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的结局，像一面镜子，给每一个观影的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镜像。因“重男轻女”的设计捆绑在一起的姐弟，被戏剧化处理成极端的性别失衡后，两人的关系是否要达成和解，成为了影片的讨论议题。
开放式的电影结局，在最后一刻，给姐弟之间创造了和解的可能。影片戛然而止，更多的实际问题留给了现实中的“中国式姐姐”，他们有些依然被锁在重男轻女的困境当中。
囚笼，从弟弟一出生就已经出现。电影中两小时的愤怒和委屈，在现实的姐姐们身上，一生中如影随形。“和解”有时候不是解开了一个死结，是给未来留下了更多复杂性。
为了弟弟，王若楠在9岁才开始上小学，这成了她失去考大学机会的伏笔。
在她错过的那两年入学时间里，父母给她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照顾弟弟。
弟弟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从父母决定非要有一个儿子那一刻起，这个家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重心。
超生受到单位处分，举家搬迁，离开江苏，一家人到黑龙江鹤岗投奔亲戚。得子的时候，更大的两个女儿已经上学，王若楠6岁，处在从幼儿园到上小学的中间阶段，她开始第一次承担一个长辈的责任，被父母安排照顾弟弟。
一陪就是两年，上小学的时间被父母有计划的推迟了。她当时的年纪不理解上学意味着什么，一个6岁孩子的思维里，大姐二姐才是上学的，弟弟是需要照顾的，自己是负责照顾弟弟的，这就是年幼的王若楠最基本的逻辑。
弟弟每次哭，她就抱着哄，弟弟长得胖，四肢扑腾地特别有劲儿，那种婴儿的蛮力，是她对弟弟最早的印象之一。
在9岁上小学那一年，问题开始出现。
晚入学两年，让她成了班级里个头最大的孩子，同学给她起外号，叫“傻大个儿”，她不知道什么是歧视，也不理解自卑，她只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她放学后的责任：给弟弟洗澡、做饭、洗衣服。“那时候我不爱回家，宁愿在学校里，因为一回去就得做好多事。” 家里没有洗衣机，弟弟的衣服，靠手搓洗。
大量的信息都在传递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弟弟有新衣服穿，她穿的是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和弟弟的争吵，被指责的总是自己。
仇视的情绪在她对弟弟的态度中出现，同时也出现在她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中，有两年，她不和弟弟说话。
“我后来就想，上中学就好了。上一个寄宿学校，不回家。”沉默、逃避，成了王若楠的应对方式。
大姐成了离家最早的人，父母对弟弟的偏爱不单单是王若楠的感受，家里的三个女儿，都有尽早离开家的念头。“他们的想法估计跟我一样，就觉得家里只稀罕我弟，我们去哪都行。”
王若楠成了第三个离开家的人，上高中后，她住在学校，一个月回一次家。
“没钱了我才会回去一次，回去找我爸妈要生活费，还有学费。”供四个孩子上学，家庭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每次回家要钱，父亲的脸上愁云密布。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父亲开始了劝她辍学的试探。她在高中时已经快20岁了，这成了父亲让她辍学甚至嫁人的理由。
“我因为照顾弟弟导致晚入学，现在让我辍学，然后早早嫁人。”一种“牺牲品”的宿命，在她从离开幼儿园那天，就已经被家人决定。
起跑线上的延迟，在王若楠随后的十年，开始产生连锁反应。
在中国式姐姐的现实案例中，其荒唐性，不比影视作品来的含蓄。
很多传统观念的家庭，对儿子的执着，是通过最直接的生育来试错。这种概率背后是女儿一生的损耗，而在他们的养育过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举家的“超生游击”，以及经济上的负债累累。
贫穷，延伸出来的是姐姐读大学的权利丧失。
梓欣在初中毕业后，主动结束了读书的生涯，在她弟弟的回忆中，梓欣那时候至少是有机会去念一个专职学校的。一是她没有争取，二是父母没有坚持。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牺牲自己的选择，她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把机会让给了我。”在河北曲阳县的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念完初中就不再念书，女孩占了多数。
曲阳是雕刻之乡，走出校园，到石雕厂当学徒，成了一部分15岁的孩子的人生走向。一个老练的石雕工成了梓欣的师傅，跟两个同龄人一起当学徒，用一年的时间去切割一块块汉白玉。
每天她穿上一套迷彩服，戴着口罩，用切割机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操作，整个过程，粉尘四溅。每次回家，她摘掉口罩，抖下衣服上的粉尘，然后洗脸、洗头。
从一个裹在迷彩服里的石雕工，变回一个15岁的少女。
“她其实挺爱干净的，但那时候也没听她有太多抱怨。”梓欣比弟弟大三岁，小时候他们牵着手放学回家，像一对同龄人，争抢一个冰棍。
但走进厂子的梓欣，在弟弟眼里成了一个成年人，这种印象的转变，仿佛在一夜之间。
梓欣23岁结婚，找人给说的媒，五万的彩礼，一部分给弟弟交了学费，一部分给家里还了债。“我其实觉得她结婚，也是为了家。当时我上大学，学费不够，家里还有债，五万的彩礼，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弟弟印象中的梓欣，在他们班里是一个出众的女孩。12岁之前，梓欣在山西晋中长大，在城里生活，普通话标准，穿得也和村子里不一样，更洋气，爱唱歌，唱的也好。“他们班里有个男的追她，还托我给我姐送情书。”弟弟偷看了那封信，里面一句青涩的情话让他记到现在，“我爱上了你”。
直到结婚那一年，村子里都有人在追求梓欣，她冷冰冰回了一句，“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梓欣从来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做过解释，她只是后来跟弟弟说，如果自己当时以唱歌的特长生身份，也可以考上高中。嘀咕了一句，没有多说。在她弟弟眼里，梓欣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生。
“我爸妈都是普通农民，但都是讲理的人，如果孩子提出什么明确要求，他们是愿意支持的，但尽管这样，我姐几乎没有要求家里为她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