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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马斯洛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提出了融合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于其中融合了其美学思想，和著名的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美国心理学大师马斯洛（Maslow）在研究了许多历史上伟人共同的人格特质之后，更详细地描绘出“自我实现者”（成长者）的画像。自我实现者有下列16个特色:
1．他们的判断力超乎常人，对事情观察得很透彻，只根据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常常就能够正确地预测将来事情会如何演变。
2．他们能够接纳自己、接纳别人，也能接受所处的环境。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之中，他们能安之若命，处之泰然。虽然他们不见得喜欢现状，但他们会先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不会抱怨为何只有半杯水），然后负起责任改善现状。
3．他们单纯、自然而无伪。他们对名利没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不会戴上面具，企图讨好别人。有一句话说：“伟大的人永远是单纯的。”我相信，伟人的脑子里满有智慧，但常保一颗单纯善良的心。
4．他们对人生怀有使命感，因而常把精力用来解决与众人有关的问题。他们也较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单顾自己的事。
5．他们享受独居的喜悦，也能享受群居的快乐。他们喜欢有独处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充实自己。
6．他们不依靠别人满足自己安全感的需要。他们像是个满溢的福杯，喜乐有余，常常愿意与人分享自己，却不太需要向别人收取什么。
7．他们懂得欣赏简单的事物，能从一粒细砂想见天堂，他们像天真好奇的小孩一般，能不断地从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中找到新的乐趣，从平凡之中领略人生的美。
8．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历过“天人合一”的宗教经验。
9．虽然看到人类有很多丑陋的劣根性，他们却仍满有悲天悯人之心、民胞物与之爱，能从丑陋之中看到别人善良可爱的一面。
10．他们的朋友或许不是很多，然而所建立的关系，却比常人深入。他们可能有许多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素未谋面，却彼此心仪，灵犀相通。
11．他们比较民主，懂得尊重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以平等和爱心相待。
12．他们有智慧明辨是非，不会像一般人用绝对二分法（“不是好就是坏”或“黑人都是懒惰鬼”）分类判断。
13．他们说话含有哲理，也常有诙而不谑的幽默。
14．他们心思单纯，像天真的小孩，极具创造性。他们真情流露，欢乐时高歌，悲伤时落泪，与那些情感麻木，喜好“权术”、“控制”、“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截然不同。
15．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方式、处世为人的态度，看起来比较传统，保守，然而，他们的心态开明，在必要时能超越文化与传统的束缚。
16．他们也会犯一些天真的错误，当他们对真善美执著起来时，会对其他琐事心不在焉。例如爱迪生有一次做研究太过专心，竟然忘了自己是否吃过饭，朋友戏弄他，说他吃过了，他信以为真，拍拍肚皮，满足地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
据马斯洛的估计，世上大概只有1％的人，最后能成长到上述这种“不惑”、“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而不逾距”、圆融逍遥、充满智慧的人生境界。
我不敢期望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个境界，然而我相信，当我们愈趋近这种境界时，我们的人生会愈有喜乐、愈有意义。
成长是必须付代价的，因为成长永远包含着冒险、面对未知、尝试新经验、扩展个人的极限与改变。若不必成长，我们就不用改变自己，不用面对未知的危险，更不用花心神面对生活的挑战，从各种选择中做出新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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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缺智慧，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100多年前的一八九四年，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通过列举不同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他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引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深深的思考。
他首次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描绘，其中对于我们某些民族性的揭示，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会令我们羞愧难当。而史密斯在结尾处点了一下题：中国人不缺智慧，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以下分享的其中部分文字，已足够刺痛我们。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象南洋诸岛上的禁忌，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所不同的是：面子不可琢磨，不讲规则，废除或替换全由人们的常识来定。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戏剧性的，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天生富有(且需要)很强的表演才能。面子很多时候事关形式，与事实无关。
