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Political_Economics） 文：穆瑞·N.罗斯巴德/译：禅心云起
我国受到大量经济神话的困扰。这些神话扭曲了公众在重要问题上的思考。以下是这些神话当中最有害的十个及对其错误的分析。
⿻神话一、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
最近几十年，联邦财政一直出现赤字。在野一方，无论哪个党，其不变反应是把长期通货膨胀归咎于这些赤字。而执政一方，无论哪个党，其不变反应是主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两种相反的说法都是虚妄的。
财政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开支超出税收收入。筹措资金弥补这些赤字，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如果是通过向公众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那么赤字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因为没有新钱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居民还是机构，只是将其银行存款用来购买国债，而财政部则用这笔钱去花销。货币只是从公众转移到了财政部，而这笔钱再被花到其他公众成员身上。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体系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倘若如此，银行造出了新钱，因为购买国债要创造新的银行存款。新钱，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再由财政部用于花销，之后持续不断地进入经济支出流，造成涨价及引起通货膨胀。美联储通过一个复杂过程，允许银行产生相当（所购国债）金额十分之一的银行准备金以创造新钱。因此，如果要让银行购买1000亿美元新债，用于弥补赤字，美联储就将收购约100亿美元的旧债。这项收购让银行准备金增加了100亿美元，从而让银行节节扩张出十倍于此的新银行存款或新钱。总之，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实质上“印出”新钱来为联邦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财政赤字在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范围内造成通货膨胀；而不是在公众提供资金的范围内造成通货膨胀。
某些政策制定者举出1982-83年财政赤字加速扩张、通货膨胀程度减轻的事例，作为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的统计“证据”。这根本不是什么证据。一般价格变化由两个因素决定：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1982-83年，美联储以大约每年15％的增长率高速创造新钱，其中大部分用于扩张财政赤字。但另一方面，这两年的严重萧条增加了货币需求，也即降低了花钱购买财货的欲望，以应对严重的商业亏损。货币需求的暂时补偿性增加，不会使财政赤字形成通胀的能力减弱。事实上，随着经济复苏，财政支出增加，货币需求下降，用于花销的新钱会加速通货膨胀。
⿻神话二、对于私人投资，财政赤字没有挤出效应。
近年来，美国储蓄和投资率低得令人担忧。无可厚非的忧虑之一是，巨额联邦财政赤字会把储蓄转移到非生产性政府开销，从而挤出生产性投资，在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维持方面，产生越来越显著的长期问题。
某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试图通过统计来反驳这项指控。他们宣称，1982-83年，财政赤字不仅居高不下，而且处于攀升之中，然而利率下降了，从而表明财政赤字没有挤出效应。
这项论证，再次表明了试图用统计来反驳逻辑的谬误。利率因经济衰退中的商业贷款减少而下降。然而，“真实”利率（利率扣去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位——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预期严重通胀会再度出现，部分是因为挤出效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统计都不能反驳逻辑；逻辑告诉我们，如果储蓄被用于购买国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必然会低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而利率必然会高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如果财政赤字的弥补是由公众提供资金，那么储蓄转移到政府项目是直接而明显的。如果财政赤字的弥补，是由银行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提供资金，那么储蓄的转移就是间接的，而“挤出效应”现在的发生方式，是政府“印出来的”新钱与公众节省下来的旧钱争夺资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所有政府开支都挤出私人储蓄和投资，从而试图反驳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诚然，通过税收“吸走”的钱，本来也会进入私人储蓄和投资。但财政赤字比总支出有大得多的挤出效应，因为由公众提供资金弥补的财政赤字，显然唯独只能从储蓄中分流；然而税收，既减少了公众储蓄也减少了公众消费。
因此，财政赤字，无论以什么方式看待，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由银行体系提供资金，财政赤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即便由公众提供资金，财政赤字仍然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将生产性私人投资迫切所需的储蓄，转移到了浪费的政府项目。此外，财政赤字越大，美国人民支付滚雪球般利息的永久所得税负担也就越大，这个问题因膨胀赤字造成的高利率而进一步恶化。
⿻神话三、税收增加是解决赤字的办法。
