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 中国“丑男”是如何炼成的

按：这是2014年8月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今天翻出来，觉得文中所言，愈发严重。故复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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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普及以来，关于中国男人是否配得上中国女人的话题，每隔几年就会借着由头成为网络爆红的讨论热点。记得早在10多年前，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刚普及没多久的2003年，鄢烈山老师就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保护”中国男人》，首次提出“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借着当时论坛一个热贴《有了美国男人，中国女人怎能不弃暗投明》，算是第一次热议。此后，2005、2006年，分别在网易女性频道和新浪博客都有题为《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或类似的文章。

　　现在，这个话题又在微信和互联网持续发酵。先是侯虹斌女士在《大家》的妙文《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预热；接着赵灵敏女士发表于《联合早报》的《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一文则成为点燃这一轮热议的“导火索”。侯女士的文章直斥知识界的中国男人相比白种男人，“丑，就让它丑到底”；在她后续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丑男与拜金女绝配》则更加直白， “中国男性之容貌粗俗、气质粗鄙”。

　　尽管两位女士的文字足以令我这位自诩“头衔微秃，身份偏胖”的标准“中国丑男”汗颜，但说实话，我大体赞同她们的观点以及分析。甚至，10多年前，我就曾写过《中国男人的七宗罪》一文，对中国男人的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这其实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现象。本族群的女人“嫌弃”本族群的男人是一种能够被进化心理学解释的进化策略之一。从进化的角度，本族群的女人“艳羡”别的族群的男人更可能取得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交媾双方基因差异越大，越能避免遗传缺陷；同时，在原始部落里面，“嫌弃”本族群男人还能尽可能避免近亲繁衍。千百年的文明进程，不足以改变数十万年自然选择的进化所积累的行为模式，它被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所以，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每隔几年就心有戚戚地感喟“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实在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生物现象。

　　因此，我要谈论的“中国丑男”不是女人“觉得”的中国男人“丑”；而是从理性角度，中国男人确实“丑”。此其一。

　　再者，因为人种的差异，像侯虹斌女士把知识界的东亚蒙古人种的中国男人与欧洲日耳曼人种的欧美汉学界专家作比较，这种先天的劣势其实与“中国”这个定语无关。100多年前，日本明治九元老之一的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即倡导优化日本种族。俟其当政后，更是实施“谋种”政策，鼓励日本女人与白种男人通婚；甚至鼓励欧洲白种人旅日期间多与日本女人“野合”以“借种”。据说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但他也知道中国断无可能推行此政策，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之所以近代史有“谋种”这样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就在于东亚蒙古人种相对于欧洲日耳曼或高加索人种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具有先天的劣势。

　　因此，“中国丑男”之“丑”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差异所导致，大陆中国男人相比于日、韩，乃至于台、港，也明显更“丑”。此其二。

　　那么，除却上述两个因素，中国男人为什么显得“丑”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丑男”是如何炼成的呢？

　　从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日常经验来看，中国男婴从母亲体内分娩出来开始，历经抚育、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浸染，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他成年后变得“容貌粗俗、气质粗鄙”。

　　明哲保身的家庭教育、钳制思考的学校教育、功利主义的社会熏染，这基本上就是中国男人的成长历程和生活境遇的标配。他们在这样的“标配”下，大多丧失掉了“自由发展”的能力和条件。明哲保身的家庭教育使他们人格扭曲；钳制思考的学校教育使他们不能理性思维；功利主义的社会熏染使他们笃信丛林法则。这些因素，就是熔炼“中国丑男”的原材料。

　　有了熔炼“中国丑男”的素材，还需要经历一个熔炼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无论一个男人身居高位，可以挥斥方遒；或者已成富商巨贾，尽可收买天下，但是，他们与城市务工的底层农民工有一样东西是相同或相似的：没有安全感。

　　一个社会底层男人的安全感之虞是朝不保夕的生存压力，而一个社会顶层男人的安全感匮乏体现在随时可能会失去财富和权力。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从心理学角度，当他们面临安全感不足的问题时，都会同样地影响他们的心态和行为。

