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红人魏坤琳：最帅的创业是赶走伪科学 | 封面

文 / 施展萍   图 / 尹夕远  编辑 / 刘洋

社会上有非常多的育儿观点，比如：大脑只被开发了10%、要对孩子开展右脑开发教育、小时候教孩子第二种语言会影响孩子的母语学习……

嗯，以上信息都是错的。

直到两年前参加了电视节目，第一次面向公众，魏坤琳才发现，市面上流传的有关脑科学的错误信息多到难以想象。到了育儿领域，情况更夸张了，“根本没法看”。

魏坤琳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Dr.魏”。2014年，他受邀参加电视节目《最强大脑》的录制，在节目中担任科学评审。节目开播后，收视率一路高走，年轻帅气、有棱角而充满权威感的科学家形象，使他受到特别关注。

除此之外，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诞生，推着他不自觉地将所学往育儿上靠。他惊异于育儿领域中伪科学的流传，想要正本清源，让育儿有科学依据。

他与好友阳志平、王薇，及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赵昱鲲一起，创办了“爱贝睿”——一家儿童教育机构，面向0至6岁的儿童和家长，产品包括公众号、公开课、书籍、音频、实体玩具等。他们联合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高校中一帮活跃于一线的认知科学研究者，希望把脑科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拆解成普通家长都能看得懂的信息，传播出去。

这是个商业项目，但魏坤琳认为，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商业派头。

他清楚自己的公众影响力，知道但凡自己稍有夸大，都能使项目获得更多关注。“要一个普通人做决定无非两种办法——要么利诱，要么吓唬”，但他没这么做，细节体现在一些具体用词上，“比如，‘敏感期’这种概念的确是我们强调的东西，但我们不会说这东西是‘不可或缺、不容错过’。”

科学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魏坤琳反感“早教”一词。这听上去像是要把孩子押到教室里，让他们早早地接受体系化教育。早教机构爱用的词语之一是“开发大脑”，这他也不喜欢，“听上去就像挖矿”。

他为自己所做之事冠上的称呼是“儿童教育”。这家从事儿童教育的机构，办公地点在海淀区银谷大厦。创始人阳志平和CEO王薇就住在附近步行5分钟可达的小区里。

▵阳志平（左）与王薇（右）希望结合脑科学协同家长做前瞻性的能力促进

从地图上看，这里与清华、北大的距离分别为2.2公里、3.3公里，这保证了赵昱鲲与魏坤琳能够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在15分钟内到达办公室。后者常用的方式是骑电动车。

魏坤琳在爱贝睿的职务是儿童实验室主任。更多时候，他在燕园附近的实验室中，带领学生研究“大脑如何控制运动”。

“这整栋楼里面所有老师的研究都跟怎么把自己的小孩养聪明没有直接关系。”在北大王克桢楼的16层办公室里，魏坤琳说，但这群人都懂得儿童大脑发展的基本原理。

是孩子带动了成年人的分享欲。如果说，普通家长喜欢晒娃。那么，科学界的家长们输出知识的意愿在此时被激活了。

有了孩子后，老师们突然发现，以往所学的脑科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终于与现实搭上界了。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自己所学帮助孩子成长。系里的老师们建了家长群，乐于在群中分享各自研究领域在育儿问题上的扩展。

爱贝睿最初也诞生于社群。2014年，阳志平建了个高知微信群，聚拢了数百位一线科研人员。群友们讨论那些来自时间源头的知识，互相交换信息，享受彼此带来的脑力激荡。不过，与所有充满适龄中年人的群一样，话题总是说着说着就引向了孩子。

高知人群同样有育儿焦虑，专业探讨变成了育儿讨论。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某语言学博士因为孩子说话的问题，向脑科学专家请教“左右脑”的说法是否靠谱；某神经学教授因为孩子经常哭闹，向儿童心理学专家请教应该如何解决；某业界知名投资人就目前市场上的儿童智力开发产品，在群中抛出质疑。

讨论折射出市面上流传甚广的伪科学。比如，开发左右脑是对神经科学实验的错误认识，即便最简单的学习任务也需要左右脑的共同完成；“大脑只被开发了10%”是谣言，如果90%的脑细胞没有被过度使用，大脑早就出现大面积衰退了……

伪科学遍地是。不久前，魏坤琳的妹妹转了篇某公号发出的育儿文章给他。魏坤琳点开，第一条，婴儿哭最好不要管。“这不对。小孩哭是有原因的”，魏坤琳解释，这么小的孩子还没有能力想用哭或闹来控制大人，都是身体不舒服了，或者烦了，或者闹觉了。婴儿对外界缺乏安全感，你得给他反馈，并且是“warm responsive”，温柔的、带感情的反馈。