那些正确担心财政赤字的人，不幸地提供了一个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增加税收。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赤字问题，相当于采用枪击来治疗一个人的支气管炎。“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还要恶劣。
一个原因，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提高税收只会给政府更多的钱，因此政客和官僚可能会凭着进一步增加花销来做出反应。帕金森在他著名的“定律”中说：“政府开支会适应税收而增加：举例说，如果政府想要拥有一个占比20％的财政赤字，它用来处理高税收收入的方式，是花更多更多的钱来维持相同占比的赤字。”
但是，除了在政治心理学上的这个精明判断，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税收好于涨价？的确，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形态，政府和其他早期接受新钱的人，能够剥夺那些在通胀过程中收入增长滞后的公众成员。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至少仍能获得一些交换的好处。如果面包涨到10美元一个，这固然不幸，但至少你还可以吃到面包。但是，如果税收增加，你的钱被剥夺，政客和官僚受益，却没有任何服务或好处留给你。唯一结果是，生产者的钱被没收给了官僚机构，而这部分收缴的钱又被官僚机构利用来摆布公众，使公众受损害后又倍添屈辱。
增税不可行。解决赤字的唯一可靠方法，简单却几乎无人提起：削减联邦财政预算。如何削减，又在何处削减？随便、哪里都可以。
⿻神话四、每当美联储收紧货币供应，利率上升（或下跌）；每次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利率也上升（或下跌）。
财金媒体学到手的经济学，虽足以让他们现在时刻关注每周货币供应数字，却不可避免地以混乱方式来解释这些数字。如果货币供应增加，这被解释为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通常在同一篇文章，这又被解释为提高利率。反之亦然：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增长，这被解释为同时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有时看起来，无论如何矛盾，美联储一切行动必然导致利率提高。以上显然十分荒谬。
这里的问题，就如同价格水平的情况：有若干因素，从不同方向影响利率。如果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它会通过制造更多银行准备金，从而扩大银行信贷和银行存款的供应。信贷扩张，必然意味着信贷市场的供应增加，从而降低信贷资金价格或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限制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的增长，这意味着信贷市场的供应下降，从而必然意味着利率上升。
这正是发生在头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美联储的扩张降低了利率；美联储的紧缩又提高了利率。但在这段时期之后，公众和市场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意识到，因为货币供应的系统性扩张，通货膨胀是长期的。当他们意识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之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因此，如果有人发放利率5％的一年期贷款，当年有7％的通货膨胀，债权人就处于亏损而非盈利。他损失了2％的利息，因为他得到现金偿贷时，这时的现金价值已经损失了7％的购买力。相应地，债务人通过通货膨胀而获利。随着债权人如梦初醒，他们对利率设定了债务人愿意支付的通货膨胀溢价。因此，长期来看，任何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都会提高利率的通货膨胀溢价；任何阻碍这些期望的因素，也都会降低这些溢价。因此，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将趋于抑制通胀预期和降低利率；美联储的扩张，将再次激起这些预期并提高利率。这里有两个相反作用的因果链。因此，美联储的扩张或收缩可以提高利率，也可以降低利率，这取决于哪个因果链作用更强。
到底哪个有更强的作用？没办法确定知道。在通货膨胀前期，通胀溢价尚不存在；到了后期，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就出现了通胀溢价。相对的强度和反应的时间都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期望，这些都无法肯定地预测。这就是经济预测永远无法确定无疑的原因之一。
⿻神话五、经济学家，使用图表或高速计算机模型，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
预测利率的问题，揭示了一般预测的困难。人类尽是些独出心裁的讨厌家伙，他们的行为，感谢上帝，不能被预先精确地预测。他们的评价、想法、期望和知识，都在随时间变化，而且变化不居。例如，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可以预见到（或者预测过）1983年圣诞季椰菜娃娃的流行热潮？每个经济数量、每个价格、购买或收入数字，都体现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人无法预测的选择。
经济学家的预测一向糟糕透顶，这在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研究当中有案可查。预测者常常抱怨，只要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他们就能顺利预测；他们在预测时遇到的困难，是捕捉趋势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窍门，可以在当前推断不久未来的趋势。你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机模型；你用尺子都能做得更好，而且花钱更少。关键在于准确预测趋势将在何时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而预测者在这方面的差劲表现也是出了名的。没有经济学家能预测到1981-82年萧条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人预测到1983年繁荣的强劲水平。
