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二世而亡，一个席卷六国的庞大帝国轰然倒塌，成为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转折。而在众多关于大秦崩塌的原因溯源中，公子扶苏往往是古今看客眼中最大的意难平。这个仁义勇毅的谦谦君子因阉人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而丧失了本应属于他的王位，被逼自杀，幼子胡亥继位，最终造成大秦的灭亡。
这个从《史记》中得来的说法看似十分合理，却存在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秦始皇真心准备将大业托付给扶苏，那么为何迟迟没有确立他的继承人地位，反倒在暮年的出游中仅带胡亥一位公子，轻易给了奸佞捣鬼的机会呢？
“扶苏当立”的由来与存疑
《史记》中对于扶苏身份的圈定非常明确，首先是“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即确定了扶苏是秦始皇二十余个子嗣中的最长者。再者可以确定的是，扶苏为长子但并非太子，《史记》对秦始皇临终时对扶苏的安排很清晰：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秦始皇病危之际，扶苏仍是公子身份，秦始皇让其归来的意图也异常模糊且荒诞，“与丧会咸阳”，无论如何解释也只能是秦始皇让这位长子参与自己死后的丧礼，并没有明确指令扶苏继承帝位，因而《史记》这段记载实际上存在很大疑问。
秦始皇自登上秦国王位之初就没有关于确立嫡子的记载，这种继承人悬而未决的状态在秦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秦献公以前，“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直到秦孝公以后才逐渐较早明确了太子地位，秦惠文王、秦武王便都是以太子身份直接继承王位。后来的秦庄襄王安国君本人尚且身为昭王太子时，吕不韦就为异人谋取嗣位，并刻符为约，“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所以，尽管秦国在早期存在继承制度混乱的情况，但在始皇帝之前几任秦王都有对嗣君的重视以及早定储位的政治习惯。
因此，秦始皇对于嗣君之位迟迟没有决定显然是有违传统的，其原因只能是因为“怚而不信人”的秦始皇对诸子谁能继承大业存在疑虑，所以，秦始皇一开始就属意扶苏的说法很难立足。扶苏的优良品格被时人称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中也一度打出“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的旗号。后世普遍认同的“扶苏当立”的历史叙事基本源于秦汉之交的舆论，而并非文献记载。
如果要预设扶苏为秦始皇属意之子，那么必须重新站在秦始皇的价值观考量之上，即他选择的应该是更能在其政治轨道上延续大秦基业的子嗣，希望“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行郡县之制、推广文书行政与统一货币度量衡的“秦制”行于六国，因而他的继承者不应与这一基本法则相违背。
然而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复辟分封制的动议就不绝于耳，当时的丞相王绾提出：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更严重的是“群臣皆以（分封制）为便”。秦代大量高级官员与儒生一样意图恢复封建制表明，秦代军功爵制的虚假表象之下，传统贵族仍然占据了秦王朝统治阶层的主体，他们对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是持有疑虑的，自然也就与秦始皇的本意相违背。
在这种朝臣与君主对立的状况下，能够跟上帝王心理的站队便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站出来力挺郡县制度的廷尉李斯提出“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诸子安置方案，立马得到了首肯。而东方六国儒生为主的博士就对郡县制颇有微词，比如齐人淳于越就曾在咸阳宫当面指出：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言语间强调商周的分封制才是王朝长久的根本，因而引起了极大的不悦。再加上儒生方士在秦始皇封禅期间的迂腐表现，让秦始皇对儒生的反感更为加剧。
偏偏在此时，当秦始皇因为“卢生讥谤”而大怒欲“尽坑诸生”的当口，长子扶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谏曰：
“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扶苏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对秦始皇的巨大否定，也是对其“功盖三皇五帝”的不敬。以法家为治国基本理念的秦始皇对于扶苏的愤怒显然不是简单的“怒其不争”，而是一种“道不同不堪为谋”的愤怒。正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所言：
“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
扶苏为儒生争辩且强调孔子之重的这一点触碰到了秦始皇选择嗣君的原则与底线。所以《汉书》中特意强调了“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表明这次外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很多人口中对扶苏公子的历练与打磨，很可能是秦始皇对扶苏的变相抛弃。