　　朝不保夕的底层男人，甚至背负着房贷压力与失业风险的中间阶层男人，因为安全感的匮乏使他们丧失掉平和、轻松的心态，而时常处于焦虑和冲突之中。事实上，你很难要求一个因安全感问题而焦虑、冲突的男人成为所谓的“暖男”，他们忧心忡忡于如何维持住现有的生活，形象、气质这些玩意儿不啻是奢侈品。

　　哪怕是位居社会顶层的那些看不见的富豪，高官，他们的安全感问题反映在如何不让辛苦积累的财富、权力化为乌有。来历不明的财富和滥用的权力固然在任何社会都是高风险的“定时炸弹”，但在中国又有哪个富豪敢自承财富完全合法，高官拍胸脯权力绝对没有滥用？涉及财富的法律本身即是模糊的；涉及权力的制度本身就是缺乏约束制衡的。好在他们有足够的财富和权力来通过其他方面的心理补偿来消弭内心的不安，比如声色犬马、酒池肉林。这个阶层的男人倾向于穿最好的衣服，乘坐最奢华的汽车，享受最好的服务，消费最好的商品。可以想见，一个随时需要用物欲来补偿内心不安的男人，无论怎样都难免“气质粗鄙”。

　　因此，令每个中国男人都丧失掉安全感的社会机制，就是熔炼“中国丑男”的基本过程。

　　好吧，我其实想说的是，心理学里面所谈到的安全感匮乏，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缺乏“自由”。没有安全感，就没有自由。一个不自由或安于不自由的中国男人，基本上就算是“中国丑男”的成品；相对地，享受自由的中国男人或致力于追求自由的中国男人，才可能避免成为“中国丑男”。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诸多不自由的中国男人构成的当下这个男权社会，社会失范、道德沦丧、因循守旧、创造力萎缩。由“中国丑男”们建设的也是一个堪称“丑态百出”的社会。

　　马克思在他的名著《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谓“自由发展”，翻译成心理学语言，其实就是：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而不用担心受到压制、惩罚或遭受厄运，因此，你在按自己意愿发展时安全感很充足。

　　回顾一下历史，被伊藤博文和候虹斌女士奉为圭臬的欧洲男人，近代以来他们就好像《魔戒》里的精灵族。与之相比，中国男人，甚至东亚男人都相形见拙。但是，中世纪的欧洲男人一样是普遍地“容貌粗俗、气质粗鄙”。欧洲男人的脱胎换骨是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让他们有了充足的安全感：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予匮乏的自由，免予恐惧的自由。把那些身处欧洲“自由发展”的男人们的自由剥夺掉，用不了两代人，欧洲男人整个群体恐怕也会同样地沦为粗鄙、丑陋的群落。欧洲民族相比于东亚民族的优越其实来源于人种特质背后的文明发展优势，而根本不是人种特质本身。

　　即便是对比欧洲的贵族和中国明清时的皇族，前者之所以成为文明发展的推动者，而后者则在同一方面往往毫无建树，其分别也在于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安全感水平。欧洲的王公贵族是世袭的；各国皇室互相联姻，哪怕少不了禁宫政治阴谋，但基本上没有对改朝换代的血腥清洗的恐惧。而中国明清时的皇族，尽管当政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但一旦改朝换代，甚至仅仅帝位更迭往往都是通过血雨腥风的残酷洗礼而成。

　　简言之，排除掉女人因进化策略的基因选择而“嫌弃”本族群男人的因素；以及人种差异的因素，中国男人之所以显得“丑”，本质上就在于不自由，不能够如马克思谓的“自由发展”。而同为东亚蒙古人种的日、韩，以及中国的台、港地区，这些地方的男人之所以被认为不那么“丑”，也是因为这几个地方的男人比中国大陆的男人更能够“自由发展”。

　　不信？汤唯嫁给一个韩国男人，周迅嫁给一个美国华裔男人，都是东亚蒙古人种，但却没有人质疑她们的婚姻是否般配。相反，后者甚至被女主持人鲁瑾撰文热情洋溢地褒奖为“暖男”。而章子怡打算嫁给一个中国男人，却受尽了网民和意见领袖们的奚落、调侃。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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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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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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