第二条，不要拿婴儿晃来晃去。“又错了。小孩就是要晃来晃去，小孩天生就喜欢被晃。”背后的科学依据是，这有利于刺激孩子的前庭发展，如果有针对性地训练，可以使孩子“七坐八爬”的过程提前，让孩子提前站立起来。

有时候，魏坤琳也在思考，为什么伪科学的东西往往传播得更好。他总结出几条特征，它们多数听上去符合预期，比如，大脑只被开发了10%，“哇，听起来perfect，证明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对吧，我要是做得不好你不能怪我，因为我还没开发呢”；它们大多外表光鲜，这篇文章将主人公塑造为一位在海外生活、养育两位孩子的母亲，“这种东西非常有蛊惑力”。

他得出一个结论，“英特网时代让错误的信息传得更快”。

目前流行的育儿理念，源头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方法论。那时，认知科学还未诞生。认知心理学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认知神经学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很多观点有一点点想当然。”阳志平说。他提出儿童教育2.0的概念，区别于1.0，此时，育儿所依据的科学背景不同，培养孩子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

工业化时代，培养孩子是职业导向型的。目的是使孩子能够在成年后安心进入车间，成为一名工人。对中产家庭而言，则是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

2010年左右，不一样的现象发生了，“人类步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的职业、新的学科、新的产业每一年都在诞生”，阳志平认为，面向过去、面向行业培养孩子的思路已经落伍了，更应该培养孩子适应未来的能力，帮助他们成为未来的创造者。这恰是认知科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王薇曾在K12（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领域从事心理学应用市场工作十余年。十多年前，在与各地教育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青少年问题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的经历，一直希望能结合脑科学和儿童心理学，在孩子的早期阶段，协同家长做一些前瞻性的能力促进。

因此，2015年，当高知群里有人问阳志平什么时候能创办一家专业靠谱的儿童教育机构时，四位均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创始人“一拍即合”，创办了爱贝睿。

对此，赵昱鲲的解释是，他曾帮助爱贝睿主持过一场由游戏治疗师吴倩主讲的“入园焦虑”公开课。吴倩用游戏的方式讲述内容，将许多小纸条贴在一家人身上，然后，一家人手拉着手一起将小纸条抖掉。

赵昱鲲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回家同妻儿一起玩，妻儿也乐在其中，“我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挺讲科学挺好玩的人了，没想到爱贝睿比我还讲科学，还要好玩。”他加入了爱贝睿，担任科学总监。

2015年6月1日，儿童节，爱贝睿的公众号发布了第一篇文章，正式宣布上线。

投资人是主动找上门来的。科学家资源当然是不可替代的优势之一——这意味着，这是一项有科学依据的、可靠的创业项目。

当然，这有时也意味着它不那么讨巧。

“科学家都怕媒体。”魏坤琳说，上过两年多电视的他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担心是被误读。因此，那句与他一同走红的“科学是我唯一的判断标准”，足够反映他的科学态度及公众对他的形象认同——在舞台上，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不讨巧的“铁面教官”。

爱贝睿的风格也接近于这句话。在论及它的特征时，科学性被排在第一位。

但最近，他们遇到了一些障碍。

首先是在内容输出的产品形态上。阳志平将高知群里的讨论出版成书，有为信息过载时代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也有专门讲育儿的，但这并不是最理想的传播方式。家长们太忙碌了，缺乏时间通过书籍系统地学习知识。他们还在寻找最适合的知识载体。

具体到传播内容上，王薇对“标题党”这事儿一度又爱又恨。不做标题党的原因是不愿引发误解。但她承认，科学家们的局限比较明显，传播经验不足，思维体系容易与大众脱节。很多情况下，他们理所当然认为的一些概念很可能成为公众眼中的迷思。这往往会对家长造成认知上的负荷，“给的干货太多了，他可能会噎着。”

因此，当被问及是否有传播效果与预期不太相符的情况发生时，王薇承认，“这个特别多。”

魏坤琳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传播内容一定要轻量化，因为家长越来越忙，最好把半小时的课程拆解为数段两三分钟的短视频。又比如，老百姓不喜欢问“为什么”，所以，得先举例子，把钥匙给他，然后再讲原理，最后把参考文献标注上，后面两部分解决的是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后面的部分）他爱看不看。要先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让他得到想要的东西。”魏坤琳说。

