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晞，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教授；李定霖，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
《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摘要】
“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中国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多元一体”的关键，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国家的政治整合和认同构建过程，内在地塑造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多元一体”的概念框架，也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组织基础。进入新时代，“一体多元”的新命题反映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拓展需求。“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互补关联，呈现出目标设定、问题凝练和实践深化三方面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内核。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中国实践，揭示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命题产生逻辑。。
【关键词】
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多元一体；一体多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对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必须把握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性质定位，发掘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为此，本文从“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尝试刻画和阐释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框架和发展逻辑。
一、
“多元”与“一体”是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中国国家安全学而言，“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反映了其交叉和综合的核心特征，更深植于国家发展进程的社会形态变化之中，反映了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求在于，不是要以国家安全的一元性适配现实的多元性，而是要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内核以统合多元化的国家安全知识。
（一）交叉与综合：国家安全学中的一对辩证关系
学科是知识积累和创新至相当程度后系统化分类的结果，代表着一种相对独立且稳定的规范化知识体系。2020年，国家安全学被设置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表明其交叉和综合的核心特性。当前学界的共识是，国家安全学是集交叉性和综合性为一体的复合性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层面，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交叉融合领域。
费正清指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中国国家安全学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内涵与现代中国建构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关。自近代以来，外部侵略和现代性逻辑的渗透深刻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逻辑，在国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逐渐生成的过程中，也造就了差异和多样的社会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维护自身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力量建设、维护政权稳定、整合社会结构、促进民族团结等工作中，不断面临政治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交叉综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极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和竞争导向中，“非传统安全”所指向的科技、金融、信息、生态环境等方面安全要素的生成和扩张使得国家安全治理的领域不断拓展。同时，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快速流动也使得跨国风险进一步与国内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进入21世纪，伴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以实现综合安全为要求的全面治理阶段”。在此过程中，针对性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和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也进一步催生了交叉和综合的需求。学界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学并不是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社会需要的直接映射，而是随着对安全议题认识的分化和细化，基于多元化需求和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综合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领域。相应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经验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代表着国家安全学的历史、现实和理论逻辑上的交叉与综合。
宏观而言，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是国家安全学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的“交叉”，与追求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之“综合”之间的统一。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并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融入了对国家发展和治理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风险的认知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学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国家安全思想和实践的理论总结，从总体上赋予了国家安全学关涉问题的交叉与综合的基本理念。同时，国家安全学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再学科化”，国家安全知识内涵外延的不断交叉综合，本质上是为了回应国家发展和安全治理面临的现实差异性和复杂性。对此种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回应，塑造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求。
（二）多元与一体：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层逻辑
从根本上看，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内在地规定着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尊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同时面向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换言之，不仅肯定和吸收国家安全的“多元”知识，而且把中国特色的“一体”理念加以确认，使得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和综合特性构成现实的知识体系关联。
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哲学矛盾和元问题，即国家安全“多”与“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人类的知识发展史上，“多”与“一”之间的关联始终与特定共同体的权责与利益、秩序与活力、整体性与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紧密相关，更指向共同体的生存与延续、团结与分裂等问题。“多”与“一”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方面，但共同点是，都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人类不同形式共同体的兴衰存亡，是不同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寻求长治久安不可忽视的共性议题。
