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覈词简。当代太史公金冲及于2024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
金冲及先生是今日最懂党史的人。
金冲及的这条脉络近可从胡乔木、胡绳延展，远可追溯到司马迁、班固、陈寿，金冲及参与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可以算作是今日的「史记」。
我并不是在有意替逝者夸大。相反，在我和许多不同身份、地位、职业的长辈的沟通交流中，常常发现，尽管他们经历过自己成长的时代，却只能从自身的经历、视角中叙述起自己走过的几十年，而这样的叙述是断裂的，深究下去会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时代的主流
，也许在某一阶段他踩中了时代的脉搏，但在下一阶段可能就被时代甩开，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自身的经验和情绪，并不能大而全地概括所处的时代。
是的，
大而全
。
研究党史与共和国史的专家学者有很多，不自谦地说，许多知名或不知名或不允许知名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我几乎都拜读过，但我依旧要说，金冲及在这其中是硕果仅存的大而全专家。
在叙述金冲及的著作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金冲及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金冲及是上海青浦人，在其父的回忆录里，他父亲通过族亲金剑华在上海《时报》担任记者，而后去了陈立夫创办的《京报》，乃至到了《中央日报》，最终跟着周佛海创办了《中报》。
我们不必避尊者讳，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首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小孩，一定常年与统治圈接触，尽管年岁尚小，但对于理解这些人的行为逻辑和对他们祛魅，是非常重要的。
祛魅指的是什么呢？不仅是祛崇拜，也是祛神化。
事实上将一个历史人物视作无所不能的阴谋家本身，就是一种神化，是一种身在局外的神化。
其次，他父亲是作为记者的身份进入的，虽然有接触，但不涉及核心利益，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格局外的超然视角。
在这个视角里，
他可以尽可能地观察各方面的利益、派系
，而不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去站队。
更重要的是，在他14岁那年，就抗战胜利了，而他当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在他还没有成年或者说还没有定型的时候，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他没有历史包袱，但又一定比同龄人获得了更多的社会经验，这样的跳出视角使得他对于社会整体有一个自我意识的产生。
我相信，
抗战胜利带来的对于家庭、国家的巨大变化，一定是他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
之后他被复旦历史系录取。这又是一个关键节点。
在近代以来的上海诸多大学中，交大和同济的老牌名校，复旦反而没有今天这么高的地位，相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大放异彩的上海大学与已经被取缔的圣约翰大学在当时赫赫有名。交大的地下党力量虽然很强，但从叶恭绰开始就一直在孙科的手里。同济的校方则与德国关系密切。因此复旦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就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
因此等到了建国后，在院系调整中，交大去了西北，同济被拆分，复旦则吸纳了很多院系（包括浙大的数学系），逐渐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学校之一。
金冲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入党的。
而当时的上海，干部体系主要来自三野，青年学生党员里有很多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跟着二野过去，金冲及恰巧在这个时候被安排留在了复旦，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紧接着，金冲及当了复旦学生会主席，被选为第二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到院系调整前当了复旦大学团委书记。
当时的高校和今天还不太一样，当时的高校是分配的，而且在复旦这样的学校，毕了业以后一般都是直接成为干部，从《金冲及自述》里也能看到，他当时的同学后来都一个个去了祖国的各个角落，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甚至不只是干部，金冲及1995年回到复旦时也说过，复旦当时的10个院士他全认识，当时的100多个博士生导师他认识一半。所以这个时候金冲及
不是一个学者身份，而是一个党务干部，而且是一个为上海培养提供生力军的党务干部。
我想，这样的实践对他来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拥有了数年的党务经验，可以时刻将国家政策与自身的工作对照；另一方面他所在的位置不高也不低，不会超出能力范围太多导致失控，也不会因为接触面太小而脱离与上层的接触。
这使得他其实对于政策的执行，一定有非常直观的认知。作为白区干部，他入党时间比较晚，没有历史包袱，但建国后我们又长期需要行政干部来对地方进行治理，这时一套完整的行政干部体系的上传下达就非常重要了，金冲及
恰好是在干部体系初建的时候成为了中间的节点，那么他对于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一定远高于其他书斋里的学者。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杨西光曾经说过，他在复旦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季宝卿，一个是金冲及。金冲及在他手底下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写讲话、工作计划、文件。这个不是单纯的复述，而是要先理解领导的意思，然后根据领导的意思与当时的大方针，要保证不出错，要保证能执行，要保证有后手，是需要字斟句酌的。往往讲话和文件里变动一个字、一句话，背后就是重大变化。
那么第三个重要节点是什么？
是石西民去北京。
金冲及1964年离开复旦，抽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呆了一年，1965年初就到北京了。
在这之前，金冲及都是笔杆子，而且是一路向上的，在复旦期间虽然工作但也发表了一些史学论文。而后他去了市委写作组，专门给市委班子写文，后来石西民调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指名要金冲及随同调到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这件事很关键，对金冲及来说也许是个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他离开了与老同事们一同的赛道，走上了另一条赛道。至于老同事们在干什么，这个熟悉历史的朋友也都知道。
我想，这件事对于金冲及来说，一定会反复琢磨。他在《自述》里面说，我那时倒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服从组织调动，就来了北京。没有太多想法，这件事很关键。塞翁失马，当时笔杆子很热，是会加很多杠杆的，他没有因此加上杠杆，但也因此没有遇到后面的很多事，
在这样的反复对比中他一定对于历史上许多选择有着更深的认知。
而后就是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去了中央文献办公室，要编写《周恩来传》，点名金冲及过去的事情了。很多人认为金冲及是党史专家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的，其实不然，他是在八十年代才真正接触党史，和许多早早接触党史的人完全不同。
但他的内功不是党史，自身的背景、过往的经历、更高尺度的史政观察，这些是他的内功，这些是他能够在接触党史时迅速成长（虽然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的原因。
所以他也一定会明白，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是两件事。
不必讳言，
金冲及是在参与政治
。相信一定有大量人说他在迎合云云，但我想说的是，这不用迎合，他的存在本身和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参与。
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是两件事，前者本身就是政治行为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