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政府长期滥发法币，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640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45万倍。法币信用完全破产了，经济体系也渐趋崩溃。为挽救危局，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抛出币制改革方案，相继公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法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

实际上，币制改革的风暴中心不是无战事的北平，而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8月20日，电视剧中只闻其声的“建丰同志”，也就是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督导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开始了他的“上海打虎”行动。

当天，为了晓喻全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财政部长王云五端坐在主席台上，用中英文流利回答中外记者有关币制改革的各种提问，气氛颇为活跃。“老记”们向这位政府的“财神爷”提出颇为棘手的问题，而王云五左右逢源，颇为适宜地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半点风声，尽管有许多谣传，但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和政府的进步。会后，这位刚上任3个月的部长，踌躇满志地钻进了轿车……殊不知，就在一天前，一桩因金圆券泄密而引发的证券交易大案已经发生。金圆券泄密案成为蒋经国上海滩打“虎”第一案。

王云五

1948年8月20日，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探知：有人于19日金圆券推出前大量抛空永安纱厂股票，一夜暴富！他马上将这件事告诉了报社经理李子宽。李子宽知道其中的分量，立即嘱咐在21日的本市新闻栏登出，标题是“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文中透露：“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消息一经见报，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

一时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怀疑这个隐名之人是王云五的挚友、国民政府经济部前常务次长潘序伦，潘序伦闻讯马上登报辟谣；有人说是前任钱币司长戴铭礼，因为他认为币改不合时宜，会出大乱子；还有人说是经济部长陈启天。而上海证券市场更流传着证券交易所将要停业的“内部”消息，并称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已将此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老七、潘序伦三人。

风声传开，王云五坐立不安，刚到上海的蒋经国更是震怒不已。任凭谣言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

财政部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连下几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事实，均应彻查凭究。该案报纸上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南京检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5675号通知”，并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真相，以正视听。

唐、孙二人旋即赶赴上海，顾不得旅途劳累，驱车直奔上海路212号《大公报》经理部。李经理一见来者，知道事情闹大了，于是告知这个消息是记者季崇威采访所得。当晚，唐、孙寻到季崇威，晓以利害，希望合作。哪知季崇威认定了文以载道这个理，不愿为三斗米出卖朋友。唐、孙二人软磨硬逼，终无收获。财政部派去的王鳌堂监理员，也驱车拜访《大公报》老板王芸生，结果，王芸生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得知此事，上海金融管理局也开始着手调查卖出股票的各位经纪人，但经纪人账内，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数量，最多的仅50至80万股，并无任何违法之举。金管局的官员们推测，如果没有巨额抛空，肯定不是场内交易。于是与其他调查机关取得联络，并派精干人员在外从旁调查，以期获得线索。

8月28日上午，各路人马汇集上海市警察局会议室，会商破案之策。会议开了一半，突接南京总统府电令，全文只有五个大字：“限七天破案。”各位干将神情紧张，蒋经国在会议室里踱着方步，说：“望各位同仁通程合作，互通消息。各位多是有经验的破案高手，相信我们一定能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给政府和人民一个交代。”

由于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均隶属财政部，财政部命令两方会同检查。会后，财政部特派员王鳌堂将调查的当天各经纪人交易数量记录表全部提供给金管局。恰巧上海交易所将交易所各经纪人证券成交数量表也送了过来。两相对照，仔细核查，在237家经纪号中，重点检查卖出永纱股票数量300万股以上及其他有场外交易嫌疑的各经纪人。这次检查大有收获，承认有场外交易行为的有190号林乐耕，据调查他于8月11、12日左右买进永纱股票1600万股。另外有场外交易嫌疑的还有三家。

于是，一个重大嫌疑人——林乐耕浮出水面。“马上拘传林乐耕”，上海金管局局长林崇墉一声令下，连夜亲自讯问。由于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引发了股市连续下跌，眼见自己的资产越来越少，林乐耕本就一肚子怨气，现在有人过问，便将事情经过全部说了出来。林乐耕说：“我的证券号自7月份以后交易清淡，直到8月16日才开始有大户交易。因为16日杜维屏抛出1600万股，我买进，到18、19日杜维屏又抛空，他问我要不要？我不要。后来杜维屏在19日下午就抛给16号经纪人泰丰证券号500万股，又抛给192号经纪人天裕证券号500万股。除8月19日杜维屏抛空外，还有28号、237号、65号、145号、38号、231号等经纪人也有抛空。另外，我还在市场上听说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

《北平无战事》

林乐耕的一番供述，牵出一个重大线索——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可是谁敢动他呢？大家都感到棘手，只得汇报蒋经国。小蒋此次来上海，已下了断腕的决心，他下令：不论是谁，都给我拿下！

获得“尚方宝剑”后，上海市警察局立即搜查有场外交易嫌疑的杜维屏的华美号。恰巧杜维屏不在号内，便直接审讯职员朱道东。在一问一答中，朱道东神情镇定自若，答话滴水不漏。没有获得任何线索，警察便要查封该号。此时，杜维屏出现了。双方交涉，决定暂不查封该号，但须杜维屏出具说明书。杜维屏说：“这个容易。”大笔一挥，顷刻便就。只见说明书写着：本公司开设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领有财政部经济部设字第三一三九号营业执照，董事长孔令侃，总经理杜维屏。经营工业事项：一、建筑砖瓦事业；二、印刷事业、油墨油漆；三、食品及渔业冷藏；四、苎麻等贸易事项。