对中国而言，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元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代主题产生不同的国家安全主导性命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成为统领其他安全要素的“一”，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都服务于军事力量建设。改革开放后，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把维持稳定作为与经济增长同一地位的治理目标，但党和国家对多元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也表明了对国家安全要素之“多”的确认。
重视国家安全要素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意味着将“多”作为逻辑起点，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汇聚成为总体国家安全之“一”的框架。换言之，在面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挑战时，既强调国家总体性的“一”，同时也要重视操作路径的差异性，即如何处理安全要素层次、领域和内容之“多”，以及从何种路径实现国家安全之“一”的问题。对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体与多元关系的新命题。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从全局高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部分，并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进程进行动态调整；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了国家安全思维和方法的系统性，强调国家安全是由诸多对立统一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建构的元问题指向国家安全的“一体”如何兼顾各领域各层次安全要素所反映出的“多元”：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之“多”及其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表现，但更加突出国家层面体系化设计之“一”的总体性以及逻辑的优先性。在此基础上，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就可以反映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发展的内在调和过程，进而为建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与思想内涵。
（三）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
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意味着理解特定时空，识别区别于同类知识体系的知识形态和内容，并要求历史性地审视、赋予新内涵以及不断揭示现实经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在一定的时空、制度与组织条件约束下，才能在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中成立。就此而言，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从本质上是政治维度的多元一体，指明了国家安全关涉的时空、制度与物质条件，以及由此规定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规范。在现实中，重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和安全要素的多元性，并不直接导向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体”构建，反而可能暗藏离心和泛化的风险。如果将国家的总体性政治逻辑置于多元化的现代性逻辑之后，则有可能导致“多元”演变为混乱和极化，对“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格局构成严峻挑战。
进而言之，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多元一体反映了“国家”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若以多元化的“安全”来简单覆盖统一性的“国家”，会导致类似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元论和简单化约问题，不符合也不能回应当今世界复杂的知识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以国家主体性对“国家”和“安全”进行逻辑整合。有学者指出，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是拥有自己文明或历史的国家自身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命题，也是避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的前提。就此而言，所谓国家安全的国家主体性，有两层主要意蕴。一是安全如何嵌入国家：在中国，就是在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回应。二是由国家来保障安全：中国既作为基本竞争单位身处于世界体系之中，又要通过国家内部的主权确立、认同构建和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造来保障和塑造人民群众的集体归属感和安全感。
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关涉两个关键维度。一是从国家出发。西方国家的理论范式服务于其资本全球扩张逻辑所“制造”的现代世界体系，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偏见以及不平等的权责和利益分配现实。对此，中国的国家安全理念和战略要基于自身的历史文明遗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比较其他国家理论和经验的价值与缺陷，形成中国主体性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建构取向。二是从安全出发。理解中国现实的安全状态和能力，最核心的内容在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实现中国的现代国家主权再造和政权长期稳定的维系，以及如何具体而深入地肩负起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利益、为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性内核。正是这样的内核，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主体性，只有认识和理解这样的主体性，才能避免西方国家理论的误导，形成真实而具体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发展依据。
总之，在一定的时空、制度和组织条件约束下，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自主性发展要求。本质上，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是以政治的正当性统合国家安全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要素，通过凝聚共同的目标导向、权责分配和价值规范，保证国家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总方向与国家安全的总目标并行不悖。
二、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
“多元一体”框架
多元一体的逻辑既反映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元问题及其约束条件，也指明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生成的目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知识背景提供了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基本架构，推动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范围和内涵不断调整。面对国家安全要素的多元和复杂变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更为深入的形式调整，更需要培养更为广泛的能力、组织和资源网络，凝聚稳定的共同认知和价值规范。
（一）
“
大一统
”
