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方方老师，我看您之前在朋友圈里说，即使有霾，还要来北京领奖，幸好北京这两天的霾轻了很多。我很惊讶《软埋》这部作品跟以前的作品相比，面对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面相如此之多，叙述的声音非常多。这么多的声音摆在一起的时候。请问您在写作的时候，您个人有倾向吗？会更认同哪一种声音？
方方：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很难写的书。因为它的话题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可是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必须写下来。我听到“软埋”这两个字，感到自己好像心里面被燃烧了一样。当然也还有自己多年的一些积累，比如说我自己家庭的经历，我以前也是当过记者，我出去采访，以及到农村看到的那一切。下过乡的人都会知道，农村里有很多无主的大宅子，都没有主人了，都是很破败荒废的。 你平时积累的这些，写作时都会浮现出来，会有一种冲动或力量，让你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但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方式，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路是要开拓的，尽管这条路不许你走，或者是这条路很难走也得走，这就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我常思索，自己的写作态度和立场、观点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位置上？我平常写小说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要给我自己定位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按照我想的写。可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记录者，应该用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来写、来记录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和当年的事件，和现在的这样一些态度拉得更开一点，就是希望我能够有更超然的立场来很理性地看待当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旦把自己的立场选择好了之后，你写起来其实会觉得比较方便。
杨早：但是如果作者处于一种客观立场，没有一个偏向去摒弃各种声音的话，这时候作者会不会有无力的感觉？
方方：我的立场是站在弱者的立场，并不是站在这边或那边，并不是站在地主或贫农，或者是穷人、富人，我没有这样的立场之分。人性都是一样的，地主也有坏的，不是地主都是好地主，当年的有钱人他们一样欺负农民。但是穷人翻身之后，地主的尴尬和地主的难堪就显露出来，地主的无奈和当年的农民是一样的。当你的背后有强权支撑的时候，人的人性会发生变化的。在土改之前的农民、穷人的程度和土改之后的富人是有转移和交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态度是站在弱者的一方。我想这是基本的写作态度，不光是这本小说，其他的小说也会把更多的同情心放在无奈者、弱势者的立场，我的立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杨早：您在小说里面退了一步，没有要求所有人记住历史。相反对主动忘记历史的人表达了宽容。很有意思的是，这本小说出版以后，我听到很多的评论是说“正是这部小说让他们有了去回顾和追述这段往事的冲动”，这是您想要的效果吗？
方方：这是肯定的。我之所以能够理解人家的忘记，是因为我没有忘记。你小说写出来，肯定要让很多人记住这件事情，或者回顾、反思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小说出来之后，很多人发短信或留言都表示了“其实忘记这件事情是他们很多人的选择，包括我自己家人的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从来也不愿意谈。这种伤痕累累的人，大家是不愿意把这种伤疤撕开再痛一次的。我有一个朋友说，为了忘记所以忘记，必须忘记才能面对现世的人生。
可是有一些人是不能忘的，你真正地去教导人们去记忆或忘却，这都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做的事情。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能够还原一段生活，尽可能还原当时发生的事情，还原当时的生活形态，还原当时的人所经历过什么，他们经历过程中间的心理感受，我只是尽量来还原一段生活。
至于判断是由读者来做的，你们看到这样的生活，你们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是其他更不相干的一些人，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者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阅读背景，由他们来做选择。
杨早：我在这里转述一位年轻读者的评论，他觉得这里面几乎所有人都照顾到了，但是他觉得他想听到复仇者的声音是没有的。我们没有看到复仇者的心态如何，这一块好像在《软埋》，甚至在当代小说里面都变成了一个缺席者，您怎么看？
方方：像王四这样的复仇者也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子的，可能他只是想出一口恶气，不知道恶气的结果会是这样惨痛。还有很多人当时就是想把你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局部的，无数村庄的局部，无数乡村的局部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样的问题没有人给我提过，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在突然之间我想他可能也没法去面对这些，所以选择消失掉。很多人在无法面对的事情面前是自我消失，这也是一种方式。
杨早：谢谢方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