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作者：邹汉明，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5年2月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穆旦中学同学吕泳家宴，给刚刚从印度蓝姆伽归来的穆旦洗尘接风。吕泳、张允宜夫妇同时叫上了穆旦的老师吴宓和同学李赋宁作陪。当天，吴宓日记有记 ：
晚6—12偕宁赴吕泳、张允宜夫妇请宴于其寓，陪查良铮。铮述从军所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从“陪查良铮”这句话可知，这个晚上，穆旦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穆旦带着生死传奇回到昆明，归来时间应在此前不久。席间，大家听他详述从军的经历。这一顿饭，从六点钟一直吃到十二点，时间之长，在吴宓隔三岔五的饭局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整整六个小时，一席人似乎只在听穆旦兴奋地讲述战地见闻。吴宓日记里的这个“详”字，可知穆旦讲述的丰富，这在从军归来的他是不吐不快。很可惜，吴宓在用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两个带感情的词汇之后，再没有其他记录，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吴宓日记，事无巨细，通常都秉笔实录，细碎到连吃饭几块钱他都会记录在册。这次，居然以一个他平素极少用的省略号给省略了。这个省略号，我们猜想那天吴宓归寝已晚，匆匆记一笔后就入睡了。省略号很可能是他日后试图补述，但他终究没有补记，如此就错失了一段穆旦个人经历的可信的历史。说实话，佚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发现之前，坊间纷传惊心动魄的野人山经历，并没有记录穆旦本人在场的真实而残酷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发生过。实际上，王佐良粗线条的转述，也还谈不上局部的书写，更遑论完整的历史书写了。
这里有一个疑问。一九四三年一月，穆旦是以什么理由返国的？他曾自述“抵印后至中国军营中养病”。很明显，野人山的经历严重地挫伤了他疲累的身体。这不仅表现在身体的病困上，必然地，也会在他的精神上烙下深刻的印记，并会长久地折磨他的灵魂。那么，选择归国，而不继续服务于军队，生病是一种理由。但另一种理由也许更直接也更充分：退伍。如此，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穆旦实际从军的时间将近一年。而教育部曾有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的规定，对于穆旦来说，一年时间已到，尽管，应征的时候他并非学生而是教师。他是应杜聿明“向西南联大致函征求会英文的教师从军”而自愿报名甚至还是托了关系参加的。
此时，驻扎在蓝姆伽的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的直接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操练。三百名美军官应史迪威的征召自美国本土来到南亚次大陆。很多命令、很多美式武器的操作说明都需要翻译官以中文讲解给中国士兵听。在中国官兵与美教官之间，太需要语言上的沟通。这时，翻译官太稀缺了。由于抗战的实际需要，一部分美教官还来到昆明。在云南，翻译官的稀缺尤其显得突出，以致很多联大学生自愿到曲靖给美军汽车训练班做零时性的译员。国民政府教育部更是下令，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担任美军翻译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表情凝重的梅贻琦校长曾以严肃的语音动员学生从军：
近日来，当大家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士兵，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受到了相当的教育。平时我们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
一句“国家急切地需要你们”，多少学子热泪盈眶。梅贻琦自己的儿子梅祖彦不由分说就去报了名。从军三年，梅祖彦出生入死，并不因为是梅贻琦的儿子而有什么特殊化。其时，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干脆向联大直接招募土木、机械、电机专业的同学加入他的部队。这位出身清华、作战骁勇的将军鼓励学生为国家效力。
1942年10月，摄于印度加尔各答（图片源自《穆旦传》）。
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穆旦结束少校翻译官的从军生涯果决地乘飞机返国了。也许是一次正常的换岗，但推想其中必定也有当事人深刻而不便明说的缘由，事涉一个人隐秘的内情，自述的文字一般也就不会写，但诗会写，诗最擅长书写诗人欲说还休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似乎也可以用诗人的一行诗来表达，即：“我追寻的一切都已经避远…… ”
