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方方老师,我看您之前在朋友圈里说,即使有霾,还要来北京领奖,幸好北京这两天的霾轻了很多。我很惊讶《软埋》这部作品跟以前的作品相比,面对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面相如此之多,叙述的声音非常多。这么多的声音摆在一起的时候。请问您在写作的时候,您个人有倾向吗?会更认同哪一种声音?
方方:
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很难写的书。因为它的话题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可是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必须写下来。我听到“软埋”这两个字,感到自己好像心里面被燃烧了一样。当然也还有自己多年的一些积累,比如说我自己家庭的经历,我以前也是当过记者,我出去采访,以及到农村看到的那一切。下过乡的人都会知道,农村里有很多无主的大宅子,都没有主人了,都是很破败荒废的。 你平时积累的这些,写作时都会浮现出来,会有一种冲动或力量,让你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但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方式,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路是要开拓的,尽管这条路不许你走,或者是这条路很难走也得走,这就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我常思索,自己的写作态度和立场、观点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位置上?我平常写小说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要给我自己定位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按照我想的写。可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记录者,应该用更理性、更客观的态度来写、来记录这样的事情。同时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和当年的事件,和现在的这样一些态度拉得更开一点,就是希望我能够有更超然的立场来很理性地看待当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旦把自己的立场选择好了之后,你写起来其实会觉得比较方便。
杨早:
但是如果作者处于一种客观立场,没有一个偏向去摒弃各种声音的话,这时候作者会不会有无力的感觉?
方方:
我的立场是站在弱者的立场,并不是站在这边或那边,并不是站在地主或贫农,或者是穷人、富人,我没有这样的立场之分。人性都是一样的,地主也有坏的,不是地主都是好地主,当年的有钱人他们一样欺负农民。但是穷人翻身之后,地主的尴尬和地主的难堪就显露出来,地主的无奈和当年的农民是一样的。当你的背后有强权支撑的时候,人的人性会发生变化的。在土改之前的农民、穷人的程度和土改之后的富人是有转移和交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态度是站在弱者的一方。我想这是基本的写作态度,不光是这本小说,其他的小说也会把更多的同情心放在无奈者、弱势者的立场,我的立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杨早:
您在小说里面退了一步,没有要求所有人记住历史。相反对主动忘记历史的人表达了宽容。很有意思的是,这本小说出版以后,我听到很多的评论是说“正是这部小说让他们有了去回顾和追述这段往事的冲动”,这是您想要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