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香港能不能成为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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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为瑞信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私人银行高级顾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看到这个标题，估计大多数读者都会笑了。矽谷盛产创新企业，而香港只有炒家，两者的形象几乎是南辕北辙。

其实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矽谷还是一片农地，最出名的是樱桃，市民开车过去採摘，很多农场在当场可以免费享用，摘下来带回家的樱桃则需要付费。当时的矽谷没有创新企业，也没有创投基金

矽谷后来成为创新企业集聚地，在笔者看来，就是把创意、资金和人才聚到了一起，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形成集群效益，形成产业链。

香港有没有创意？没有多少，之前的电影行业较有创意，现在只能在发展商卖楼上可以见到些微创意。不过，全中国却有许多的创意，这些年成就出不少颇有新意的企业、行业。樱桃园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创意，矽谷的创意来自全美国、全世界。香港有没有资金，大把地有，只是VC全跑到大陆去找生意了。

人材是一个大瓶颈。美国的under-achieving肄业生如盖兹、乔布斯在自家的车房里琢磨点子，于是铸造出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企业。香港的under-achiever多数当了房地产中介，于是炒出了世界一流的房价。不过矽谷的人材绝大多数来自全美国、全世界。香港的人才引进机制不差，从中环金融客到家庭佣工都不错，香港企业想引进的多可以做到，只是注意力从来没有放在创投行业上，移民名额严重倾向于夫妻团聚类。

从创意、资金、人材标准看，笔者认为香港其实有能力成为一个创投中心，世界级的金融平台更可以令其如虎添翼，但是没有人、没有心做此事。除此三要素外，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重要，这是矽谷优胜于纽约、芝加哥之处，香港的生活成本、生活质量均有待改善。

香港有国际一流的全球视野、法治精神、超低／简洁税率和高效资本市场，倚靠着庞大的内地市场。不过在把握内地新趋势、新科技上略嫌“不接地气”，产业不足。香港与深圳，各有强烈的特点，彼此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如果两地能够将这种互补真正打通，其前途不可思量。建起新的矽谷肯定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开拓，但是主要不是靠政府，而要靠产业链的形成、创意思想的碰撞、人才的汇聚。

（陶冬  瑞信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私人银行高级顾问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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