▵魏坤琳对当下的创业潮不感冒，他觉得自己可以“慢”一点

比如，展示这样一个原理：action（行动）和movement（动作）对大脑的复杂程度完全不同。动作是最小的控制单位，而行动可能有一系列的动作，它需要比较清晰的目标和一系列计划。具体到小朋友身上，小朋友的大脑目标感不强，无法对行动指令快速作出回应，如果大人希望孩子做某件事，最好能够帮助孩子拆解目标，给出当下立即可以做的具体动作。

他在文章开头先举例子：早上喊女儿起床，他的方式是喊：“宝宝，滚过来，到爸爸这边来。”“滚”是一个可以让孩子做出快速反应的具体动作。

在王薇眼中，赵昱鲲风趣幽默，能对家长产生足够吸引力。魏坤琳与阳志平身上则有“极客”气质——互联网语境下，这用来指那些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尖端技术与时尚潮流的人。“他们可能看到了15年以后的事。”

自称未来主义者的阳志平认为，有关儿童教育与脑科学的内容将会无穷无尽地延展下去，发展得越来越好。底气一部分来源自他过去丰富的创业经验，但阳志平更愿意将之归结为自己的“博览群书”。

2009年到2014年，接近五年时间，阳志平生活的重心是读书与写作。在那期间，他对认知科学、数学、诗歌等不同领域均有涉猎，他认为，这种系统性的跨学科训练能够帮助他在当下判断未来世界的走向，起码让他明白什么事能成、什么事不能成。

正因抱持着这种把握，在2015年11月到2016年1月间，当公司的几款产品迟迟未上线，公司内外一片焦头烂额时，他也是其中“焦虑不起来”的那一个。

同样淡定的还有魏坤琳。他走路速度很快，说话也是，但这不是着急，而是一种没有受到焦虑摧残的精神饱满的状态，永远兴致勃勃地投入下一秒要做的事情当中。

他对当下的创业热潮并不感冒，“都太急功近利了”，他看到一些创业者拿了投资，背负压力，开始“短视”，在资本的逼迫下乱了阵脚，放弃一些东西。

问他，不担心慢慢来会使项目成为浮躁氛围下的牺牲品吗？

他说不。他经常对同事们说，只要自己还在，一定要熬下去。

“因为你有本钱？”

“对，我有本钱。”他语速很快，脸上堆着自信的笑。

创业或多或少改变了魏坤琳的生活。此前，他“工作狂”的称号名声在外，终日泡在实验室里，不知疲倦地做研究。现在，他比过去更忙了。上次去做自己喜欢的潜水运动还是在六个月前，每天能全心陪伴孩子的时间大概是两小时——不过他说，这都是有效陪伴，他是家里最懂孩子的人。他必须匀出时间到公司去，匀出时间走进公众，宣讲自己的育儿理念。

在此过程中，他有一个新发现：创业与科研不同，创业要迎合大众，科研不需要。

他的不少研究项目都具备被孵化为商业项目的潜质，但当他试图向一些投资人讲述有关脑科学的知识时，他察觉到，多数投资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不责怪他们，因为这些人很年轻，没关系，it takes time（这需要时间），我有耐心。”

先来一个他们听得懂的——孩子。这是一个人人都听得懂的故事，一个可以与公众嫁接、跟投资人讲述的好故事。

这个故事能将他们的科研成果推向商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他们的科学理想。阳志平与魏坤琳都提到华大基因——全球最大的基因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爱贝睿能像华大基因一样，未来占据儿童产业最核心的位置。

王薇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形容为一场育儿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们自视为“孤独的摇旗者”。

爱贝睿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阳志平“立功”的心愿。他推崇王阳明，那个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明代哲学家。阳志平通过写作立言，在日常生活中立德，至于立功，无法再靠平定战乱实现了。他开辟了一条现实路径：创办一家商业集团，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关键在于，这种价值必须足够创新，必须是能够引领未来的产业，他找到了认知科学。

对魏坤琳来说，创业同样是价值导向的结果。他坦承，科学家们总有些阳春白雪，觉得自己为了万世师表教学生、做科研，但很多科研成果对科学的意义“其实是有限的”。

“我写的论文，可能真读懂的人，到我死的那天也没有多少”，他指的是科研圈外的人，科研在圈子里转来转去，始终没有转出去，对社会影响有限。成为公众人物，或者将科研成果商业化，都是突破这种有限的方式，“如果能把这个学科宣扬得更好，这不仅对我的学科有利，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也有利，你愿不愿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科研成果都能转化为商业。阳志平认识不少科学家，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懂用户需求，往往会高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他们普遍缺乏信息品位，无法区别重大创新与微创新，这当中包括那些在细分领域里待太久，以至于做出重大创新却不自知的科学家们。此外，科学家在商业模型的设计上也存在一定缺陷，通常难以构建理想的成本结构。