在中国调解争端时，和事佬也要务必仔细考虑双方面子。调节之举只是为平衡有关各方相应的面子。这一原则在法律裁决中也常常得到运用，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
有个仆人失职，还拒绝履行自己的职务。他知道这下要被辞退，便把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然后主动辞职，以此保持面子。有时官员被杀头，但得到特殊的关照允许他穿着官服上刑场。这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面子。
中国人的饮食极为简单，但烹调食物和招待方面不愧是艺术大师。样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就连病死的狗、马、骡、蛇等都不例外。
每个普通家庭上顿吃剩的饭菜下次往往还要端上来享用。中国的猫狗吃的是人类的残羹冷炙，他们活的实在艰难，可以说是苟延残喘。
中国人节约习惯的表现极致，甚至不惜反映在必不可少的饮食上。他们为了省下几个铜板往往可以不吃饭，哪怕要重负而远行。
中国的教育模式很难博得西方人的好感，其种种弊端不容忽视，各省纷纷抱怨。合格的候补生员远多于实缺，可是人们仍然热衷于功名。从最低的到最高的科举考场从来都是人满为患。每一职位都有一万人竞争。很多考生高达90多岁。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过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生活，那么农民更胜一筹。干农活辛苦，专门从事体力活的劳工更加如此。他们始终摆脱不了极端贫苦境况，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清皇帝早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尚在梦乡之中。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最繁重的阶层数当官的。他们事必躬亲，有一位内阁大臣每天早上两点离家，在宫里值勤的时间是三点到六点。六点到九点要在朝中议事。九点到十一点他要待在兵部。十二点到下午二时在刑部办事。下午两点到五点，甚至七点要在衙门度过。
如果中国人能在诸多美德中得到平衡，来弥补一些基本素质的明显缺乏，那么他们一定能兴旺发达起来。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诚实和诚信在中国的道德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此后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丰硕回报。
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有了这么多礼节约束，一个民族想要得到繁衍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礼节，就像所有技艺表演一样，也属于技艺上的仪式，之所以重要，并非心态或情感的需要，而是复杂整体的某些部分的需要。中国人所确立和使用的全套尊称，在西方人的眼里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发疯。
这些称呼只是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是保障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可用作润滑剂，起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各得其所，才天下太平。礼节有如气垫，里面空无一物，但妙就妙在能减轻震荡。
最令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不守时。
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还在他们劳作过程中，他们干活总是姗姗来迟，早早而去，动辄歇息喝茶。相比之下，出席中国的宴会还要可怕，时间拖的很长，菜肴数量既多，品种又繁，凡是赴过这种宴席的外国人无不望而生畏，但中国人还觉得意犹未尽。
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热衷于事事都要一丝不苟，搞的准确无误。中国满街都有制秤的人，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点点，买秤的人往往都有两种秤，一种是卖东西用的，另一种是用来买东西。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自己来定。
中国人在数字上缺乏精确性，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甚至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都有所表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廉价书没有错别字。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记录时，要多留余地。利用中国人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数字和数量往往不确切。其次，对中国粉饰性的人口普查要小心谨慎。
与你打交道的不管是中国的读书人，还是没有文化的苦力，都一样，无不天生就会钻空子。他们就像一月里的北风，无孔不入，也像流水，见缝就钻，轻轻松松，身手敏捷。
外国人只凭听中国人讲话，不可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你汉语水平多高，也不能了解对方的意思。也许他能字字句句听懂，也能写下来，仅此而已。要与中国人交往，除了有完备的汉语知识，还得具备很强的推理能力，这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人就是不愿讲真话，官方生活便是最完美的例证，讲究形式和矫揉造作发挥的淋漓尽致。即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即兴想出种种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能耐无不令人吃惊。
在执行命令方面，中国的各级官员间，或多或少也盛行阳奉阴违的现象，连高层的官员也如此。他们不执行命令有的是个人懈怠，有的是碍于情面，最重要的是金钱的诱惑。政府各部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要长期不断地观察就能发现。
中国的判决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码事。之所以说他们柔顺,因为他们有着与骡子一样固执的性格的同时，还有独特的屈从能力。中国人不失风度的接受责难，这是一个说明柔顺天性的更好的例子。
中国人好比竹子，优雅，用途广泛，柔软易折，且中空，东风吹来，它弯向西。西风吹来，它弯向东。没有风时，它挺立不动。
