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身边年轻同龄人的生活状态，再看一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轨迹：
公司宿舍两点一线，昼出夜归，披星戴月
，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塞得满满当当。
带着一天里攒下对领导和客户的牢骚，费劲巴拉地爬上床以后，自己愿意做的除了捧着平板用二倍速追剧以外，可能也没心力再去给其他事情投以关注了。
虽然知道不回消息第二天就会收到夺命连环call，但二倍速的台词实在是太催眠了。困意涌上头，眼皮打架到只刚拿起手机，下一秒就到梦里回消息去了。
上面的生活经历，可能读者朋友们不会陌生，即使不是对象的消息，大半夜来自领导的消息也够要了老命的。但自己的每一天也基本上都是“三餐靠外卖，娱乐不求人”的日子，日常被工作“充实”，
但充实的日常里，唯独没有社交的位置。
所以倘若是被称为独居青年，就未免显得太过客气，因为独居的生活总给人一种自己能掌握生活节奏的自由印象。再看看自己
每天心力憔悴到一句话都不想说，然后生活里还没人陪的样子
，与其说是独居青年，不如说是空巢青年更合适。
根据2018年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末，
中国的独居成年人数已经超过了7700万人
，而20到39岁的年龄段里，可被划入空巢青年群体的独居青年人数已经接近2000万人。
没有人会想主动成为空巢青年。奔命于旁人看来体面的工作，但来自工作的高压和独身生活的经济负担却一点也没有少；时间与精力都被奉献给了职业生涯，而在付出和工资又不成正比时，
又穷又忙的现代青年，还剩下什么可以用来和别人开展社会交往的资本呢？
乐观点想，也不是完全没有社交。虽然上班如上坟，但上班也能让人在工作场合见到几个活人。相信经历了去年长时间待在家的读者朋友们，
能够理解“见到活人”也是一种刚需
。中国的“空巢青年”里，有工作的还是多数。
而在隔海相望的日本，有一群年轻人，将自己封闭在了社会的孤岛上。不一样的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了孤立，连工作都没有。
我们之前在《
谁不啃个老？
》里提到过这个群体，他们被叫做“茧居族”，即“ひきこもり”或者“引き籠もり”（罗马字：Hikikomori），按照字面意思直译就是，
“退隐、抽离”（引き）和“隐蔽、社会退缩”（籠もる）。
在那篇文章里提到，曾任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的熊泽英昭，在判断“儿子有暴力倾向”后，秉持着日本人独有的“不给人添麻烦”的意识，在自己76岁高龄时大义灭亲，手刃了自己的儿子熊泽英一郎。而这位被杀的儿子熊泽英一郎，就是“茧居族”的一员。
和其他长期蛰居在家中的其他人一样，熊泽英一郎长期在家闭门不出，只以自宅为中心生活，同时不从事社会工作，
回避与外界的交往，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
，同时在人际沟通和交往上存在困难。
不过熊泽英一郎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有一个很有钱的老爸。一直以来靠着双亲的经济支持，英一郎在家外独自生活了10余年；同时英一郎还十分热衷于在网络上炫富，通过说出自己的零花钱“比你们父母拼命赚的钱还多哦”这样的话来挑衅广大网友，十分懂得什么才是挑起冲突的根本要素。
但不是所有的蛰居族都有这样有钱的爸爸以及高亢的暴力倾向，不然蛰居族早就会被日本社会口诛笔伐，然后连根拔起一锅端了。家里蹲之所以出现，也是蛰居族对于难以企及的制度目标的回应，以及主动面对现实的妥协。
蛰居现象出现的苗头，就是最开始在蛰居者身上，出现了拒绝上学和翘课的情况，并且蛰居情况会在此不登校的基础上日渐严重。按照日本统计标准，旷课50天以上就可被归为“不登校”学生。在日本，1970年的中学旷课学生数是8357人，至1980年时，上升到13536人，1989年上升到40087人，直接是1980年的3倍多。
出生和成长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批人，正好赶上了日本社会中学历主义以及会社主义在全社会范围里的抬头和强化。这一批人的时代价值观被学历社会和“积极进取成为正社员”的功利主义影响。
而日本社会内依然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现象，则伴随着少子化倾向，促成了日本社会里“只有父母和孩子”组成家庭的小家庭主义的出现。
小家庭主义带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专职主妇的母亲，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子女关系和对子女的教育中。乍一看这是一件挺好的事，
但实质上母亲的过度介入，最终结果是在子女教育中彻底踢走了父亲的角色位置
，导致的结果就是“父亲角色缺失，母子关系过密”的畸形亲子关系。
另一方面，在学历社会下，人人都想方设法削尖脑袋，在读书的道路上杀出一条血路，希望通过获取高学历、高文凭的文化资本，用来作为入职著名企业的敲门砖。日本社会里的学历军备竞赛开始显形。