以此向后推演，扶苏的结局似乎可以说得通。当赐死扶苏的所谓“矫诏”来到上郡时，手握雄兵的蒙恬认为诏书有诈，应该向秦始皇询问真假，但扶苏却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旋即自杀。这一匪夷所思的做法一方面可以看作扶苏的愚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自己被父亲放逐出权力中心的心灰意冷，也表明秦始皇并未在放逐之后给予扶苏任何进入嗣君位置的希望。面对与自己观点尖锐对立的父亲，扶苏认为被赐死也是意料之中。
胡亥的优胜：出土文献带来的新思考
在湖南益阳出土的秦代布告简帛中这样记载着秦二世的文书：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
这里胡亥强调自己是真正奉有遗诏的天下之主。
如果将这一记载推测为胡亥上位之后的自我宣扬，那么北大汉简《赵正书》中则有直接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载：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这一出土史料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推翻《史记》中关于秦二世胡亥得位不正的记载，却也有理由质疑所谓“矫诏”是一次基于秦末反秦势力宣传的策略。
尽管史书对胡亥的着墨不多，我们还是可以从相关记载中勾勒出胡亥的形象，《史记》记载：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
从“爱慕”一词可以看出胡亥对秦始皇的追随，从而形成了“二十余子，而胡亥独幸从”的局面。
胡亥本人同样不同于扶苏，《史记》记载：
“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
这一记载证明胡亥跟随赵高学习了法家的刑名律令决狱之学，自幼是典型的法家文化追随者，与立场上偏向儒生的扶苏形成了巨大反差。而赵高的“中车府令”之职务，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是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非皇帝绝对信任的心腹不能担当。赵高作为能伴帝王左右的近臣，必然更能提供必要的帝王偏好信息，培养出更“类其父”的皇子，这是扶苏与蒙氏兄弟所难企及的。
而作为沙丘之变记载中的另一个主谋李斯，史家记载其是在赵高的挑拨下加入了废立的阴谋之中，但是以李斯支持“焚书坑儒”的激进态度而言，应当是与公子扶苏的主张明显对立，而与胡亥和赵高的政治理念相合，且“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种联姻关系也使得李斯必然是秦王朝既有理念的死忠，因此与其说李斯是被挑拨加入阴谋，不如说李斯本人更倾向于维护秦王朝的法家制度传统与秦始皇本人的治国思想，由此来看，李斯支持胡亥是情理之中，也自然倾向于认为胡亥更能延续秦的天下。
细节之中：《史记》故事叙述的矛盾与端倪
尽管《史记》记载沙丘之变的主基调是强调胡亥得位不正，但仔细回溯时间前后各方人物的话语却只能得出自相矛盾的观点。比如在赵高赐死胡亥且囚禁蒙恬之后，便意图将曾欲治赵高死罪的蒙毅也一并杀死，派遣使者以“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为理由赐死蒙毅，而蒙毅此时并没有慨然赴死，反倒强调自己无罪：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
简而言之就是，蒙毅强调胡亥为太子是秦始皇数年前就有的想法，皇帝带胡亥巡游天下更是表明了其对胡亥有着超越其他公子的青睐，所以自己从来不想也不可能去劝谏皇帝。
从蒙毅这样一个与赵高、李斯等人完全对立的蒙家核心成员口中说出这样一个叙事，便与太史公沙丘之变的故事自相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秦始皇立嗣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何况秦始皇是在“道病”的情况下马上“使蒙毅还祷（会稽）山川”，如果他有心立扶苏，那么更应该派遣蒙毅去往上郡而不是会稽，因而也有支开蒙家势力的可能性。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言：
“汉时，简策之用尚少，行事率由口耳相传，易致讹谬；汉人又多轻事重言，率意改易；故其所传多不足信，秦与汉初事尤甚。”
胡亥与扶苏，一个是继承秦始皇政治意志的“类父者”，一个是与秦始皇政治观点尖锐对立的仁义长者，秦始皇在两者之间的徘徊抉择良久也代表了秦帝国未来政治方向的迷茫与彷徨。然而不可否定的是，胡亥的政策延续了秦始皇的政治轨道，也注定了秦帝国覆灭的命运。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2.李开元：《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3.熊永：《封建郡县之争与秦始皇嗣君选择》，《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4.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5.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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