的国家安全自主知识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深层行动结构体现为政治层面的大一统。本质来看，政治大一统反映的是一种从“多”到“一”的逻辑，主要包括文明形态、政治集中和历史正统等方面的统一性取向，亦即一种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具体而言，政治大一统在两方面塑造了国家安全的知识框架：一方面，政治大一统在传统中国支撑起多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生存方式，也为自近代以来通过革命形成新的政治组织模式适应由现代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在面临战乱危机和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深刻发掘了政治大一统的内涵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中华文明得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将国家从内部重新组织和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近代以来的政治大一统框架统合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文明、政治和历史的“一体”，也提供了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最基本的结构。费正清在比较中发现：“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大一统首先作为国家安全知识建构的一种结构性线索：一方面，政治大一统反映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历经时间考验的特征、性质或要素关系，是国家政权“正当性”的价值基准；另一方面，政治大一统的具体形式依赖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基础，且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当时的政治主体及相应的政治资源来塑造。更具体地，正是因为政治大一统的框架经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创造性转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实践所汇聚的多样性主体、形式和过程，得以与国家主体性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知识相互融合，从而形塑了“多元一体”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深层结构。
“多元一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和命题，最初由费孝通先生用以形容在时空、价值、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元融合成的具有内在关联和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政治涵义上说，多元一体代表了中国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不仅具有“共同地域”的西方民族特性，更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更高层次认同意识，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有国外研究者也指出，中国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联盟”，这种“联盟”扩展了对民族的想象，从而拥抱了国家中的大部分公民。因而，多元一体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与合法性的划分，也是一种系统化的制度实践，反映了在传统中国中华民族与国家逐渐走近形成“大一统”的集体行动和共同观念，以及中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如何积极推进现代国家建构和治理的政策过程，也即如何维护自身统一和稳定发展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
具体来说，中华民族从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到新中国的政治大一统的生存和发展形态演进，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约束：国家安全体系的建构既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也面临由国情所决定的独特性，并且要服从于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时空结构包含于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进程之中，在现实中表现为救亡图存和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阶段性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与现实的契合性和科学的历史逻辑，成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理论依靠，并随着国家发展进程不断进行创新和融合。这也说明，尽管国家安全知识的特定内容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路径指向，但其形成的直接动力和表现形式来自于“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大一统框架的重构和制度化。
进而言之，政治大一统所蕴含的国家安全多元一体自主知识框架，指向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范围与方式。从本质来看，若中国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被视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创造模式，则必定不能单纯归因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也不能由外来的现代国家建构压力所解释，而必须基于中国在外部压力之下主动进行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转化来解释。一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的创造，需要在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下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辩证地获取具有当下适用性的国家安全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和知识内容。另一方面，面对国家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多元和复杂安全要素，要在总结靶向性的国家安全思想和实证经验基础上，将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转化为国家体制或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常”，为国家安全知识发展提供组织和制度基础。
（二）国家安全知识结构的分层与统合
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是政治大一统在一个时期内的基本安全目标和范围的体现。一方面，国家安全知识结构受到国家政治方略的直接影响，表现为根据一个阶段内的主要内外矛盾关系确定国家安全知识发展的目标定位。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主要问题的内容影响国家安全知识结构的组成与关系，即哪些问题应成为集中关注的对象，不同领域或层次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例如，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国家安全逐渐形成了“下沉”至公共安全和“上移”至世界安全的层次结构变化趋势。
国家安全知识结构的分层与统合体现在结构设计和问题凝练两方面。首先，中国的国家政治方略和安全政策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同时以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组织体系协调和整合公共利益，使得国家安全知识结构在目标设计上与党和政府的决策保持一致。这种结构目标上的高度一致，体现了一体性的国家安全知识结构设计。其次，国家安全知识的结构分层，反映了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的问题凝练，这是国家安全知识结构形成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国家安全知识随着现实问题和政策需求的增长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对问题的凝练及回应过程中又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统合。
从国家政治方略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安全长期指向对外安全与国际安全，也涉及少部分社会公共安全的表述。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呈现新旧叠加、时空交叉和内外联动的特点，对国家安全知识的结构设计和问题凝练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被并列提及。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国家安全被明确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被提出。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被专门强调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表明国家安全由此前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层面逐渐上升为与国家发展相对应的重要理念和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专章，包含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四方面重点任务。
