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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主义的剧场和刑场

苏俄转播  · 公众号  ·  · 2018-03-15 12:14

正文


前言


策展人杜曦云、艺术家金阳平、还有我(吴鞑靼),我们三人有一个名为「post-socialism」的微信群。因为金阳平最近做的一个展览跟当代社会存在的普遍不安、社会剧场化、post-socialism美学等话题有诸多关联,我们便借着这个由头表达了一些各自的观点。


基于聊天中提到的思路,我翻阅了苏俄、东欧最近十年的当代艺术创作,从中发掘了一些跟post-socialism语境有不少关联的作品。 它们独特而有价值,与西方的后现代艺术不同,也与Sots艺术(泛指苏联东欧的政治波普艺术)有差别。


这些跨越不同地区、文化、民族、语言的隐形纽带,不仅在苏东地区有着独特的呈现,也透过在金老师的作品《打气球》,被巧妙地贯穿了起来。这篇文章,就是隐秘共振的一份总结。




矛盾与武器




瓦西里·斯隆诺夫/Vasily Slonov, 《俄国历史系列》,2017


剧变与解体之后,东方阵营的国家迎来了飞速发展,很多之前从属于国家经济的东西,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人们不得不在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中,开始重新学习,积累经验。


post-socialism语境中的艺术家,在创作时的一个要务,就是认知、找到并熟练运用平衡感—— 对集体主义和共/产梦幻的乡愁式情绪,与对资本引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有着很好的把握。


学习平衡的另一种含义就是要,处理矛盾,处理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对立感,因为它会在不自觉中激化艺术家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俄国、东欧,用强冲击力的艺术符号来表达观念,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于是,战斗民族慢慢就习惯了用过激的「战斗艺术」来表达,诉诸「武器」。


瓦西里·斯隆诺夫/Vasily Slonov, 《索契系列》,2014


斯隆诺夫在斧头上的雕刻作品系列,就是从武器到乡愁式思考的一种体现。锋利的反思,原始的批判与思考。


蓝胡子艺术组/Синие носы, NATO, WELCOME!  2006


多样化的复杂形势下,在努力关注社会问题之前,艺术家自己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 在这种矛盾密布的语境中,艺术家们对社会现实的学习与反应,成了先于表达而存在的东西。


金阳平,《打气球》,2016


双重制度的阴影,并存在现实中 ——遗传自苏俄体制内的东西,比如审查制度,在新的社会体制里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而努力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右」。


也就是说, 权力的操纵者,在自上而下的施压。社会环境的主要构成者,又在主动的产生排挤感,甚至右翼思潮。 于是在post-socialism剧场化的表达里,武器的出现,成为了面对矛盾的必然。




中产阶级的隐藏焦虑


全球化时代里民族身份的焦虑感,可能是一种特别「中产阶级」的焦虑。对于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来说,市场经济的是换取、兑现个人筹码的平台,民族身份则是一种虚无的东西。


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在解体后迅速淹没在全球化的浪潮里,欧美的经济和文化入侵,让在苏联时代本就受挤压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更大的威胁。

Flo Kasearu,《我死了》,2005


艺术家Flo Kasearu于2005年做出了一个行为作品,来表达她对民族意识丢失的关切。在塔林艺术馆,她身着民族服装,站在展台之上,用蜡像的方式来呈现自己,手中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我死了」。


对比之下,中产阶级的焦虑意识,在近来也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文,就通过各种角度的描写,传递出了隐藏在社会经济帷幕下的真实焦虑。


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社会性焦虑被很好地隐藏了起来的,只有在「舞台」或者「意外」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排山倒海的压抑与无奈。


Kasearu的作品中,舞台就是灯光与展台,她像是搬运自民俗博物馆的蜡像,以「活死人」的名义出现在了艺术馆。在金阳平的《打气球》中,舞台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幕布,就是我们熟悉的出现在游乐场里面,用气枪打气球赢得奖品的场景。


金阳平,《打气球》,2016


对中产阶级隐藏焦虑的刺眼展示,是一种破坏了尊严与美感的呈现,是有些虐待的反常烘托,但却可以激发出被日常生活所包裹的内在欲求。艺术家设定中,极端的言语(死亡)和互动(开枪),则是用来击溃常态麻木的有力道具。




外来人的自卑


后苏联社会中的个体,在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中的地位,一直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以东欧国家为例,当欧洲的大门对他们敞开之后,他们来到西欧的发达国家寻找工作,却一直带着「红色阵营后代」的自卑感。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和经济落差、刻板印象一起,成为了他们在大融合社会里的负面标签。




尤里·克鲁恰克/Yuriy Kruchak,尤利娅·科斯特列娃/Yulia Kostereva《11月7日》,2009


2009年的时候,两名乌克兰艺术家,Yuriy Kruchak和Yulia Kostereva,就在维也纳街头做了一次关于自卑和反抗的表演。他们邀请了额20个瑞士本地人,扛着80个蓝色蛇皮袋子,穿过繁华的维也纳街头,路过名胜古迹,乘坐交通工具,最后聚集在王宫前面的广场上。


艺术家导演了一场「移民劳工」侵入高级都市的好戏,牵动了所有路人的警觉神经,所有观看和讨论这个行为的人,都被卷入了关于外来人、自卑、阶级身份、刻板印象等话题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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