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特朗普当选已是“板上钉钉”，而是说，当哈里斯选择沃尔兹之后，使得原本确定度很高的选情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与高度不确定：由于两党同时抛弃了中间选民，这就使得大选变成了“比谁犯错更多”的游戏。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特朗普也面临年龄过大，关键摇摆州集会频率显著低于更加年轻的哈里斯；各类耗费巨大的法律诉讼的挪用，使得本来就偏少的竞选资金更加捉襟见肘，除了宾夕法尼亚州外，在各个关键摇摆州竞选广告的投放数量，哈里斯要显著大于特朗普；对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攻击，使得前总统布什、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等在今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失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拜登、奥巴马、克林顿等前总统，桑德斯、AOC等民主党激进派代表，宾州州长夏皮罗、肯塔基州长贝希尔等副总统候选人热门竞争者均登场发言支持哈里斯等各种不利因素。
总之，当两党变成“比谁犯错更多”的游戏之后，大选本身受各类不突发因素扰动极其敏感，这使得当前美国大选选情预判的难度相对此前显著增加，我们只能保持密切跟踪。
（二）
若哈里斯当选的路线，更大概率选择“奥巴马式激进路线”，而非“拜登式温和路线”
在选情本身扑朔迷离之下，我们上一篇文章《若特朗普当选，将带来哪些影响？》中，第一个关键“预期差”是，与市场主流喜欢参考16-20年其第一届任期分析其政策走向不同，由于过去8年，特朗普完成了对共和党高层的全面控制，和其权力的不受制约性，其若当选带来的破坏性将显著大于其第一任期。
同理，假设哈里斯胜选的情况下，当前市场的主流分析，基于哈里斯得到了拜登的全力背书和支持，民主党由于临时“换帅”，竞选纲领也基本继承拜登的政策等，对哈里斯政府政策的分析认为，其将是过去四年“拜登路线”的延续。而我们则从以下三个重要的观察出发，认为：其若当选更大概率将拥抱甚至推进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激进路线，而非拜登的温和、中间路线。
首先，从哈里斯的权力来源，也就是本次拜登退选前后面临的压力和支持来看：在拜登因为总统辩论表现不佳而暴露出身体健康隐患之后，民主党内进步派桑德斯、AOC，国会黑人党团、拉丁裔联盟，克林顿夫妇，美国工会等均始终强烈支持拜登继续竞选，而佩洛西、奥巴马则通过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施压拜登退选。
其次，从哈里斯的副总统候选人任命过程看，拜登、克林顿夫妇均提议选择宾夕法尼亚州长夏皮罗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可以最大化胜选概率，而奥巴马、佩洛西则推荐沃尔兹，其更看重沃尔兹能将所谓“进步主义”继续推动。
再次，从哈里斯竞选团队构成看，彭博社报道，拜登在退选第一时间，哈里斯便改组了竞选团队大力吸纳并重用原先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等，并对原先拜登竞选团队的成员进行“边缘化”。
最后，从核心决策智囊团队构成看，拜登的核心决策团队以各领域专家为主，同时愿意采纳有实质帮助的不同意见，比如：2021年，拜登在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的情况下大规模发放消费补贴，当时在鲍威尔、耶伦等美国主流声音都宣称通胀可控的背景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多次在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撰文指责这一政策或将造成美国通胀失控。当2022年美国通胀全面上升之后，拜登却在白宫高规格接待萨缪尔森，虚心求教其经济政策意见，这使得2022年之后，萨缪尔森成为影响白宫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经济学家，美国核心cpi等数据也在其政策下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
而哈里斯的风格则明显不同，《纽约时报》报道，哈里斯的重要决策依靠的是身边一个由二十多位顾问、朋友和亲戚组成的多种族跨世代的人员网络，其每天都要给他们打电话求助或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哈里斯用人时更倾向于对其言听计从，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宠臣”，而非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真正帮助的有能力的人才，这在副总统候选人选择过程中显示得尤其明显：其之所以选择对其竞选帮助有限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而非能够帮助其锁定胜局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哈里斯在与沃尔兹的交流中，看中了其平易近人，与其交流有“化学反应”，而夏皮罗则由于其“锋芒毕露”的性格和“斗士形象”，使得哈里斯与其交流后，反应平平。