（穆旦：《阻滞的路》）
应当记得穆旦初到印度时写下的这首《阻滞的路》。诗写得太直接了，像“我要回去”“然而我只想回到那已失迷的故乡”这样的诗句，简直冲口而出。可以说，“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而来到印度，他收获的并非希望，而是又一次“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一次莫名其妙的歧视，尽管没有明说它的施予者，但也不难猜想。穆旦写下了一个诗人天性中的敏感 ：“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
（穆旦：《阻滞的路》）
还有更加深刻的一个原因。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即归国前一个月，穆旦写下了《幻想底乘客》。诗的第一节是 ：
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
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
而他，这个铁掌下的牺牲者，
当他意外地投进别人的愿望，
一九四二年，从“幻想底航线”运载来的“幻想底乘客”，不是普通的观光客，而是出征的士兵或是来蓝姆伽受训的国军军官。从“错误的一站”“铁掌下的牺牲者”“别人的愿望”这一类意象分析，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诗人迥异于主流关于战争的一般看法。不可否认，中国从事的是一场神圣而正义的战争，但是，如果站在一名诗人的立场，从人性的高度来审察，那就会得出与任何一方不甚同调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战争，对渺小的、活生生的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将生命碾入齿轮的大灾难。穆旦是体会过这首诗中所说的“这里的恩惠是彼此恐惧”和“秘密的绝望”的。这里，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忍耐的微笑 ”。当然，这些“幻想底乘客”，通过不择手段的“爬行”，“化无数的恶意为自己营养”，有一天，终究会有模有样地做起主人来的。但诗人不会，也不屑。
穆旦刚刚从可怖的死亡中走出来。说他从地狱里回来也毫不为过。野人山的经历惊心动魄，对任何经历者都是十足的噩梦。在写作中，穆旦非常珍惜自己的经验。他的从军，从潜意识里考察，也未尝没有要为自己的诗人生涯创造一种传奇的冲动。从偶然留存下来的他写给唐振湘的一封信，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话：“看你的信非常有现实性和戏剧性，一方面羡慕你的机遇，在这些被征同学中，你的变动该算最大，见闻最新。只要不死
（好在你还能逃难）
，我想一得休息，你会写下点什么来的。”
（穆旦致唐振湘，1944年11月16日）
看到“羡慕”一词，完全可以明白穆旦对于丰富个人经历的那种热烈的向往
（实际上，他的经历也足够丰富）
。诗人最好的作品，必定是依托最丰富复杂的生活创造出来的。穆旦有过这样的写作经验，比如，三千里步行，一得休息，他就写出了《小镇一日》和《赞美》这样的诗。野人山噩梦，会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寻找与死亡对应的词语。从心理上分析，写作可以缓释一个人精神紧张的压力。
事实上，野人山的经历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一些诗歌中了，《自然底梦》从诗后标示的时间看，应该是一首到达印度不久写下的诗，但我们对这首诗的背景仍一无所知，我们不免感到，这首形式整饬、技艺出众的诗一目了然却又非常难懂，当穆旦写下“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底世系”而“迷误在自然底梦中”的时候，很难说没有那个刚刚翻过野人山原始森林的影子。
一九四三年三月的《祈神二章》，收录在《穆旦诗集（1939—1945）》中，因其言说的不及物，通常不被人注意。我们注意到它，是它的诗句溢出的情感太充沛了以致觉得它根本就与穆旦的诗歌观念相违背。现在已经明白，它是从一首更长的诗中截取出来的。它只是一首长诗的“合唱”部分，而且，截取后，两个章节前后正好反了一个个儿。这首长诗就是《隐现》。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隐现》的版本很多，从它的初稿开始，有五年的时间
（1943—1948）
，穆旦时不时地在修订它，试图完善它。他修订的基本原则是把这首长诗抽象化，以使它获得一种诗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此处，我们借助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辑校的当年发表在重庆《华声》半月刊第一期第五、六合刊号的初版本来做一些选择性的评述。
