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哈哈，我觉得文中那个瑞典小镇的议员提议很好，带薪休假啪啪啪……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幸福图景。可问题的关键是，放眼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的数据取样，其实很难简单地将性生活减少归因于任何单一因素（网络色情、精神压力、幸福指数等）。或者可以这样说：
万一
如果人们不需要亲密的关系了呢？
毕竟性活动算是一种人类亲密活动的表现。
“面倒臭い”（めんどうくさい），意为“太麻烦”，日本人谈到令他们恐惧的关系常常会用这个词儿——养家糊口有压力，发展亲密关系有压力，生儿育女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没准儿那些远离床笫之欢的人们都是谢耳朵有丝分裂的支持者呢。
文/
Simon Copland
译/张亮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70508-the-many-reasons-that-people-are-having-less-sex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张亮在利维坦发布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性开放的时代之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过去的40年中，无论是避孕药，还是例如Grindr和Tinder这样的约会app，都为人类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发掘了更多的可能性。随着70年代性解放运动愈加成熟，社会标准一点点改变，对同性恋，离婚，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逐渐提高，包括开放性关系，比如多元之爱
（译者注：又被称作多角忠诚，和多重伴侣关系）
以及换偶。
但尽管如此，有研究发现，我们性交的频率实际上比起几十年前更低了。
今年三月份美国研究学者珍·温格（Jean Twenge），瑞恩·谢尔曼（Ryne Sherman）和布鲁克·威尔士（Brooke Wells）在《性行为档案》上共同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显示从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
美国人每年平均少做爱9次——从一年62次到仅53次——下降了15%。
在不同的性别，种族，宗教，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样本里出现了相似程度的降幅，已婚人士提供了最有效显著变化的下降样本报告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17-0953-1）
。
虽然这很容易被看作偶然，或者作为性生活研究的挑战的一种征兆而被忽视，但其实这种趋势在全世界都日益明显。2013年，在一次性观念和性生活方式的全国性调查中发现，年龄范围在16到44岁的英国人，每个月的做爱次数少于5次。相对于一项2000年发布的调查，那时候男人的记录是每个月平均6.2次，女人6.3次，性生活频率在下跌。2014年澳大利亚全国性行为调查显示，人们在异性恋关系里平均每周从10年前的1.8次下降到1.4次。这种情况可能在日本最严重，
最新数据表明，日本人在16到25岁之间，46%的女性和25%的男性“鄙视”性接触。
到底咋回事儿？
虽然有很多简单有效的结论，但经BBC未来频道更加深入的挖掘，我们发现情况比想象得要复杂。
怪罪色情
第一个显而易见要怪罪的因素是快速发展的科技。有两项技术经常被作为被指责的对象：在线色情产业和社交媒体。随着互联网色情业的发达，研究者们把目光对准了它上瘾的潜力，试图标签其为“网络性成瘾”作为官方公认的精神障碍。
他们认为色情成瘾取代了真实的性生活，把我们的性欲限制在卧室中。
社交媒体和色情图像经常被指责是破坏我们性生活的凶手，但明确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还远未明确（图源: Alamy）
色情也因它不真实的图像而被指责，研究者认为这会引发
厌性症
（sexual anorexia），或者“
色情诱发性功能障碍
”。2011年，一个针对28000名意大利色情观众的调查发现，许多人忙于在色情网站上过度消费。研究者卡罗·弗利斯塔（Carlo Foresta）认为，色情的日常使用，意味着这些人变得习惯于“甚至是更暴力的”图像。根据他的理论，毛片里那些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图像使男人在真实的邂逅中很难勃起，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床榻上很绝望。
一些研究者认为色情和结婚率有关系。
2014年，研究学者麦克·马尔科姆（Michael Malcolm） 和乔治·南弗（George Naufal）在对美国1500名18到35岁的互联网使用者的情况进行调查，关于如何使用以及这对浪漫生活造成的影响。发表在《东部经济期刊》（Eastern Economic Journal）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高互联网使用率和低结婚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开始定期在网上看毛片儿了。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
人们总是沉迷于他们面对的屏幕而不是他们的性生活，所以社交媒体被指责令人分心。
有一个拓展研究发现，曾有人建议在卧室里放一台电视机可以显著减少性生活次数。这对让社交媒体入侵到生活的我们也有相同的影响。
但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质疑这两个结论。
研究者们在区分色情对我们性生活的影响时，“互联网性瘾”的因素在他们的辩论里先入为主了。其他观点则指出，色情有提高性生活的潜力。比如2015年《性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到发现美洲至少两次观看至少40分钟的毛片有助于刺激性欲，提高做爱欲望。这项研究测试了280名男子的性欲与观看色情的关联。研究发现，花在看片上的时间和有没有兴趣做爱有很大关系，那些每周花两个小时以上看片的人的性欲最容易被唤醒。温格、谢尔曼和威尔士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这点，
尽管他们发现人们整体上性活动的频率下降，但看不看毛片跟做爱频不频繁半毛钱关系没有。
约会app应该让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找到性伴侣，但千禧一代似乎比前几代做爱的次数更少。
