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印刷術問世時間的認識

关于印刷术的问世时间问题，在中国，至迟从明清以来，就有很多论述。时至今日，说法愈来愈多，从西汉，到唐代，可谓五花八门，货色齐全。不过总的来说，在这各种说法当中，印刷术产生于隋代以前的说法，持论者日益尠少，且未免过于离奇，因此，在这里我想先从隋代开始，选择几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事例，加以剖析，指出其不合理性和不可信性。在此基础之上，再提出我的基本观点。

主张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代的说法，渊源甚为久远，至迟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间。持此论者，当然也有不止一种历史文献的依据，甚至还提到了实物的证据。然而深入辨析这些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可知这些学者的解读和研判都存在严重问题，实属似是而非。所以，在这里对这些说法就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张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各项说法当中，至上个世界末以来，有人宣称出现一项新的实物“证据”。

美国克里斯蒂拍卖行

出售的所谓

隋大业三年佛像

这是1983年年底在美国纽约克里斯蒂（佳士得）拍卖行售卖的一件带有“大业三年”题记的“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这件东西，后来被中国相关部门买下，作为存世时间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证据。一些学者认为，以此实物，足以证实雕版印刷肇始于隋代，并且可以“为持续了上千年的争论, 做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可这幅佛像实际上应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古董商人制作的一件赝品，并且是出自手工绘制，而不是雕版印制而成。当时古董商人同时赝造了一批这样的佛像，大同小异。其中有几件被日本收藏家购入，并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国华》上公布了两幅佛像的照片。

《国华》刊载的两幅

所谓隋大业三年佛像

这一情况，当即引起日本历史、考古和美术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著名东洋史专家桑原隲藏、著名印刷史专家中山久四郎、著名美术史专家和品味极高的大收藏家中村不折，都认真审辨了这些佛像。他们共同的结论是：必属赝品无疑。日本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学者，后来从未有人再把它看作古代印刷品遗存。神田喜一郎在七十年代还明确重申过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神田氏同时还强调指出，迄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件可信的隋代印刷品实物。

把克里斯蒂拍卖行售卖的这幅佛像同当年那批赝品稍加对比，就可以清楚看出，它应该就是这批赝造佛画当中的另外一幅，并且也是直接用笔描摹而成，而不是印刷的产物。这样，看似坚实如铁证据，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其次是主张印刷术肇始于唐太宗时期。这一主张，过去是以专门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学者张秀民持之最坚，但胡适等学者早已明确指出张氏所依据的史料时代太晚，完全不可信据。后来凡是受过正规史学研究训练或是了解历史学基本研究方法的学人，没有什么人再去理会这一观点。

可是 1974 年西安市文管会征集到的一件梵文陀罗尼经咒印品，却又被一些人视作这一主张的新依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1996 年年底，一个名为“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社会团体，还组织一批“专家”以“集体鉴定”的名义，好像是很权威地再次肯定了这一认识。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专家”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西安西郊柴油机厂出土）

同类陀罗尼经，尤其是梵文印本，确实是世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品。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本文最后一节还要做具体的阐述。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考察这件陀罗尼经的印制年代，不能仅仅孤立地看它本身，更要联系相关学术背景来做分析。

第一，分析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所印制经咒的名称、也就是刻印的是哪一种经咒有所了解。这件陀罗尼经虽然是梵文印本，但中土梵文印本的流行是以汉文译本的出现和流行为前提的，它被印作梵文只是由于信奉者以为梵文更具有灵验而已。

第二，目前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不管是汉文，还是梵文，也不管是雕印，还是手绘，凡原始存放情况清楚者，无一例外，都是《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亦称《大随求陀罗尼经》。因此，西安市文管会征集到的这件陀罗尼经，也应该是同样的《大随求陀罗尼经》。

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大随求陀罗尼经》最早的译本，是北印度迦湿密罗僧侣宝思惟的译本，而宝思惟译出此经的具体时间，根据李翎的研究，只能是在武周长寿二年至中宗神龙二年期间；至于其流行于世的时间，则已到睿宗太极元年之后。因此，西安市文管会征集到的这件梵文陀罗尼经印本，绝不可能是唐太宗时期的印刷品。

第三，陀罗尼经是佛教密宗的经咒，而综合考虑密宗在唐代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參考其他那些年代清楚的唐代陀罗尼经咒印刷品，可以判断，这类《大随求陀罗尼经》的印本，最早也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元年。

这样看来，这件陀罗尼经印本的实物，也根本不能用作唐太宗时期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证据。

关于印刷术产生时间再往后些的一派观点，是认为印刷术肇始于武则天时期，除了大量似是而非的所谓论据之外，其中一项重要支撑，就是本文第一节在论述印刷术起源地问题时提到的韩国发现的那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

审视这一看法，首先需要指出，除了这件尚待论证的经卷之外，在武周时期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或实物遗存，能够证明当时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换句话来说，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只是一项孤证。

这一派学者之所以会对此坚信不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使用了武则天臆造的所谓“制字”，即以此制字来证明它只能刊刻于武周治下的土地之上。

今案武周制字实际上废止于唐中宗神龙元年年初，在此之前，除非遇到极特殊情况，一般来说，在中国境内是不大可能出现随意对待武氏制字的情况，即不能随心所欲，想选用哪些制字就用哪些字、不想用哪些字就将其弃置不顾。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武周时期写本表明，即使是在如此辽远的西陲边地，对朝廷典章亦皆恪守不渝。可是韩国庆州发现的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遇到已有武周制字的文字时，并没有全都采用新定的制字，而是有些字用了，另有一些字没用。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它只能印制于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以后，而绝不可能是武周时期的印刷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卷末，隔离开经文很长一段距离，题有“辛未除日素林”六字。这“除日”二字只能是指辛未年的除夕。结合其他条件，若是这个“辛未除日”年款题署的是刻书的时间，那么，它最早应为开元十九年；也就是说，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最早的刊刻年代只能是开元十九年这一年。据此而言，武周时期即已产生雕版印刷术的说法也是不足信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