在现实里，从踏进幼儿园开始，日本少年们就没得选了。大学的高低优劣也被正态分布化，作为衡量大学品质的手段，现在也变质成为考学的目的；
学校不再是共同的生活空间，而逐渐分裂为充满竞争，和因为没法有效搞好同学关系而招致霸凌行为的两极分化地带
。对于无法满足社会目标的青年而言，学校就是一个充满痛苦的空间和存在。
一边是善良母亲在家里持续不断地输出高浓度鸡汤，像老母鸡一样把小鸡仔护在翅膀下；另一边则是无情又教你做人学历军备竞赛，哪一边都够让你上几回头。
而当盲目自信的鸡蛋撞到现实的石头上时，被建构在每个人意识中的公认的功利目标和价值观，就会赶过来敲碎你小小的幻想。
如果说日本的蛰居族们是因为对现实的存在感到恐惧，最终在功利成就的威逼利诱下，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还并没有读出蛰居族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现实的残酷性，是影响和促成蛰居族们做出回避选择的原因，但现实残酷并不是导致蛰居现象出现根本因素。真正的矛盾，就在于蛰居族们内心打不开的心结：
对于“普通”的求而不得。
这里所说的“普通”，指的是每个人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自己当中，最符合社会标准的那个“一般”的自己的形象。
因此蛰居族的心结，实质上就是指蛰居族渴望实现自己所设定的一个符合公认标准的“一般”的理想形象，但是却始终因为无法实现而陷入焦虑和恐惧，最终选择否定自己的存在，因为无法和自己和解，而选择逃避现实。
这一层思想，非常符合日本社会追求“同一”的思维方式：
努力和其他人步调一致，如果出现不协调，那就是异端
，是会被整个社会所排挤的。而在和日本蛰居者的谈话中，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被访谈的蛰居族们在话语中多次提及他们对于“一般”的认识，例如：
A：“‘不能不去学校’，这样的想法很强烈是吗？”
B：“是的。……我也会想将来的事情，我想如果偏离了一般的轨迹，就会很辛苦……”
A：“我长话短说了，34岁，35岁，对你来说是一种压力吗？”
E：“是的。……一般来说，一般这个词又出来了哈……（到了34、35岁这个年龄）就该生了孩子，拖家带口了。所以（如果到了34、35岁）就压力很大了。”
对于蛰居族来说，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一般”的状态。自己越是偏离“一般”，自己就越是陷入痛苦和焦虑当中。
在这里，身为蛰居族的B有着强烈的不登校愿望，学校象征着一个痛苦的存在。但是不去学校的话又和自己对于“一般性”的认同相违背，最后就会出现“
去学校很痛苦，不去学校成为另类也很痛苦
”的矛盾状态。
同样，E也同样认为，符合“一般”的情况是成家立业要趁早。尽管成家立业要和人打交道，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比起自己到了34/35岁还没成家这件违背“一般”情况的行为的话，早成家的“一般”的痛苦还能稍微小一些。
当这种对于“一般”的求而不得的矛盾一次又一次上演时，蛰居族就会在进退维谷的痛苦中动弹不得，进而转向否定自己，影响到自身与外界的正常社交关系的建立，最终指向对现实的逃避。
例如一位蛰居族在初入城市的职业学校时，对于城里人非常急于交朋友和建立人际关系这件事非常敏感。因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加努力地交朋友却仍不成功，进而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一个学年没有读完便退学了。
“
越轨带来痛苦，但是回到正轨同样需要面对痛苦
。”
对于蛰居族来说，当一回鸵鸟，或许再正确不过的选择。
凭心而问，如果遇到教育挫折、校园暴力、原生家庭不幸，以及普遍性规范陷阱等等危机的人是我们自己时，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这些蛰居族们一样，用逃避现实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呢？
虽然我们不必像日本的蛰居族一样如此决绝，用切断自己社会存在的方式作为对现实的回应，但我们也不能五十步笑百步。
日本把东亚国家发展道路上该踩的雷全都趟了一遍：泡沫经济崩溃、学历军备竞赛、性别分工、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以及由于少子化带来的家庭结构核心化等等，
类似的问题都已经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端倪。
诸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核心家族化加速；伴随着独生子女出生潮的推移，中国社会即将经历的家庭养老关系矛盾；以及潜在的家庭关系问题，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以及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与再生家庭的磨合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