下一次你对经济预测师的专业术语或看似专业的知识感到困惑时，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他真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大可自己在股票和商品市场上赚个数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发表讯息或担当咨询顾问？
⿻神话六、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此消彼长。
每当有人要求政府放弃通货膨胀政策，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有权势的政治家们就会出来警告说，结果只能是严重的失业。因此，我们进退两难，要么是高失业率，要么是通货膨胀。我们被说服，必须接受两者之一。
这个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撤退到的最后立场。最初，凯恩斯主义者答应我们，通过操纵和调节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他们就能够，并将给我们带来无通胀的永久繁荣和充分就业。当通货膨胀长期化且愈演愈烈时，他们改变了调子，警告所谓的此消彼长，以减弱政府可能遭到的要求阻止通胀创造新钱的压力。
“消长学说”基于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多年前发明的曲线。菲利普斯将工资率增长与失业率关联，称两者相反变动：工资率增长得越高，失业率也就越低。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奇谈怪论，因为它悍然不顾常识性的逻辑原理。理论告诉我们，工资率越高，失业也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每个人明天都去找雇主，坚持要求工资率翻个两倍或三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立即失业。然而，这个诡异的研究结论，被凯恩斯主义经济权威当成福音来拜领。
到目前为止，应该清楚的是，这种统计结果同时违背了事实和逻辑原理。在20世纪50年代，通货膨胀每年只有约1%到2%，失业率徘徊于3%或4%，而在当代，失业率在8％到11％之间，通货膨胀在5％到13％之间。总之，过去二三十年里，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急剧地增加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一个颠倒过来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绝不曾有过什么此消彼长。
但空想家很少向事实屈服，即令他们不断声称要通过事实“测试”他们的理论。为了拯救这个概念，他们简单得出结论：菲利普斯曲线仍然和以前一样，代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只可惜曲线已经莫名其妙地“移位”到一组新的所谓“消长关系”。如果居于这种思维模式，也就当然没人能够反驳任何理论。
事实上，即便在当前，通货膨胀能够使物价迅速超过工资率（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率），从而在短期内减少了失业，长期来看，也只会造成更多失业。最终，工资率赶上通货膨胀之后，通货膨胀仍不可避免地带来衰退和失业。经过二十多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这个“长期”当中。
⿻神话七、通货紧缩——价格下跌——是不可考虑的，这会造成灾难性萧条。
公众的记忆是短暂的。我们忘记了，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二战开战时，价格通常逐年下降。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中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价格下跌。然而，成本随着物价下跌，并没有导致萧条。通常来讲，工资率保持不变，而生活成本下降，如此一来，“实际”工资或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稳步上升。
事实上，这两个世纪以来，价格上涨的唯一时期是战争时期（1812年战争、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政府为战争费用而扩张货币供应，从而抵消持续增长的生产力。
我们可以看到，当尚未被政府或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强加负担时，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年计算机价格发生的变化。计算机曾经无比庞大，一部就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现在，在微芯片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显著增长中，甚至当我写作之时，计算机价格也在下降当中。尽管价格下跌，计算机公司依然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成本一路下降，生产力一路提高。事实上，这些下降的成本和价格，使之能够利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众市场特征。“通货紧缩”并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
其他高增长行业也是如此，例如电子计算器、塑料、电视机和录像机行业。通货紧缩，不仅不会带来什么灾难，而且是经济增长健康良性且充满活力的标志。
⿻神话八、最佳税种是“均一”所得税，对所有人收入按同一比例征收，不予减免或扣除。
均一税的支持者通常补充说，消除减免政策将使联邦政府大幅降低当前税率。
但是，这种观点首先认为，目前从所得税当中的扣除，是不道德的补贴或“漏洞”。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堵上这些漏洞。如果你假设政府拥有每个人收入的100％，收入中的某些部分被允许减免税收就构成一个令人恼火的“漏洞”，那么扣除或减免就只能是“漏洞”。然而，允许某个人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补贴。通过取消医疗保健、利息支付或意外损失的扣除项目来降低总税收，只是降低一组人（那些极少利息支付、医疗费用或意外损失的人）的税费，而提高那些已经支付以上费用的人的税费。