中国的教育并不让受教育者全面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中国人普遍有个习惯：把事实直接当做原因，这是心智混乱明显的表现。“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中国的厨子，“我们向来不在面包里放盐”，他解释道。
心智不清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一般人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并原原本本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叫甲去告诉乙，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要么这话压根就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几个人根本就不明白这话的重要性，要么传到某丙时，已走了样，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千千万万的人贫穷潦倒，愚昧无知，这样的命运使得他们眼界自然狭窄，心智必然混乱。他们的生存环境无异于井底之蛙，看到的确只有方寸黑暗的天空。
中国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狭窄，功课单调重复，没有休息，没有变化，换了是西方国家的学生，一定会很快被逼得发疯。中国的婴儿整日安安静静的躺着，一动不动，就象泥菩萨。中国儿童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是立着就是坐着，要么蹲着。
中国人难免官司缠身，即使你是无辜者，也可能会落得倾家荡产的下场。中国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异常恶劣，有一些地区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雨水稍有不足，意味着千千万万人遭受饥荒。而雨量稍稍过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中国人面对灾难时，认为这些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能眼睁睁地忍受。但凡亲眼目睹过数百万人默默饿死的惨状的人，就懂得这话的含义。
外国人不能适应中国的一些观念、礼仪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规矩，使得中国人毫不掩饰看不起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也许喜欢西方的一些进步产品，但决不是全部，然而，他们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
我们已经深切的意识到，中国的学界把外国人视做仇敌：虽然外国人掌握种种机械奥秘，却完全无力欣赏中国道德之博大精深，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情感，在典型的中国儒家身上有所体现，正所谓“宋代的思想，今天的脚”。正是这样的一班人撰写了大量的排外文章，广为传播，像滔滔洪水，最近几年淹没了中原地区。
我们经常听说，中国政府本身是家长式的，要求其臣民顺从听命。政府作为家长，忙的是家长自己的事，管不了家里其他成员。民众的态度与政府遥相呼应。普通民众无不认为，只要个人的利益没受损失，公共财产用不着关心，也没有责任关心。“江山”一说指的是大清帝国，属于当今皇上。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把车停在路中央装卸货物。中国城市街道被侵占，简直成了乡间道路，随便来往不讲规则。各种各样手工作坊、流动摊贩都充斥大街小巷。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凡是防范不严、容易到手的东西都要被占为私有。
中国知识阶层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所表现出来的仇视外国人和外来的创造发明有迹可寻。最近几年湖南充斥着大量恶意诽谤的排外文字，蓄意挑起混乱。这场运动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误解，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西方民族的仇恨。这些中国人的动机是为了报效自己的国家，还是想从中捞到好处，还需要更多证据。
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一批忠诚而果敢之士挺身而出，勇敢献身所信奉的事业，他们得到最高的褒扬，这证明了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带领下，完全有可能激发出英勇的气概。
中国的黄金时代已是明日黄花。我们常常听中国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古代经典不仅铸就了中国民族，而且中国政府体制也是按此模式构成的。一种统治形式经历了史无先例漫长的年代仍然行之有效，像对儒家经典一样，倍受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政府说什么也不会被吹倒，因为它是个立方体，即使翻倒了，也只是换了个面，其外貌和内容仍然如故，始终不变。中国长期保持下来的习俗无异成了暴君，无数人适应了某一习惯后，再也不追根溯源了。他们的责任是遵守，于是就老实的遵守起来。中国政府及其人民的保守影响到了与外国人的关系。
19世纪最后25年注定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已有大量新酒为中国人准备好，而他们没有别的容器，只能用旧瓶来装。
中国对西方采取的是拖延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新事物不很愿意接受，另一方面不愿意甚至根本不想放弃旧的。就像我们看到一所古老的泥房子，早该拆掉化成一滩烂泥了，可还是用摇摇欲坠的泥柱子硬撑着，眼看着迟早要倒塌的，那些旧风俗、旧迷信、旧信仰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可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天性保守，中国人过分重视先人的旧规。
中国人向来以自己是个文明古国而自豪。但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民顺从这样反自然的恶习，甘愿把脑袋前一半剃的精光，让这部分原本要好好保护起来的地方暴露出来，我们肯定觉得奇怪。但中国人在刀剑威逼下，接受了这一习惯，而且正如我们已提到的，这已成了忠诚的标记和尺度。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存在流浪狗骚扰，中国人却听之任之。不管你在中国生活多久，始终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帝国哪个城市最脏？