科学家的优势是，相比其他创业者，他们更善于降低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人去探索了”，但这种探索往往建立于学术体系中，而非在大众话语体系下，缺乏对人性的理解。

创业公司需要做的是基于人性创造与市场匹配的产品。“项目思维”与“产品思维”截然不同，后者需要对市场有深刻理解，能辨别出科研成果中有价值的部分，并完成商业转化。科学家们格外看重自己的科技成果，往往将之等同于商业价值，对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兴致寥寥。

在爱贝睿，商业战略与日常工作的具体执行主要由阳志平与王薇负责。魏坤琳与赵昱鲲的职务分别为儿童实验室主任及科学总监，前者负责知识搬运、实验印证和宣传，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内容输出和引领。这些是他们擅长的。

和所有家长一样，魏坤琳乐于分享孩子的事。言辞间弥漫着亲密与自豪。

魏坤琳的女儿坐在摩托车后座，开始思考，等妹妹长大以后，妹妹应该坐后面，她坐前面带妹妹，这是前瞻性思考，“她总是在构想未来”。

他有时会问女儿：“今天幼儿园玩了什么东西？”问题看上去不起眼，但女儿会因此开始进行思考总结，这是回溯性思维。

他陪女儿做数学题，给她几道相对难一些的，鼓励她：“爸爸觉得是挺难的，但你再想一想，想出来你就厉害了。”女儿花心思做出来了，不是基于某种物质奖励，而是寻求到克服困难的快感，并因此建立自信，这符合心理学的观点，是内在驱动型的思维方式。

魏坤琳其实毫不在意女儿识多少字，能做出多少道数学题，“我需要的是，说得好像心灵鸡汤一样，你看，这几样东西”，列举出来的包括对事物的好奇心、前瞻性思维、回溯性思维。

但他发现，多数家长关心的正是他所不在意却在无意中促成的那些部分——孩子识多少字，能算几道数学题，“就是急功近利的表达”。

因此，他们提出“育儿育己”的说法。家长是需要被教育的。赵昱鲲说，归根到底，爱贝睿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家长在做功。

家长需要被“洗脑”——洗去曾经笃信的那些流传甚广的伪科学，接受科学育儿的观念和做法。但多数家长愿意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却在为自己掏钱时犹豫了。

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是父母。

他们试图先影响一部分人。爱贝睿有一万多人的妈妈社群，但在最初建立的微信群里，200多位妈妈中，有60多位是博士学历。这是一个刻意甄选的结果，阳志平担心家长们鱼龙混杂，会一上来就讨论一些伪科学的东西，他要保持产品调性，“先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部分人多是精英人群，有初步的判断力。他想在氛围形成之后，再慢慢把门槛降低，将科学育儿的方法普及给更多家庭。

好在，认知科学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了。2011年，阳志平曾想创办与认知科学相关的企业，发现当时时机尚未成熟。契机很快到来，随着《最强大脑》等节目的播出，认知科学第一次步入公众视野。

认知科学的普及最直接的表现是，北京几所大学心理系的同行们跑来跟魏坤琳说，自从他上了电视节目后，系里的招生情况变好了。人们不再简单地将心理学理解为帮人算命的，或者只是用来对付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

魏坤琳觉得做得还不够。上第二季《最强大脑》后，有一次，他与博士后导师在北大附近的成府路上散步。导师对他说：“坤琳，我知道你特别喜欢做科研，但你不觉得你现在对中国的使命更多的应该是to teach吗？”

“To teach?”魏坤琳回答，他现在在北大教书，挺好的。

导师又解释，他所指的是“to teach the public”，是要主动放弃一些东西——比如科研，去做另一些东西，面向公众，激励更多人。

魏坤琳明确地说：“No.”

即便现在，魏坤琳的回答还是“No.”他知道自己不够主动，他去参加电视节目，一部分是“play for”，一部分是因为“如果抛头露面是个冒风险的事，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做起来不是太困难”。相比之下，他对科研的兴趣浓厚得多。

不过，他在尝试着往外再跨一点。

11月5日，主题为“聪明养育”的爱贝睿峰会即将召开，魏坤琳和赵昱鲲等人会在会上做分享。两百多张价值198元的门票，两天内被一抢而空。

这有点超出王薇的预料。一年前，她曾组织过一场电影《头脑特工队》的观影会，由魏坤琳作主题讲座。活动是免费的，但他们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才凑齐两百位家长。

她有时候在想，这是不是预示着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战胜了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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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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