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之于我,犹如一个冷漠的传说。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几乎没有向我讲他的过去,可小时候不管我走到哪里,乡亲们总会拉我进家好饭好菜招待一顿。他们眼睛里似乎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
从母亲的讲述中,我拼凑出了父亲的故事。他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属于中共地下党员。接下来的就都是“野史”了。我的故乡地处鲁豫皖苏4省交界,在那个年代曾是各方势力交叉斗争聚集的地方。父亲先后被伪军队长偷袭追捕,被还乡团长抓捕领赏,被保长和甲长等伪政权出卖,3次被捕后都被乡亲和组织营救,两次实施武力反击突围,才保平安至全国解放。
母亲讲得平静,我却能够感受到当年她心中的惊喜、恐惧和感激。惊喜是父亲娶她时,有威风凛凛的队伍去迎亲。那天父亲骑着高头大马,肩背匣子枪,英俊威壮的形象家喻户晓。尽管第二天天不明父亲便消失在夜色里,但母亲每讲到这里,眼中的光把屋子照得亮堂堂。她的恐惧来自于国民党的疯狂搜捕,母亲带着姐姐剪短头发,脸上涂满锅灰,一边讨饭一边逃亡,直到逃亡至沂蒙山区的红色区域才脱险。为此她常发感叹:“跟着你父亲就没过一天好日子。”母亲的感激来自于解放后的喜乐、平安。解放前国民党一次次反攻倒算,村子里那些反动势力家族及其后代都磨刀霍霍,扬言要杀我们全家。因为解放了,全家才终于得以保全,母亲总是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家人。”
听了母亲的讲述,我若有所悟。可乡亲们的热情仍旧那么突兀,冷漠的父亲依旧是一个谜。父亲过世后,这个谜团似乎永远都解不开了。
我跑去问大姐,但她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刚解放时父亲任党代表,办公地方就设在自家,收缴的地主财物和解放区下发的新币都堆在我家伙房,由专人看管。钱财刚入伙房时,父亲曾拿出随身佩枪,严厉地对家人们说:“一张毛票也不能动,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当时就把她吓哭了。另一件是大姐上学期间,别人家的孩子被保送上大学,可父亲手中有名额却不肯给她,就是父亲的战友主动提出帮她,父亲也不同意。言语中能看出大姐的一些怨气。
还是村里一位年长的叔叔提供了信息。他告诉我,父亲在乡改社后被“拔白旗”了,原因是当时粮产虚报问题严重,父亲却坚持实报。灾年来临前,父亲就在湖边改田种粮备荒。叔叔说:“灾荒之年,我们公社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后来,严重虚报者被免职并开除党籍,而父亲却因私自开荒有资本主义倾向,被下放到学校任校长。后来父亲多次向组织提出,校长应由有文化的年轻人担任,自己不懂文化,愿意回村当农民。最后组织只好批准,父亲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开始搜寻自己的记忆。母亲每次与父亲吵架都会提起一件事,解放后她是公社的妇女部长,但每次提出加入党组织,都会被父亲挡住。提到这里,父亲总是有些气短,边笑边推托:“一家两个党员,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家里姐弟众多,父亲却拦着不让参军,我也曾问过他原因,他说:“你还小,不知道扛枪意味着什么。”
我当兵是偷着报名参加的,接兵干部来家访时,父亲对我说:“当兵两条,一条是枪要打准,不能丢人;一条是加入党组织,代表家里没有与党脱节。”我当兵后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按他的要求做的。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