哈里斯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如果其当选，其政策很难依靠专家的力量从实际出发，也无法顾及各方利益，更大概率其会遵循自己内心的“感觉”和“政策初心”，如同近期出台的争议极大的经济政策纲领。而由于哈里斯在诸多经济等专业问题上相对浅薄的学识以及“激进左翼”的“政策底色”。我们预计，其若当选，将使得美国在处理各类内政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将远大于拜登时期。
那么，哈里斯的“激进左翼”路线将对美国和全球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将分别从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及外交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详细分析。
（三）
“结果公平”下的哈里斯经济政策将带来哪些影响
“低物价、低税收、高社会保障”是哈里斯经济政策主张的目标。
哈里斯在8月17日北卡罗莱纳州的演讲中公布第一份经济计划《美股家庭降低成本议程》，明确表示其将专注于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促进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稳定和尊严。整体来看，其经济政策主张明确体现了"将立场牢固地确立在中产阶级一方"的战略定位。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框架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更公平的经济结果。正如上一篇报告所阐述的逻辑，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美国工薪阶层收入改善的乏力，中产阶层的萎缩和贫富分化的加剧。由于中产阶级萎缩是过去40年全球化美国社会的“利益受损者”。哈里斯在政治上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的拥护者，中产阶级长期以来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群体，通过聚焦中产阶级问题,可以巩固这一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通过承诺改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吸引一部分原本倾向共和党的中间选民和摇摆选民。
而哈里斯这一具有明显特征的政治立场反映在她的一系列旨在增强和扩大中产阶级的“结果公平”政策中,如减税、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等，具体措施包括对教育投资的税收抵免、针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以及对创新型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旨在实现"结果公平"。
具体来看，哈里斯的经济政策主张的重点且篇幅较长的内容是关于居民住房。哈里斯认为住房短缺首先是供给侧原因开发商缺乏建设刚需房的意愿，导致供愿短缺，推高房价。她希望通税收减免激励开发刚需房的开发商，且严厉打击企业房东和大业主，为美国人降低租金，并且禁止房屋租金按双位数的幅度增长。哈里斯主张新建300万套住房，结束美国住房供应短缺，在需求侧为刚需买房人群提供多达25000美元的首付支持。
其次，哈里斯也承诺进一步降低医疗成本。具体包括增加联邦政府医疗保险市场平台的保险补贴、对所有美国人的处方药自付费用设定每年2000美元的上限、为数百万美国人免除医疗债务等。
最后，哈里斯对"结果公平"的追求贯穿于她的经济政策之中。她认识到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可能无法充分解决不平等问题，因此在市场化政策的基础上，加入了旨在促进结果公平的元素。比如，通过大规模的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和债务免除,这些政策有望迅速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例如,每月500美元的退税抵免则可能直接增加消费支出。这些措施可能在短期内提振经济活力,增加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哈里斯的政策承诺要切割社会不平等的藩篱，为中产阶级开辟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然而，这把政策的双刃剑并未因其美好的承诺而失去其危险性。哈里斯对结果公平的追求的同时，对经济市场效率造成的损失终究会不断显现。
首先，哈里斯的"结果公平"政策可能会破坏优胜劣汰机制，可能会削弱市场的自然选择过程，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哈里斯经济政策聚焦降低生活必需品成本，打击哄抬物价现象。哈里斯努力推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禁止食品和日用品价格欺诈的联邦法案等代表的诸多价格管控措施,如限制食品和日用品价格,可能会扭曲市场信号,影响供需平衡。
以哈里斯提出的食品价格控制政策为例，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包括如：低收入地区杂货店关闭，加剧"食品沙漠"问题。食品生产商利润下降，导致产品种类减少和质量下降。小型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倒闭，市场集中度提高等。这可能导致某些商品供应短缺, 对企业的严格管制可能会抑制创新和投资积极性,从而会影响经济的动态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