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国式过马路”，只盯着行人素质是无解的

朱昌俊|文

甘肃兰州2017年1月1日起开展“史上最严”交通整治，坚决对交通秩序影响最严重、长期以来最难整治的行人乱穿马路等行为“宣战”。兰州公安交警部门披露，截至4月底，共处罚31290余人次，行人违法大幅减少，“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明显退潮。

对于闯红灯者，兰州警方先是口头警告，对于不服从管理，恶意闯红灯的，坚决执行处罚，“拒不缴纳罚款的，警方一律通过查验身份证、工作证确认其所在单位，书面通报其工作单位”。新闻称这是“创新执法管理”，就全国范围看，其实未必。

这些年，对于“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各地交警部门可谓是“各显神通”。像兰州警方这样罚款、通告单位的，其实不少地方都搞过，除此之外，还有人脸识别曝光、装高隔离栏杆、罚站岗、纳入信用记录等种种花式治理。最近深圳更是启用了一款名叫“智能行人过街系统”的高科技神器。

闯红灯是交通违法，要疏导、管理，无可厚非。但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理手段，也堪称是“中国式治理”：执法成本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运动性执法特点，效果难以保证，甚至执法边界存在争议，倒还再其次，关键是治理理念存在偏差。

这些执法举措，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闯红灯是“素质低，需要管”的执法认知基础上。但行人在交通体系中的表现，不仅关乎素质，更与整个交通体系的设计有关。最常见的如，不少路口，红灯时间长，绿灯时间短，要按规则过马路，是对人耐心和速度的双重考验。而马路越修越宽，本就对行人产生了更多的不便，但对行人路权的分配，却并未有相应的跟进。再者，交通规则的设计，也多侧重于车辆而非行人，甚至斑马线上也是人让车而非车让人，这些都加剧了“中国式过马路”的流行。

所以，要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只拿素质做文章，注定无解。有人搬出国外也对闯红灯严管来论证重罚“中国式过马路”的合理性。这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观察视角。要知道，国外在严管之外，更对行人安全过马路采取了更多针对性的保障。如信号灯设置优先保障行人的路权；尽量缩减行人过马路的距离。

建立在权利对等之上的严管，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也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当然，相较于对路权分配的优化，突击式执法管理，来得更简单，也似乎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效果，树立管理绩效。这也是为何如此多地方都热衷于向“中国式过马路”宣战的重要原因。

新闻报道里说，在对3万多人处罚后，兰州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明显退潮。但长期效果到底会怎样？可循的先例是，北京于2013年曾严处闯红灯“带头”者，可事后一年媒体调查发现，“中国式过马路”依旧。而这么多地方高调试点，若真有效，估计也无需一茬一茬的“创新执法”了。

所以，还得多管齐下，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创新道路规划，充分保障行人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