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讲究安土重迁，若非不得已，不轻易背故土而去。背井离乡的原因唯有两个，一是追梦，二是逃难。
自隋科举制以降，所有饱读诗书的文化人，最高理想就是参加金銮殿试，获得天子青眼，一圆安邦济世之梦。此时，不得不与家中妻儿老小一一挥泪作别，备齐车马往京师去。
但这泪水是欣喜的泪水。就像某位受人尊重的长者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家需要你，必须挺身而出——想想未来的宏图大志，一点分离的儿女情长不算什么。
此为追梦。
另外一些人，他们的故事没这么多浪漫色彩，背井离乡，全因生活所迫。
清末，黄河下游连年遭遇洪灾，数以百万计的破产农民，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举家迁居东北。
到新中国成立时，官方统计，从内地迁居东北的人口达3700万，可算得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移活动。
这3700万人，他们没有什么宏图大志。老家待不下去了，闯关东，只谋一口饭，一件衣。
此为逃难。
“我觉得北京没什么好的。”
北漂的聚会，免不了说说两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哪里人？为什么来北京？
轮到方方了。她举起手，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金汤力，想了想，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来北京，是因为在老家待不下去了。”
方方老乡在重庆。不，不是主城区，而是一个小县城。距离不远，却有天地之别。
方方是女孩。在那个县城里，家里生不出儿子，仍是卡在父母长辈们心中的一根刺。
“我从上幼儿园起，就是在姑姑家长大的。爸妈生了弟弟，计划生育查得严，不得不把我送出去。”
方方父母都是公务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出此下策。
方方还依稀记得，爸爸把她送走那天时的情景。天不亮时，爸爸一手拉着行李，一手牵着方方，带她往外走。她那时还小，但也隐约察觉了，爸爸要带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很久都不会回来。
坐了五个小时的车，方方从重庆来到了四川。走进姑姑家，一切都陌生得很。方方想哭，但咬紧嘴唇，拼命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怕我一哭，爸爸就不会再接我回去了。”
方方安静地在屋里坐了好久，揣测着爸爸走远了，才怯生生地抽泣了两下，颤悠悠地叫了一声：爸爸。
这时，方方听到有人敲玻璃。她抬头一看，原来爸爸一直趴在窗外，没有走远。
“我看到他，马上把鼻涕眼泪给抽了回去，冲他挥手。”
方方也知道，爸爸舍不得她。
“但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们。从那时起，我对家这个东西，就没什么依恋。”
方方在武汉上了大学。其后，义无反顾地离家千里，来了北京。
“我不能回去。不仅因为这个心结，更因为我……”方方突然拍了下桌子，“你们看得出来吧？看出来了吧——我，我喜欢女生。”
那天，方方穿着一件白体恤，黑短裤。留着利落的短发，脸上不施一毫粉黛。从背后看，活脱脱一男生模样。
“光这身打扮，留在老家，就不知要遭人背后说多少闲话。”
北京没什么好，但足以包容方方这样一个姑娘。
“在这里。我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真的，我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说到重男轻女，赵小姐一下来劲儿了。
她来自潮汕。
“高二的暑假，我爸很难得地要跟我谈心，”赵小姐娓娓道来，“谁知劈头盖脸一句话就劝我，别去上大学了。”
那时恰逢金融风暴，赵小姐爸爸生意失败，手头紧迫，想方设法节省开支，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自己女儿身上。
爸爸苦口婆心劝说赵小姐：女孩儿家读再多书，也是要嫁人的。嫁人后无非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有没有大学文凭，又什么打紧呢？不如趁现在年轻，早早挑个好人家嫁了。要嫁了有钱人，不仅下半辈子不吃苦，还能帮爸爸解解燃眉之急呢。
“我没回他。只是说，从今往后，我不再向你要一分钱。”
赵小姐大一的学费，是向姥姥借来的。
“我向姥姥说，我跟您打借条，借六千块，上大学，一年之内，肯定还您老人家，”赵小姐说起这事，脸上不无得意之色，“从大一起，我就到处打工，什么活儿都干。一年后，不仅还上了姥姥的钱，还攒齐了大二的学费。”
赵小姐说：她来北京，是因为自己喜欢电影，从高中起，理想就是做电影。
“我们那边靠近香港嘛，从小就看港片，觉得，哇，这个电影好神奇，我也想做这样的东西，”
提到电影，赵小姐神采飞扬，“要搞电影，只能来北京吧？只是只是，北京的学校，我很难考上啦，于是曲线救国嘛，选了家里北京最近的，哈哈，就在河北啦。大学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奔这儿来了。”
赵小姐如今在一家影视公司，作内容总监。收入不多，工作也忙，但她做得开心，也从未打过回乡的念头。
“回去干嘛？”赵小姐一脸嫌弃，“回去了，无非就是催我结婚，催我生孩子，生一个还不够，非得生到儿子不可——你们给评评理，这种地方，换了你，能待得下去？”
说起“待不下去”四字，无人能比小海更有说服力。
“我老家在鸡西，鸡西你们知道吧……对对对，就是以前地理书上那个，产煤的地方……”
2015年，全国掀起削减钢铁、煤炭过剩产能的大潮。拥有近30万煤炭产业工人的鸡西，成了手术刀下的重灾区。
鸡西只是东北地区整体衰落的一个缩影。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下岗潮开始，当地人对停业、破产、下岗一类的名词，就已司空见惯了。