此外，没有任何保证，连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一旦确认停止了减免和扣除，政府会维持较低水平的税率。回顾政府过去和现在的记录，有充分理由假设，我们会有更多的钱会被政府收走，因当政府会把税率（至少）提高到旧水平，从生产者那里输送总体上更多的钱给官僚。
有人认为，税制应该大体接近于市场收入或定价机制。但市价并不与收入相称。举例说，如果洛克菲勒被迫为一块面包支付1000美元——相对一般人而言，一笔与其收入相称的支付，这意味着在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以一种特别诡异而低效的方式来执行收入均等的政策。如果税收真像市场价格那样征收，它对每个“顾客”都会是一样的，而不是按每位顾客收入的比例。
⿻神话九、所得税削减对每个人都好，因为不仅纳税人受益，政府也会受益，因为税率减少时，税收会增加。
这就是加州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主张的所谓“拉弗曲线”。这为允许政治家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提供了一种手段：赞同减税，但把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同时做到了平衡预算。这样，市民便可既享受减税，又欣然于预算平衡，还照样获得政府同等水平的补贴。
诚然，如果税率是99％，当被削减到95％时，税收收入将上升。但是毫无理由假设，在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简单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关联对于地方消费税来说，就要比全国所得税好得多。几年前，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决定通过大幅提高地方汽油税来获得更多收入。但然后，司机们可以简单地越境到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以更便宜的价格加满汽油。哥伦比亚特区的汽油税收不增反降，这令政府颇为懊恼和困惑，最后不得不废除这项税收政策。
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所得税上。人们不会因为相对较少的增税而放弃工作或离开本国，或因为减税而相反行事。
“拉弗曲线”存在一些问题，如无法确定“拉弗效应”起作用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但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设我们全体人想得到的是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假设——大胆假设——我们真的位于“拉弗曲线”的上半区，那么我们全体人想要把税率设置在“最优”点上。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最大化政府收入？换言之，凭什么要把私人产品抽到政府活动的份额往最大化演变？我相信，无论“拉弗最优点”处于什么水平，我们都更希望把税率变动到远低于那个水平的位置，从而使政府收入最小化。
⿻神话十、从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进口导致美国的失业。
这个学说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忽略了：为什么某个外国工资低，而美国工资高？这个学说的起点，是把这些工资率作为终极给定条件，而不是从寻求其本身何以如此的问题开始。从根本上说，美国工资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因为这里的工人有大量技术先进的资本设备辅助。而许多其他国家工资率低，是因为资本设备少到可怜、技术原始落后。由于没有多少资本辅助，工人生产力远低于美国。各国工资率皆由本国工人生产力所决定。因此，美国的高工资不是对美国繁荣的一贯威胁，而是繁荣的结果。
但是，美国的某些行业，对低工资国家产品的“不公平”竞争长期以来大声抱怨，究竟怎么回事？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国所有人的工资，从一个到另一个行业、职业和地区，都是互相关联的。所有工人都在相互竞争，如果A行业的工资远低于其他行业，工人——由职业生涯刚起步的年轻工人率先——离开A行业或拒绝进入A行业，并转移到其他工资率较高的企业与行业。
因此，对那些怨声不断的行业而言，其工资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各行各业的竞价托起了工资。如果美国的钢铁或纺织企业，发现自己很难与国外同行竞争，那可不是因为外国企业付了低工资，而是因为美国其他工业企业，将美国的工资率抬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钢铁和纺织企业付不起这种水平的工资。简而言之，真相是：钢铁、纺织和其他这样的企业，与美国其他企业相比，利用劳动力的效率较低。在每个国家，以关税或进口配额维持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行业运营，都会损害到这个行业以外的每个人：维持高价，降低质量，限制竞争，扭曲生产，最终损害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关税或进口配额，相当于截断铁路运输或摧毁航空公司——因为其实质是人为让国际运输变得昂贵。
因为占用了本会转移到更有效用途的资源，关税和进口配额也会损害其他高效的美国产业。而且，从长远来看，关税和配额，像政府赋予的任何垄断特权那样，对于受保护和补贴的企业来说，也不是一种福气。因为，正如我们在铁路和航空公司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享受政府垄断的行业（无论是通过关税还是管制），最终变得如此低效，以至于无法摆脱赔钱的命运，只能呼吁越来越多的救助，甚至呼吁更大的特权，以抵御和逃避自由竞争。
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Political_Economics） 文：穆瑞·N.罗斯巴德/译：禅心云起
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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