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塔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其宗教信仰之前所述可见一斑。而伯格曼则是在一个路德教家庭中长大。相比老塔信的坚定,伯格曼则是“一直存疑,始终不够虔诚”,而在这质疑中渐渐选择不谈上帝,转向人性内核的孤单。或许也可以像《曼哈顿》(Manhattan, 1979)里戴安·基顿(Diane Keaton)饰演的伪文青胡侃的,伯格曼较之宗教,更加克尔凯郭尔吧。
老塔不满苏联当局对其艺术自由的钳制流亡欧洲,伯格曼因税务问题自我放逐。但伯格曼毕竟还是幸运的,最终得以回归瑞典,不仅拍了《芬尼和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萨拉邦德》(Saraband, 2003)及其他电视作品,终在法罗岛静度晚年,骨灰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n)合埋于法罗教堂边的墓园。老塔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回到童年的木屋和那吹拂野草的风,最后葬在巴黎郊外St Genevieve des Bois墓园。老塔最大的绝症,不是肺癌,而是乡愁。恍然忖着,此刻也因签证问题羁留瑞典西岸的我,似乎也能浅浅地尝到其中的滋味。
如果说伯格曼的电影有着斯堪的纳维亚的阴冷气息,老塔则是纯粹的俄罗斯,那种悲怆深入骨髓和血液。不要想着看老塔的片子获得一种娱乐片商业片的快感愉悦,有时观看过程的“冗长”、“折磨”或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拓展了物质财富的领域,却剥夺了人的精神维度,对其威胁置之不理”。人类的本质是追求快乐幸福。但似乎沉浸在浮光的欢乐里的生命有时只是一种以物质的丰腴麻醉灵魂的贫瘠,而俄罗斯的那种悲怆,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音乐如穆索尔斯基等,绘画如苏里科夫等,电影如老塔等,渗着我所未参透的某种信仰。这,或许是前者亟需被拯救的良药,其苦甚,让许多人本能地排斥和拒绝着,宁可沉醉在现代文明慷慨给予的触手可及的所谓甜蜜的生活。可这欢乐,是否就是深渊的另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