总之，国家安全知识结构的发展变化，体现在多元一体的结构和机制互动之间。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由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组织关系与议题设置所框定。事实上，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具体议题并不是天然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当中。具体到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在政策上成为国家安全知识的发展目标，需要从人民性和政治性出发，有步骤、分层次地发掘多元、复杂的安全要素与国家安全议题的相关性，进而形成国家安全知识发展的结构一致性。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需要协调各层次内部和不同层次之间运行规则、方式和目标。除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主要层次以外，国家安全知识体系也进一步指向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和运行机制。对具体安全问题及治理机制的凝练，反映出国家安全知识的汇集方式，同时也为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提供了支撑。
（三）人民对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证成
人民是中华民族以多元一体、团结集中形式存续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在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占据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对大一统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面在于，通过社会革命和民主集中制重建了国家的政治中央集权，从而把多民族共同体以人民的形态完整地带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一方面，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借由党组织体系将广大民众团结和动员起来，并获得最终决策权和最大执行权，从而以集体形式实现系统效应，为国家安全知识的体系化提供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是国家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力量，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保障其根本利益、维护其参与权利，并在民众广泛参与互动的过程中获取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国家安全知识内容，保证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共同体的知识依赖于个体与政治体系交往的亲身经历和认知，以及教育、传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的传承，在此基础上凝结政治共识和力量，创造坚实的知识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风险，人民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了更高的期待。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化发展的现实根基。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视域中，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安全要素并不是与国家安全相对立的本体论或知识论概念，而是意指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和共同体对具体安全问题的感受和对问题解决的期待。为此，国家安全战略或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求通过广泛吸纳个体对实际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认知，在国家安全利益、责任和价值等层面的总体认同基础上，建立统一性的知识组织形式和规范。
一方面，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知识的体系化发展具有一致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人民安全不仅包括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安全，还要求为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发展的根本性目标牵引，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安全要素和关系层次。以人民安全为中心，通过凝聚起广泛的发展目标、利益和价值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起来，是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发展的现实根基。
另一方面，人民主体性是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化发展的自主性保证。国家安全的人民主体性，为从基层社会安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安全提供了连续性的价值基础和知识发展逻辑。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等理念和形式不断吸纳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进程中维护安全秩序的思维逻辑、价值倾向和言语表达，将这些认识有机地纳入国家安全的政治框架当中，可以使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人民性有效增强。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通过回应多元化安全发展需求和整合多元化力量，不仅生成了国家安全知识发展的合法性，也使国家安全知识得以按照体系化的形式进入国家安全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高阶政治议题中，形成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在
“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推进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
阐释国家安全学的知识发展线索和总体性目标，有助于刻画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逻辑。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在逻辑与事实上的互通关联，反映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发展的元问题，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时代特征和创新价值的国家安全知识发展模式的核心要求。
（一）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推进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现代中国转型和发展的时空序列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的生存与延续、团结与合作的内在逻辑。从国家安全的目标来看，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性跃升过程中，国家安全的知识发展目标也完成了从“求生存”“促发展”到“谋复兴”的转变。
目标的变化伴随着共同体内外时空关系的转换，也改变了国家安全的叙事方式和知识范围。一方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历史演进反映了国家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内在决定了中国回应多元化的发展问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主性来源。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历程，是其在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经验，也是中国以政治框架确认自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要素并重建主体性叙事的核心。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统一性”经验已经成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离散化和问题复杂化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一体多元”成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发展的时代新命题。
