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三年级的期末考卷带回家里批改，11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男女）朋友！”钱钟书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就这样，英若诚和吴世良的恋情才终于曝光。
对这两个学生，钱钟书都不陌生。
据说，
晚年时钱钟书自己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谁都知道，马英九是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起家的，他的英文就是英千里先生教出来的。
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最钟爱的儿子。
而英千里本人，又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晚清民国崛起的知识精英家庭：
父亲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岳父是北洋大学创始人和北洋政府教育部长。
至于吴世良，同样出身民国大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父亲吴保丰先生，是民国初年第一批学成归国的留美学生，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恋爱故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家庭子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写照：隐忍、低调、隽永，永远静悄悄却又自有浪漫情致。
1950年7月17日，他们在北京结婚。
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开始了身不由己的“漂泊”，在斯文与侮辱峰谷之间几经波折，最终不可逆折的走向文化上的败落，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世家命运的典型样本。
英若诚吴世良夫妇在意大利
02
就在英若诚和吴世良相识的前一年，吴家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考验。
这一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因为抗议美国石油公司员工撞死中国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交通工程系的同学甚至拆毁了一段沪宁铁路以示抗议。已被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蒋总统，大发雷霆，要求校长吴保丰立即前往南京接受训话。
面对震怒的蒋介石，国民党员吴保丰平静地说：委员长，记得1927年北伐的时候，全国的学生和老百姓都向着我们，如今刚刚过去二十年，民心向背天翻地覆，这是到了我们该自己检讨的时候了。
盛怒之下，蒋介石拍着桌子对吴保丰说：你已经老糊涂了，作为交大校长，你的影响太坏！如果十天之后我发现你还在上海，就别怪军统对你不客气！
吴保丰先生是二十世纪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在他的擘画下，中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在南京建立。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为五个孩子分别取名：温、良、恭、俭、让，吴世良是他第二个孩子。
然而，就是这样温柔、敦厚、谦虚、静默的学者，在巨大的威权面前，却保持了内而外的风骨和傲气。
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吴世良，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高贵、优雅的文化贵族气质，无论身处优渥抑或身陷囹圄，从未表现出任何自娇自傲或者自艾自怜的态度。
直到临终前，吴世良都在翻译美国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名作《春月》。主人公春月，仿佛正是吴世良的化身：隐忍、博学、坚毅；写字、画画、做诗，静悄悄地吃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个方面。
1964年12月，我们小分队在滇西北找矿。小分队一共8人，其中4名警战士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一天，出发前，一位纳西族老乡搭我们的车去维西。那天路上积雪很大，雪下的路面坑洼不平，车子行驶一段就会被雪坞住。我们不得不经常下来推车。就在我们又一次下车推车的时候，一群褐黄色的东西慢慢向我们靠近。我们正惊疑、猜测时，纳西族老乡急喊：“快、快赶紧上车，是一群狼。”司机小王赶紧发动车，加大油门……但是很不幸，车轮只是在原地空转，根本无法前进。这时狼群已靠近汽车……大家看得清清楚楚——8只狼，个个都象小牛犊似的，肚子吊得老高。战士小吴抄起冲锋枪，纳西族老乡一手夺下小吴的抢。比较沉着地高声道：“不能开枪，枪一响，它们或钻到车底下或钻进树林，狼群会把车胎咬坏，把我们围起来，然后狼会嚎叫召集来更多的狼和我们拼命。”他接着说：“狼饿疯了，它们是在找吃的，车上可有吃的？”我们几乎同声回答：“有。”“那就扔下去给它们吃。”老乡像是下达命令。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紧张，大脑似乎已经不会思考问题。听老乡这样说，我们毫不犹豫，七手八脚把从丽江买的腊肉、火腿还有十分珍贵的鹿子干巴往下丢了一部分。狼群眼都红了，兴奋地大吼着扑向食物，大口的撕咬吞咽着，刚丢下去的东西一眨眼就被吃光了。老乡继续命令道：“再丢下去一些！”第二批大约50斤肉品又飞出了后车门，也就一袋烟的工夫，又被8只狼分食的干干净净。吃完后8只狼整齐地坐下，盯着后车门。这时，我们几人各个屏气息声，紧张的手心里都是冷汗，甚至能够清晰的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令我们从狼群中突围出去。看到这样的情形，老乡又发话道：“还有吗？一点不留地丢下，想保命就别心疼这些东西了！”此时，除了紧张、害怕还有羞愤……！作为战士，我们是有责任保护好这些物资的，哪怕牺牲自己。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车被坞到雪地里出不来，只能被困在车里。我们的子弹是极有限的，一旦有狼群被召唤来，我们会更加束手无策。我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迟疑片刻，谁也没有说什么，忍痛将车上所有的肉品，还有十几包饼干全都甩下车去！8只狼又是一顿大嚼。吃完了肉，它们还试探性的嗅了嗅那十几包饼干，但没有吃。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狼的肚子已经滚圆，先前暴戾凶恶的目光变得温顺。其中一只狼围着汽车转了两圈，其余7只狼没动。片刻，那只狼带着狼群朝树林钻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8只狼钻出松林，嘴里叼着树枝，分别放到汽车两个后轮下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狼的意思是想用树枝帮我们垫起轮胎，让我们的车开出雪窝。我激动地大笑起来……哈……哈……刚笑了两声，另外一个战士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他怕这突兀的笑声惊毛了狼。接着，8只狼一齐钻到车底，但见汽车两侧积雪飞扬。我眼里滚动着泪花，大呼小王：“狼帮我们扒雪呢，赶快发动车，”车启动了，但是没走两步，又打滑了。狼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先往车轮下垫树枝，然后扒雪……”。就这样，每重复一次，汽车就前进一段，大约重复了十来次。最后一次，汽车顺利地向前行了一里多地，接近了山顶。再向前就是下坡路了。这时，8只狼在车后一字排开坐着，其中一只比其他7只狼稍稍向前。老乡说：“靠前面的那只是头狼，主意都是他出的。”我们激动极了，一起给狼鼓掌，并用力地向它们挥手致意。但是这8只可爱的狼对我们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定定地望了望我们，然后，头狼在前，其余随后，缓缓朝山上走去，消失在松林中......看完不忍思考：连凶猛的狼都懂得报恩，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1964年12月，
原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先生（1899-1963）
03
相比起吴世良，英若诚的家族，更仿佛是一个传奇。
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是英若诚的爷爷英敛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个原名“赫舍里·英华”的满洲正红旗下层武士，都是一个传奇。他只活了58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曾向读者解释过这三个字的寓意：“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