《隐现》是穆旦写下的为数不多的长诗中的一首，应该说，它是迄今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诗。在技艺上，它有十足的形式感。“隐现”的总题下分若干小标题，令人想到艾略特的《荒原》。但是，当你略过《时间的主宰》的小标题深入读下去的时候，长诗的语调反倒很接近于《四个四重奏》，而且，《隐现》的开篇，与《四个四重奏》的开篇一样，是关于时间的叙述：
白日是我们看见的，黑夜是我们看见的，
我们看不见时间，
未曾存在的出现了，出现的又已隐没，
我们不知道歌颂这真实的主宰，
一年，一月，一分，一秒，
喔，我们不知道一秒无限的丰富
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恐怖
时间的占有和放弃，
我们看见的都是它所占有的，
我们看见的是它的意象的满足，
是苍天之下唯一的欢快
不仅如此，《隐现》的第一章《宣道》第二小节“一切摆动”中“已经发生过了正在发生着或者将要发生”的表述，与艾略特的“时间过去”“时间现在”和“时间将来”
（此据裘小龙译文）
也颇类似。当然，《四个四重奏》描绘一个皈依宗教的人在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既有艾略特个人的经历
（经验）
，也以但丁式的诗行插入了当代历史的情景式描述，不过，长诗更多的乃是诗人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我们在《隐现》中同样看到了这种努力。有意思的是，这个《华声》版的《隐现》，与后来的修订版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不像后者在第一章一上来的“宣道”之后就开始了向上帝的吁请
（“主啊，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极”）
，这个“主”在初版里是在最后的“祈神”里出现的，前面祷告的成分并不明显，初版里面的两次“合唱队”的合唱，与其说是“祈神二章”，不如把它们看成古希腊歌剧中歌队的咏叹。
不得不说，对《隐现》，我们仍然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从它有限的片段里，我们看到了野人山的经历在诗人灵魂中的回响：“可是当我爬过了这一切而来临，/亲爱的，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从“爬过”一词，我们分明看到了这种艰难的心路历程。接下来：
那一切都在战争，亲爱的，
那以真换来的假，以假换来的真，
我和无我，那一切血液的流注
都已和时间同归消隐。
那每一伫足的胜利的光辉
虽然照耀，当我终于从战争归来，
当我把心的深处呈献你，亲爱的，
为什么那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好一句“那一切都在战争”，如艾略特通过欲望来考察人性一样，穆旦通过战争——一种更大的灾难来考察人性。“当我终于从战争中归来”的“战争”，因为已经有了解志熙教授帮我们找来的标示着“一九四三年三月”创作日期的这个初版本，我们有理由把它直接看成是远征军入缅作战惨败的那一场。当战争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很奇怪，这首诗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在有关战争临身的片段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我曾经生活过，我曾经燃烧过，
我曾经被割裂
在愤怒，悔恨，和间歇的冷热里。
我曾经憎恶一个人，把他推去，
他有高颧骨，小眼睛，枯干的耳朵，
他用嘶哑的声音喝喊他的同族，
……
我曾经把他推去，把我的兄弟推去，
我曾经自立在偏见里，而我没有快乐，
初版本《隐现》带着令人震惊的细节感以及诗人的体温开始了反思。穆旦“痛苦地发现即使身在正义的抗战阵营中的‘自己’，其实也并非问心无愧、清白无辜”。从战场上归来的穆旦， 正如解志熙所说“不再是一个单纯站在国族立场上讴歌民族抗战、欢呼民族复兴的诗人，而已成长为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能够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质疑战争的诗人”。其实，在《幻想底乘客》一诗里——那种质疑的声音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隐现》中，穆旦秉承了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对于二十世纪的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一个抗战主潮突出的时代，穆旦没有被千人一腔的时代喧嚣所淹没，他以独特的个性、以沉思的品质、以实验性的文本探索、以人性的高度、以异乎寻常的汉语……发出了一个时代卓越的高音：
我们站在这荒凉的悬崖上，
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幸福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有良心我们永无法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