从理论逻辑上看，一体多元是对多元一体的继承和拓展，二者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具体来说，多元一体的系统性内涵建立在现实问题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中国历史总体的正当性、连续性基础上，体现了从局部到整体、自下而上的总体国家安全实现过程，强调根据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所形成的框架来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的命题框架。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快速演进，历史框架下的经验与人们现实感受的偏差，容易导致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政治方略和安全策略出现偏离。相较而言，一体多元的理念更关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遵循从整体到局部、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以“一”的秩序规范来维护和凝聚“多”的特色。因此，一体多元的逻辑着重通过凝聚新的目标和参与主体，旨在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拓展提供新的方向。具体来说，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目标的设定。多元一体的政治大一统框架从国家自主性生成的角度为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提供了发展目标。一体多元则强调不同层次和领域个体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形塑了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目标。新中国的建立在确认了国家安全的时空范围的同时，也尝试在国家维护自身有效运行的制度和组织与社会期待之间建立起稳定、可预期的联系。而在实践进程中，安全要素不仅受到历史、社会经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性影响，转型时期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群体意志快速变迁，也容易使得国家的程序规则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与解决问题的预期产生冲突。因此，不论是多元一体所蕴含的共同价值目标，还是一体多元的具体安全问题认识聚合，都不是诉诸主权意志和形式理性来进行判断；而应当追问自上而下的国家总体性制度和组织系统，与自下而上的安全诉求和期待之间如何有机对接，这才是安全目标得以转化为知识发展的关键。
其二，问题的凝练。多元一体的逻辑强调在现代中国建构的过程中存在一体性的历史发展逻辑，追求在维护共同体秩序稳定的治理中面对各类异质性要素保持高度的合意，使国家安全知识最终反映在政治准则当中。一体多元的逻辑则强调以制度和组织的边界来容纳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安全要素，但也承认并赋予多元化的规则以独立回应问题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维护秩序的实践呈现出成文法律、行政参与和社会非正式调解三者高度互嵌的逻辑。现实中，随着社会流动性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民众诉求和期望的变化成为使得各类共识、知识和长期目标的构建愈发困难。对此，不仅需要来自党和国家的组织和资源保障，更需要为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和问题发掘提供稳定的形式支撑，通过理念和价值实现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凝练，从而为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发展提供基本议题。
其三，实践的深化。多元一体的逻辑强调发掘共同体成员在历史和实践中的联结、信任和互惠，使其在更加广泛的互动中形成强韧的关系，进一步推动共识和合作的达成。一体多元的逻辑则寻求在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共同价值基础上超越机械的规则划分和内部竞争，以及通过长期性的契约和激励形式超越一般的命令强制，从而有效发挥不同主体的实践定位及其差异性优势，形成灵活的应对方案。对现代国家建构而言，除了团结起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还需要在实践中解决更为精细的体制机制和实际运作问题。在此，不论是多元一体还是一体多元的逻辑都强调，国家安全既不是疾风骤雨式的治理，也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是在问题的发掘和回应中不断调整实践策略，并深入地处理行动主体间的关系，从而有步骤和分层次地实现目标。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在目标设定、问题凝练和实践深化的三条逻辑理路中体现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更表明存在能够适应本土实践情境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生产模式。下面，本文分别对两类具体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进行分析。
（二）多元一体：基于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源于国家的自主性内核，同时也是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关于国家安全的专章中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同样在关于国家安全的专章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多元一体逻辑的代表。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鼓励各地学习仿效的批示。在国家发展历程中，“枫桥经验”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依托群众力量，并逐渐把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上升为社会治理的体系性知识。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新的实践背景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党建引领、人民至上、多元共治、三治结合”的基层社会安全治理新模式。
其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内部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源于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对此，在政治大一统的框架内，从实施社会革命到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既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远大理想的出发点。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并重建基层秩序提供支持的组织目标下，“枫桥经验”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枫桥经验”的目标导向逐渐转为有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范化解累积性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家安全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的目标导向主要体现在通过党建引领的组织形式深入基层，研判和吸收社会诉求，并依靠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来完成安全任务。
其二，以体制化形式化解矛盾。进入新时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标识，这也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从过去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拓展到防范化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性风险，成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也指明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从凝练问题到化解矛盾的战略逻辑。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对行为规范、乡规民约、行业章程等进行调查整理，为“三治融合”“无讼治理”“微网实格”等实践形式提供组织和资源支撑，推动治理规则的系统化、显性化和规范化。
其三，深化推广典型实践经验。“服务不缺位”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追求。在安全风险复杂化的背景下，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超越抽象讨论共同目标、权责分配的具有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的有效形式。一方面，在党组织和国家资源的下移过程中，通过与社会资源和规则权威融合来超越松散的规则结构，打造“朝阳群众”“红枫义警”等社会组织，发挥人民群众的优势和主体地位开展实践。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具有内部合法性和共同承诺的契约和关系纽带，并通过一定的实践模式和机制固定下来，以减少信息感知、资源调配、权力均衡等方面的成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建引领将成熟的基层社会安全治理模式和功能模块通过体制化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使实践经验具有规范性和可复制性。