”。
自从创办伊始，《大公报》就以“
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为宗旨，从创办之初的“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到四十年代的“
不党、不私、不盲、不卖
”，《大公报》是中国报人最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到了晚年，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1867-1926）先生全家
04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他的儿子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年仅12岁的英千里就被父亲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家后人啧啧称奇，“英敛之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十二年之后，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六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
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追悔莫及”的心态，使他开始重新反思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最终创立了以兼收中西之长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敛之亲自帮儿子挑选了妻子——北洋大学创始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小姐。英若诚后来说，“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社长，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桩典型的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联姻”。
回国以后，英千里一度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每月发了薪，孩子们就爬在床上拿大洋当玩具。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二十辆，其中一辆，就属于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带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别墅度假。而平时，他带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
更令人羡慕的，是这个当时的知识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气与文化氛围。
母亲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英千里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孩子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父亲情绪一高，就把孩子们叫去，给他们讲希腊神话，每天都讲一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特别生动，太好玩了。
英千里先生（1900-1969）
05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
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翻墙闯进英家，带走了英千里。妻子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们发现之前找到它。
英千里在监狱待了三个月，日本人用尽刑罚，却一无所获。作为在家的长子，英若诚无数次给父亲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记得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编号：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他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英雄。
日本投降后，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包绵白糖。整个抗战期间，与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英家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他的几个最小的孩子，甚至没有见过白糖的样子，以为那是雪。
英千里先生的国大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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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到台湾后，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业，他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和辅大校友们共同努力，促成辅仁大学在台北市开学。
据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科书，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而在海峡的那一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用于嘉奖优秀青年。他的最后一笔款项，永远留给了后人。
直到十年之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那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十四年，英若诚才在父亲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实现了去台湾祭扫先人的愿望。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英若诚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先生晚年在台湾大学
07
英若诚这个名字，是父亲当年请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取的。
当年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时，英若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
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
英若诚为此放弃了剑桥的入学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念英文。毕业以后，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他和妻子吴世良双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院长曹禺先生钟爱的演员和助手。1958年，因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他结识了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剧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玛丽莲.梦露最后一任丈夫），《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诚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英若诚曾说，“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老子天下第一
”。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英若诚先生（1929-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