“没有办法。只能往外跑。走得动的人都早走了，走不动的人，也在想办法尽量走。”
100多年前，因生活所迫的关内农民，纷纷移居东北，寻一条活路。100多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因生活所迫，沿着祖辈们的路径，一批批地闯回了关内。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同小海开玩笑：三亚的东北人可多了，遍街遍地都是东北话和东北菜馆。黑龙江人尤甚，可称黑龙江省三亚市了。
小海苦笑：“三亚是好。阳光足，空气又干净，很暖和。但毕竟远呀——谁也不想跑离家那么远一地儿，对不对？”
相比之下，距鸡西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北京经济好，风气开放，只要肯拼，不愁混不上一口饭吃。何况，都是北方地区，老乡也多，有亲切感。不像当年头一批闯海南的东北人，到了那岛上，发现许多当地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讲，彼此大眼瞪小眼，徒生一大堆的麻烦和误会。
“我不会回去。主要是回不去了。要回老家去，只能进煤矿——我们那儿除了挖煤，别的什么没有，”小海埋怨，“就是这挖煤，每个月一两千的工作，还得家里拼命说关系、花大钱，才有位子。”
小海伸出两个指头，冲我们比划：“没有二十万，根本别想进。”
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大规模的马铃薯霜霉病。
其后五年间，因疾病、饥荒和营养不良，爱尔兰人口锐减将近四分之一。其后十年间，移民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爱尔兰人，达到180万。
在今天的美东地区，爱尔兰人仍是一个庞大的族裔。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
在他们于华盛顿纵横捭阖，尽享人间繁华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自己当年的祖先，在故土上走投无路、饥肠辘辘的模样呢？
和当年那批乘着“五月花号”前来北美，梦想建立一个“人间天国”的英国清教徒不同，这批爱尔兰人，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他们就是想要活命，过普通人的日子，如此简单。
建国三百余年来，美利坚这片热土，涌入了太多雄心壮志之辈，也接纳了太多穷途末路之人：饥饿的爱尔兰人、被迫害的犹太人、宗教高压下的异教徒、国破家亡的难民……
这些人并无太多野心。他们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不想成为百万富翁，不想成为千古伟人，流光溢彩的“美国梦”，似乎离他们非常遥远——但就是这群平凡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汗水，铸成了“美国梦”最牢固的基石。
常有人说：
你们这些外地人，千里迢迢跑来北京，赚不到钱，买不起房子，还在这儿混着干嘛？不如早早回老家去啦。
他们没有恶意，只是不解。
这发问自然是非常轻松的，仿佛1850年代一个纽约人，问：你们这些爱尔兰人，万里迢迢跑来美国修路开荒，何苦呢？不如早早回去种土豆啦。
回得去吗？不。回不去了。
因为这群人，是跑来逃难的。
自然。生活在当代中国的绝大多人，不会再为温饱担忧——但当代人也不再是单纯为温饱奔波的动物，他们要追逐一些更高级的东西。
他们要逃避的，不再是贫穷和饥馑，而是偏见、歧视、和无可奈何。
方方逃避的，是那个山区小县城里，对性少数者毫无由来的歧视。
赵小姐逃避的，是那个沿海地带，对女性自古以来的轻蔑和偏见。
小海逃避的，是那个沉沦的老工业区上，无所不在的潜规则与死气沉沉。
和马云、刘强东这一型的北漂不同，他们没有什么宏图大业，甚至对买不买得起房，都没什么奢望。他们的愿望很简单：靠勤劳和智慧生存，不被莫名其妙地歧视，不被莫名其妙地轻蔑，不被莫名其妙的潜规则逼得无路可退。
温饱之外，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当代人生存的刚需？
在北京，你经常能发现一些特立独行的人。
丁克、同性恋、不婚族、社交恐惧、性别认同障碍、父母对子女无恩论者……随便哪一条，放去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都是要被摁在地上批倒批臭、万世不得翻身的千古罪人。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杨永信老师的电击治疗馆，就是最好的明证。那还是在GDP排名全国前三的山东。
在北京不太一样。这些特立独行的人，能比较自由地生活，比较畅快地呼吸。哪怕别人有所不满，碍于教养，也很少当面破口大骂他们一声：变态！
在他们老家，邻里乡亲是不忌讳做这些的。他们甚至还会因自己的辱骂产生一些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
这些人来到北京，或许勉强可以类比，当年那些异教徒、犹太人、爱尔兰人，浩浩荡荡移居美国的例子。
或许有一些抱着淘金梦来到北京的外地人，在暴富梦碎后，破口大骂起这个城市，辜负了他的野心和汗水。
可北京不是遍地财富的黄金乡，不是上帝诺许的奶与蜜之地，北京承诺不了你存款、房子、期权、股票和公司——无论东京、巴黎、纽约、伦敦或洛杉矶，都承诺不了这些。它们不是天上落下的阳光，人人有份。
北京能承诺的，只有灵魂深处的自由自在，和渗透到骨子里的包容。这里能同时拥有全中国最多的顶级富豪与诗人、作家、流浪歌手，不是一个偶然。
当许多人埋怨着，在北京发不了财，买不了房，实现不了由屌丝向贵族的龙门一跃时，还有这么一大群人，真心感激北京。无它，这是一群被偏见和陋俗压迫的异教徒，唯有在北京，才能稍微呼吸一口自由和公正。
他们来到北京逃难。不为扬名立万，只求谋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爱着北京——不管北京是不是同样爱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