信仰）毕竟是根本。就是说，你先得守法，否则淫乱滋生；然后，你当何去何从，终于还是得面神而问——以你的诚实之心，看你的爱情何在。
因而就有了一个总结：法律先于信仰，信仰高于法律。这差不多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这就又让我想起不久前广为争论的一件事：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争论得热烈而且糊涂。说人权高于主权吧，先就会给些不轨之谋以借口；其次，难道不是主权为着人权，倒会是相反？如果相反，则想必慈禧太后也会喜欢——无论她是在保卫主权，还是在出卖主权。
大凡局面两难，就当另辟思路。既有了前述那一总结，想来就应该是：主权先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凭什么？很明显，主权在法律的范畴，人权则属信仰。
法律是怎么来的？为使不同信仰的人群都能享有同等权利，大家协商，相互妥协，制定了一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便是法律。所以，一旦人们有了矛盾，就该先去问问它，看自己是否履行着当初的承诺。可是，法律乃人智的产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发生了法律也不知所措的事情，又该去问谁呢？当然了，要完善法律，可完善它的根据是什么？曾经制定它的根据是什么，现在完善它的根据就还是什么。曾经你问的是谁，现在就还问谁去！这样，料必你就会问到“天赋人权”那儿去。天赋的，即人所固有的、没人愿意失去的。比如说，谁不想活吗？谁不想幸福吗？谁愿意让别人掐着自己的脖子活吗？天赋的，就是最高的，不可违背也无法再问的。难道有谁会问“您为什么想活、想幸福、想不让自己的脖子给人掐”吗？所以说人权高于主权，正如信仰是法律的根据。主权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权的，否则它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主权就是主权，并不对另外的事负责，那它要留要卖就都是它自己的事了。反对出卖主权，说到底是不容忍它损害了大家的人权。如果损害了，就应当改善它。改善的根据，前面说过了，去问那个不可再行追问的最高者。至于改善是否合时宜，够策略，则另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