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从港岛赶回长沙，为参加一个聚会。
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在长沙教的学生毕业聚会，从1996到1998年，我教了他们两年刑诉法，兼做班主任。今年是他们毕业20周年。
我很看重这个聚会，特意又把返程高铁改签提前到上午出发，这样我就能在天黑前从长沙东边的高铁站赶到长沙城西的望城区聚会地。
22年前的夏天，我从军都山下的政法大学毕业来到张公岭上的这所中专学校任教，可谓是从校门到校门。
我带的班是九四级四年制小中专法律班，我们习惯把这个班叫做九四小中法。
至少在1998年以前，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中专是非常重要的跳出农门的路径。而在众多中专里，政法类的学校因为其权力含金量显然更受青睐。
从长沙汽车东站往东，沿张公岭、马坡岭到螺丝塘，隶属省委政法委以培养培训政法人才为主的省司法学校（另一块牌子是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隶属省司法厅以培养司法干警为主的省司法警官学校、隶属省公安厅以培养公安干警为主的省警察学校三所政法类中专学校，就依次散布在这个地方。
我任教的这所学校有四个层次的学生群体。有在职培训的全省政法系统学员，有已经参加工作又通过成人高考后来脱产读书拿大专文凭的干警，也有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入的学生（我们称为大中专，陈建湘就是1992级大中专学生）。最后一批就是从初中直接考入的孩子（我们称为小中专）。
这批通常也是禀赋最为杰出的读书种子，初中毕业考中专，意味着竞争十分激烈，需要成绩相当优秀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选择走这条路的孩子另一个特征是，往往来自经济比较困难的农村家庭。在那个年代里，考中专，既能跳出农门，又能早参加工作几年，确实不失为性价比较高的选择，甚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班上一个现在已是维稳办副主任的同学告诉我，当年他考上司法学校，全村人都来放鞭炮恭贺，父母也高兴得请电影队来放了一场电影请客。
但相对正常的求学与成长路径，这个群体毫无疑问会在知识结构和社会资源上要相对吃力一些。他们没有经历高中和大学，三年或四年中专相当于别人的七年高中和本科。也就是说，在正常孩子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要学成毕业踏入社会了。
我的胞兄也抄了这条近路，1985年初中毕业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考入湖南另一所中专学校。前段网络上重新翻出来的北大才女张成祥（网名飞花），也是初中毕业时差一点就选择直接去读中专，她同样是来自醴陵农家的湖南农村孩子。
在现在西安等地争相“抢人”的时代里，后来者已经很难理解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群体了。这其实是高等教育不发达的特殊年代里，被时代所牺牲掉的一个群体。
所以十年砍柴在他的《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中，极具同情和惋惜地称这个群体为“被早收割的一茬庄稼”。我在十年前的一篇旧文
《
父亲的三句唠叨
》
里也曾谈到这个群体“
那时囊括的恰恰都是一大批贫寒之家中最优秀的读书种子，宿命般地消耗了1980年代里一代最具天分的少年人的梦想，至今鲜见有教育专家们来提及”。
在我的记忆里，九四小中法是个庞大的集体，一共80个学生，28名公费，52名委培（公费和委培的区别是后者往往父母一方在政法系统任职）。1994年，这帮可爱的弟弟妹妹们从湖南全省的初中考入这所学校，基本是77、78、79这三个年头生人，年龄其实比我小不了多少。他们在司法学校的前两年由我一位同事兼兄长负责，后两年由我接手。
李繁荣是我很关心的一个学生，他是冷水江人，28名公费生之一。冷水江是湖南娄底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自清代起就盛产一种叫锑的有色金属，这一百多年以来就是著名的锑都。
世界含有其匹的矿产资源和李繁荣的家境似乎看不出联系，和每一个来自湘中农村家庭的孩子一样，李繁荣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简朴和寡言。
他个子小，头大，又毫无意外地瘦，就分外显得头大，在同学嘴里的绰号叫大头。脸色总是不太好，总是穿着一身蓝色或黄色中山装，但学业总是很好，这是他留给我的突出印象。
（左下角即为李繁荣，这是他就读司法学校时的老照片）
他总是满腹心事的样子，不像其他来自城镇的学生善于也喜欢和老师聊天，似乎也不是特别合群。校园里撞见他的时候，大多是他一个人独行。细想下来，我和他的交往并不多，大部分停留在档案资料和阅卷打分写评语这些技术环节上。
面对九四小中法这群孩子，我常常开玩笑说是一个学渣老师碰到一群学霸学生。因为我自己属于不怎么会考试的那种，而这个班留给我的印象是大部分孩子都特别会读书，也特别刻苦，尤其是这28名公费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