总之，多元一体反映的是由异质性安全要素组成的从“多”到“一”的共同体框架。对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而言，这种异质性存在于国家与个体之间安全目标的相互对接和交叉，包括了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的利益基础、空间载体和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内在张力。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反映的基层社会安全治理模式是通过认同的构建，把更多弥散的社会需求和个体行为纳入统一性的治理体系之中，为理论提炼和治理实践提供合法性证成和现实性可行。这也表明，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人民主体性之上，并以国家自主性来吸纳具有典型性和一致性的安全治理理念、目标和方法，从而生成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基本命题。
（三）一体多元：面向国家安全学的自主性知识体系
一体多元是对多元一体的补充。本文尝试分析面向国家安全的、但又未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战略设计的知识体系——新型举国体制，阐释此类知识如何可能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发展提供补充和支撑。
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的举国体制根植于传统中国的历史文明遗产，是大一统框架下的一种任务型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国体制的突出特点在于，由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领导的、为实现某种具有总体价值的目标而利用多种机制进行协调或合作的行动，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举国体制被赋予了提高国家发展竞争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要求，并从科技攻关拓展到民生工程、应急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新型举国体制有以下三大特点：
其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举国体制在关涉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科技创新等特定领域的重大战略贯彻执行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依靠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领导，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将政治决策与对重大战略目标的贯彻执行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完成了对传统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排除多元化和差异性要素干扰，作出符合社会根本利益和对国家前途命运负责的战略目标设定，并将任务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有效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是在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的语境下提出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直接体现在军事、经济或科技等方面的相对实力指标上，而是要关注这些实力产生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性特质，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自主性能力。因此，以新型举国体制回应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体现了一种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主导国家安全行动的制度和组织逻辑。
其二，综合多重机制处理问题。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具体任务往往指向“没有出现”的问题。换言之，新型举国体制所面向的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代表了国家克服危机和挑战的战略意图，但在国家遭遇新的危机和挑战时，必须突破已有知识的局限，基于现有资源并结合多种机制，创造性地生成新的资源和能力来处理问题。譬如，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面对市场”，在国家牵头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机制以某种总体性的价值目标统合起来，包括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形成明确的牵头单位、规范的流程管理、制度化的资源和收益分配机制，进而发挥不同主体的能力和比较优势。结果是，国家内部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可以针对国家安全的某一类具体问题被动员起来，成为国家体制和能力的有机支撑形式，且具备突破现有资源和能力状况的潜在功能和敏捷性。
其三，以主体多元性应对任务复杂性。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实践宗旨是，以具有先进性的政治主体凝聚多元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共识，并通过合作行动实现超出单一行动主体能力范畴的任务。具体来说，首先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并形成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的战略目标。其次是在党的领导下理顺不同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国家、社会和市场多重机制的主体边界和功能，实现面向国家安全工作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动员机制的一体化。再次是考察实践中不同类型行动主体之间需求的差异、潜在的利益交叉点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力求在权责分配和价值规范等方面达成共识。最后是通过制度和运行机制建设，为多元主体力量的组织化提供更加科学和高效的平台架构，使得党组织在社会能力的发展中更具穿透性和持久性，进而达成针对具体安全任务再组织化过程的共识以及对合作的带动。
需要强调的是，一体多元应当以多元一体为事实和逻辑前提，是实现多元一体之后的再出发。在这里，新型举国体制所体现的国家安全的一体多元逻辑，主要揭示了安全要素和行动主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特征，并指明了发展社会能力的要求。事实上，也正因为不同类型主体的社会背景和能力存在差异，来自国家层面的规模化行动框架需要为社会能力发展留有一定的制度空间。面对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和紧迫性的任务目标时，若完全采用科层化的上传下达机制，容易造成系统的不均衡并抑制突破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创造性。更进一步来说，在国家安全的一体多元逻辑下制定战略、提出任务以及促进合作构成了一种适应性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体制结构的良性发展，以及不同主体间的功能区分和有机关联，是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关键。
四、结语
“多元”和“一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硬币两面———政治整合和认同构建。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框架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大一统框架内在地包含了国家安全的政治整合和认同构建内容。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结构、经验到知识的转化过程。具体而言，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内在地塑造了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有效支持了国家安全知识的多元化运转，形成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内核。新时代的新挑战和新任务，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框架与从现实到未来的开放拓展需求相融合。因此，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得以建构和发展的逻辑线索，是由国家主体性导向国家安全学自主性的结果，也是国家安全学包含国家主体性的政治前提。作为线索的“多元”与“一体”关系构成了统一性的逻辑，为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生产模式提供了基本命题及其边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