看到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大家知道，这个案子没法继续往下查了，还是回去向小蒋报告，等待指示吧。于是一个警员向杜维屏交代说：“你号明明是工贸公司，并非正式证券经纪人，却进行着代客买卖股票情事，这是违法的，希望你这几天暂留上海，随传随到。”杜维屏唯唯称是。

9月2日上午，上海市警察局七楼会议室，检察院检察委员、市警察局、金融管理局及财政部周德伟参事等会同审讯了杜维屏。杜维屏带来了下属证券主管邱云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审讯原始笔录，有如下线索：

据邱云峰交待，8月19日早晨，公司还没开门就有客户李伯勤携两个女人来了，一开门，两个女人每人就要抛出200万股，公司限制每人100万股，但是他们愿意付保证金，于是允许她们继续交易。他们抛完后股票就跌停。下午他们又来了，与其他客户聊天得知，其中一个女子是李伯勤的妹妹，另一女子是北方口音，看她们的形色，很是慌张。此时李伯勤卖出了300万股，看到股票已经跌得不成样子，两个女人就没有再卖。闲谈时，李伯勤说早已得到消息…..

孔令侃

“马上拘捕嫌疑犯李伯勤及那两个女人。”警察局局长下令。一干警员随即根据线索来到延庆路，发现这并不是李伯勤的家，而是他的妹妹李国兰的家，李伯勤只是长期借住于此。李国兰正在吃饭，被戴上手铐后，警察让她说出哥哥的去向。她拒不作答，只说李伯勤已离开她家半年多了。不过通过李国兰提供的讯息，警察将住在湖南路343号中国石油公司宿舍内的另一女人杨淑瑶也拘捕归案。警察随后从李家仆人处探悉：李伯勤有时住在复兴路瑞华坊他的朋友高详生的家里。

同一天下午四时，两名女性嫌疑犯在不同地点同时被审讯。李国兰丈夫叫陶启明，在南京财政部资料室做秘书，目前就住在部里。自己的长兄李伯勤在华美证券号做交易生意，并没有固定职业。李国兰说：“19日早晨，我去找徐太太杨淑瑶，一同到华美证券号卖股票，恰巧在电梯上遇到李伯勤。自己两次共卖出股票200万股，赚了约24亿，徐太太卖出200万股，李伯勤卖出300多万股。由于自己在华美没有开户，就托兄长李伯勤代开户做，一切手续托他办的。”当问及丈夫陶启明的职业经历时，李国兰回答，丈夫原在台湾高雄地方法院任推事。后由好友介绍，进财政部工作已两个月。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马上接通了南京财政部部长办公室的电话。王云五已下班回家，接电话的是该部秘书长徐百齐。徐百齐一边做着笔录，一边淌着汗，等对方讲完挂上后，他还机械地重复着：“好，我马上呈报部长，好，我马上呈报部长。”随后，忐忑不安的徐百齐坐上黑色小轿车，从南京市中山东路财政部，绕过新街口，直奔鼓楼王云五的公馆。车子在崎岖的马路上颠簸着，徐百齐的心也在剧烈斗争。手中的电话记录写着：立即扣押陶启明，消息暂不公布，以免有关人犯闻风潜逃。这份记录呈上去，自己又会有何下场呢？

原来，陶启明进财政部，正是徐百齐做保人介绍来的，而币改的消息也是他透露给陶启明的。这种关系，这等大案，徐百齐越想越怕……

王云五看完电话记录，恼羞成怒，当即与徐百齐赶回财政部，立即通知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派人去财政部三楼单身宿舍捉拿陶启明。并手书一封公函交给黄厅长，上面写着：“本部秘书陶启明，据报十九日曾抛售永纱股票，该员泄漏公务秘密，嫌疑重大。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如此不法行为，实堪痛恨，应请贵厅即予逮捕，依法究办。”

当天夜里，南京警察厅派出警员千余人，各交通要道、车站、中山码头，均分发陶启明的复印照片，严加盘查。直到深夜，终于抓捕了赴宴归来的陶启明。9月3日上午8时即开始审讯。熟知法律的陶启明，百般抵赖，死不认账。5日，他终于忍受不了警员的轮番“轰炸”，招出同案犯还有他的上司兼朋友徐百齐。

徐百齐原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翻译工作。由于出色的翻译水平，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赏识，被聘为高级职员，从1931年到1942年任商务印书馆法律书籍主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王云五以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身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徐百齐任行政院主任秘书。1948年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时，徐便改任财政部秘书长。同年6月，本在台湾法院任推事的陶启明因“法律、英文均好”，被徐引荐人财政部当秘书。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游行宣传金圆券改革，口号是“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改他的头”

陶启明被捕的第二天，徐百齐自感罪责难逃，主动找王云五密谈了数小时。然后，王云五电话通知警察厅长黄珍吾：“徐百齐为表明心迹，自请看管，请派员来部监管。”第二天，王云五又在行政院报告中说：全国银行封关两天的电令，均由徐百齐拟写。随后，又发函致黄珍吾：“本部停职秘书徐百齐，因为陶启明之介绍人，自请看管。如果贵厅认定徐百齐有重大嫌疑，请自行逮捕，拘押法办。”

于是，徐百齐被“请”到了警察局。

但是，真正的大老虎正在一旁偷笑呢。被抓的5名案犯总共只卖出了700万股票，而杜维屏从8月16日起就已经开始大肆做空，到8月19日，已经卖出了数千万股票；还有其他多家证券号也集中卖出了大量股票。难道他们只是凭借运气？鬼才相信。

上自蒋介石、蒋经国等同府要员，下至宁、沪数千警员，均插手这桩金圆券泄密案，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打虎行动也草草收场，成了旧中国结束前，最后一出完整的自欺欺人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