同样的，社交媒体使人分心，却也提供了更多随时性交的机会。事实上，研究显示像Grindr和Tinder这样的app可能给人类的性生活提速了。
虽然科技的确影响到我们的性生活，但性交次数的减少还真不能全怪它。
人类工作狂模式开启
尽管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是人类很早以前的梦想，但是工作却更进一步干涉了我们的生活。西方世界的工作时长保持着极高的水平，最近的数据表明，美国全职雇员每周平均工作47小时。把工作带来的疲劳和压力作为性生活频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听起来好像挺符合逻辑的。
但事实又没那么简单。比如1998年珍妮特·海德（Janet Hyde）, 约翰·德拉梅特（John DeLamater）和艾利·休伊特（Erri Hewitt）在他们发表在《家庭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的研究中发现，对于那些家庭主妇和全职或者兼职的女人来说，性生活，满足感和欲望都没有减少
（psycnet.apa.org/journals/fam/12/3/354/）
。
与温格，谢尔曼和威尔士的研究结果相反，他们发现忙碌的工作和高频率的性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快节奏的生活使人感到焦虑，疲惫和沮丧，这些都可能对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作不影响性活动；相反地，重要的是工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好的工作对于你的心理健康来说可能比没有工作更加糟糕，这也延伸到我们的性生活。越来越多的压力被认为是性生活和性愉悦下降的问题核心来源。
2010年，苏黎世大学的盖尔·博登曼（Guy Bodenmenn）和他的团队调查了瑞士103名女学生，研究了三个月后，发现她们自己报告的压力值越高，性生活和满意度则越低。压力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包括荷尔蒙水平的变化，身体的负面形象，使我们质疑关系和伴侣，滥用药物与酒精。所有这些都与下降的性生活次数和性驱动力紧密相关。
这与现代生活有关
还有许多其他理由认为我们身心健康带来的变化可能破坏我们的性生活。虽然温格、谢尔曼和威尔士低估了色情和工作时间作为性活动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由于
幸福指数下跌
。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开始流行的心理健康疾病，都与抑郁和焦虑有脱不开的关系。
在抑郁症症状和性生活欲望降低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回顾之前《性医学杂志》的一篇阿德莱德大学的埃文·亚特兰提斯（Evan Atlantis）和托马斯·沙利文（Thomas Sullivan）的相关研究，他们发现了抑郁导致性功能障碍和性欲减少的重要证据。温格、谢尔曼和威尔士认为把这些证据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增长结合起来看，
幸福指数的下降和性生活平均频率的下降具备因果关系。
研究把这些流行的心理健康疾病和现代化生活里越来越缺乏的安全感联系起来，尤其针对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的身上显示了有史以来性生活频率下降的峰值，珍·温格（Jean Twenge）的研究表明千禧一代比X一代
（译者注：Generation X，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出生的美国人，而这批人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冷漠和物质主义等特点）
抑或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
（译者注：婴儿潮，baby boomer，是指1947年到1961年，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出生率突然大幅度增长的时期）
的性接触更少。工作和住房安全，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以及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的破坏都是与心理健康问题息息相关的因素。
可以这样多方面去探讨性活动频率下降的原因，所以这其实也反映了现代生活的本质。这种现象不能与其他的问题相提并论，但又是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工作，不安全感和科技等各种因素的混合，是现代生活带来压力的结果。
在过去的10年，抑郁症和焦虑的诊断数量在不断上升
有些人认为性开放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性活动频率的下降使他们雀跃不已。但性是不可忽视的。它能够带来快乐，使身体更加健康，甚至还能为你的工作带来满足和愉悦。最重要的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性爱是有趣的。
正是因此，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二月份，瑞典一个名叫托尔内奥（Overtornea）小镇议员珀尔·埃里克·穆斯科斯（Per-Erik Muskos）
建议每周给550名员工1小时带薪假，让他们回家做爱。
议员陈述了做爱的各种益处，并称这个提议“可以为爱侣们提供二人世界的机会”。
日本尤其因为对出生率下降的担忧，一直在试图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在日本生孩子的父母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现金支持，同时政策也鼓励给予上班族更多时间来生育。
该国一家大型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鼓励它的1600名企业成员允许他们的雇员花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与此同时，当地机构也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人们繁殖后代，包括向人数多的大家庭提供购物券，以及启动官方的婚配相亲网站。澳大利亚政府多年来也在一直采取类似的措施，2014年，他们还为新父母们提供“婴儿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