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初版问世之时，正时值全球金融危机深谷，中国也在忙于应对危机冲击。回头来看，本书的出版真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社会各界对金融普遍持负面态度，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给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贴上了“贪婪”“掠夺”等标签；另一方面人们对“什么是金融” “金融为什么”等话题特别好奇。金融市场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经历了一次次金融危机，但每次危机之后，人们不仅没有放弃金融，反而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使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得更健康、更深化，这背后的道理、缘故是什么呢？许多读者朋友怀着求知探索的热望，从各种严肃的金融学术读物和通俗的金融普及读物中寻找答案。在这个大背景下，《金融的逻辑》获得了众多读者朋友的认同，他们纷纷表示，本书增进了他们对金融的认识和了解。我对读者朋友们的支持和认同表示感谢。
金融危机虽然为《金融的逻辑》的出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危机本身也强化了一些固有的错误观念，形成了一些错误、片面的说法。这些说法的核心问题，就是金融的定位问题：是不是只有看得见的实体经济才能创造价值，而金融不创造价值？显然不是的。与此相关的错误观点和说法的大行其道，甚至影响到决策层中的许多人，对中国企业、个人和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提升是非常不利的。
这些观点有时听起来很有道理，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更让人觉得有道理，因为从表面上看，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都是吃穿住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金融交易这些“虚”的东西既不能填饱肚子，又不能提供温暖，所以，只有那些生产实物的实体经济活动才是真实的产出，这种劳动才创造价值，金融活动不创造价值；生产型经济才是发展的重点，而金融这样的“虚”行业也当然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些观点的广为流行，说明社会大众距离真正理解金融、理解经济学原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首先，没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业，金融也是实体经济。我们应该看到，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人过得好、过得幸福，只要我们做的会给人增加幸福或说增加效用，那就是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人的效用增加来定义价值、定位价值，而不是以是否生产实物来判断价值创造。
农民种粮食，工人造汽车，我们知道他们在创造价值，因为他们给人提供了粮食和交通工具，解决了人们的吃和行。医生虽然没有生产实物，可是治好病给人带来健康，使人的效用增加，所以，医生当然也在创造价值。那么，金融家的活动是否创造价值呢？
我们还是根据金融是否改善人的效用为标准进行判断。就以意外保险为例。现在有了财产的意外险，即使发生火灾水灾，房产毁了，也不用担心一家人是否还能活下去，因为保险公司可以赔付，这样，心里就有安全感。相比之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没有保险等避险金融产品，一旦发生灾害，众多家庭往往无家可归，面临生存挑战，甚至被迫把妻女作为避险资产使用，以求得一家其他老小活下去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市场带来的不只是让更多人的心里更安全踏实，而且把女性从避险工具和相配的妇道约束中解放出来，使女性得到解放。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金融虽然不直接增加物质的总产出，但是通过给人们提供丰富的跨期配置收入与消费、平滑风险事件给生活带来的冲击的工具，让人们不至于一时饿得难有生路，一时收入多得无处可花，使每个人一辈子的总体效用达到最高。金融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生产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却使人类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整体效用大大提高。
在我们看来，实体经济不应该由是否生产实物来定义，而应由是否增加人的效用来定义。工人、农民、企业家通过生产实物，提升了人的效用，而金融家通过提供跨期配置风险、跨期配置收入的工具，也提升了人的效用。只要是在从事提升人类效用的经济活动，就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并不只有工业和农业是实体经济，金融等服务行业也是实体经济。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难以走出“生产东西的行业才是实体经济”“金融是虚拟经济”这种误区呢？这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在传统农业社会或者更早时期，生存、温饱一直是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物质生产能力始终低于人的需求，物质短缺一直困扰着人类。于是，人们在判断什么活动创造价值、什么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时候，自然以是否在生产粮食及其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换言之，当物质供给始终不足、许多人处于饥饿或饥饿边缘的时候，物质生产的边际价值最高，解决温饱、让人活下来是最重要的，其他像金融这样的经济活动边际价值相对较低。因为物质生产能直接解决今天的短缺问题，是为今天能活下去服务的，而金融更多的是解决跨时间、跨空间价值交换的问题。如果今天的生存还没解决好，人类社会当然顾不上考虑明天、后天是否能活得好了。所以，在传统农业社会、在物质短缺的社会里，人们自然以是否在“生产东西”来判断是否在做正事、是否在给社会做贡献，社会盛行“唯实物经济”价值观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为这种价值观和物质短缺的现实，农业社会几乎只有实物生产经济，没有金融经济，人们很自然地把从事金融的人或商品交易的人视为“不务正业”，甚至视为“剥削者”。
好在1780年左右开启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到19世纪上半叶慢慢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它通过机器代替人工，使每个人每天的物质产出大大提升。到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许多行业的物质产能开始超过需求，开始出现“市场营销”“大众广告”这些新型职业。试想，当社会处于物质短缺的时候，是消费者自己去寻找商品，是卖方“俏”买方“贱”，卖方当然不需要花钱做广告、做“市场营销”了。可是，随着物质生产能力于19世纪后半期超过需求，买方就走俏了，卖方就必须在竞争中通过广告获得消费者的注意。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大众广告的出现标志着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社会开始走出物质短缺的时代，向物质过剩的时代迈进。
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中国于1978年后开始改革开放，工业革命不仅使先发达的国家走出物质短缺，而且使中国、印度这些人口大国也快速走出物质短缺，进入产能过剩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过剩的物质产能通过出口市场找到了销路，但之后出口市场渐渐饱和。与此同时，与产能过剩形成最大反差的是中国社会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金融服务供不应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当物质产能过剩的同时金融产能短缺，那就说明物质生产的总体边际价值为负值，而金融服务的边际价值最高。也就是说，此时需要重点发展的不是传统的“实体经济”或“实物经济”，而是金融行业，因为后者的边际价值最高，金融业的发展能快速提升社会的整体效用。因此，从经济学和金融的逻辑来说，应该“要重点发展金融经济”。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年头不久，很多人对于金融行业有误解。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因为一次或几次危机而中断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危机有时甚至是金融业必要的清毒、消毒过程，为其接下来更健康、更深入的发展奠定基础。退一步讲，金融业伴随各发达经济体存在并深化发展了多个世纪，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金融对社会的正面价值。在看到并认同这个结论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认清金融背后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