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看来还自得其乐。这只能说明：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迥然不同，这就是我们论点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他们对遇到的种种不便，会用典型的耐心忍受下来，深知这些不便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这幅员辽阔的帝国，无不证实我们的“人口过剩”的第一个印象。不管破坏力多大，只要有几十个太平和丰收年景，中国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从接连不断的灾难中复员过来。换言之，极端的贫苦也不能使中国人口有明显减少。惟有嗜吸鸦片才会持久而有效地遏制中国人口增长。鸦片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是中华民族致命的敌人。
中国外出移民适应能力很强，很完美，他们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是当地人所不及的，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一般。
外国的观察者始终有个不解的问题：由于无知和轻视自然规律而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就没有使中国人灭绝？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患病的人还要多，这一事实雄辩的说明，中国人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之高非常惊人。
中华民族人口之多，民众生活水平极低，低到只能用“为生存而挣扎”来形容了。为了取得生存手段就得尽其所能。有人说的好：“中国人已把贫穷化成科学”。他们学会了把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劳和北美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集于一身。
中国人的韧性是举世无双的。一名中国生员，正是凭着默默坚持的精神，年复一年进出考场，即使到了九十岁仍初衷不改，不取得功名死不罢休。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耐心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能毫无怨言地默默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这个帝国所有地方经常要发生大规模灾难，这时候中国人表现出的忍耐精神给外国人留下很深印象。1877年到1888年祸及数百万人的那场饥荒，目睹其惨状的无不印象深刻。
中国人的无边忍耐力，才导致出现可悲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挨饿，而堆积如山的粮食近在咫尺，伸手可及。问他们为何不能抱成一团向受灾地区官员告助，回答是：“不敢”。
信灵魂不灭的人手中握着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那就是:“但凡英雄往往一生都不得志”。即使这一说法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说：中华民族的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精神肯定能用于崇高的目的，决不是去忍受一般生活之苦和经常不断的饥荒苦难？
我们在谈到他们的因循守旧时提到中国人的知足，而在我们论及他们所生活的体制时，知足的心态体现得越发明显了。知足这种观念已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强有力地压制了任何命运安排不满情绪的发泄。他们当然感到种种邪恶的存在，但视之为无法回避的必然。
中华民族是个相信宿命的民族。在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中有不少关于天命的论述。这般迷信命运的民族，肯定不愿意去与自己深信不疑的命运拼死抗争。对于仍抱有早已覆没了的前朝观念，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他们面临的课题。只有目睹别人优点的人，才会产生改良的冲动。大多数中国人就没有亲眼看见过，还有别的地方条件要比自己的好。
虽然大众对这种局面已感到不满，但不满的情绪刚一露头，就被有效的压制下去了。所以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成了社会进步的对立面,阻碍了进步。中国人认为造成苦难的原因是不可知的。通常，他们乐天知命，不容易激动，象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苦难。
我们再重复一次：如果说历史教导我们“适者生存”的话是真理，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在中国谈父母的责任被认为是多余的。神的使徒保罗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善待她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上帝”；“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免得他们灰心丧气”；“做儿女的，你们要方方面面听从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样能得到主的欢欣”。孔子的所有道德说教中，有哪条的实际智慧能与这些影响深远的原则相提并论？
中国人的教诲里没有一条是替女儿说话，处处都护着做儿子的。千百年来如果中国人没有患上色盲而看不清这个问题，那么就不会看不到，这是对人性的粗暴侵犯。
祖先崇拜正是上文提到过的那些死气沉沉的保守思想的最佳状态和保证。只有保守思想遭到致命性的重创，否则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只要逝去的几代人仍然被中国人奉若神明，中国怎么可能真正向前迈出一步呢？
在中国有“善门难开”之说，而一旦打开就更难关上了。谁也预料不到，自己的好心好意日后会有什么结果，而所承担责任的风险倒是清楚的，所以行事特别小心谨慎。
政府的赈灾活动规模往往不大，而且行动不一，仿佛这并不是频发而急需救济的灾祸，似乎过去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发生，于是只采取些权宜之计。每年的十二月初八施“腊八粥”的热闹场面，也是这种慈善精神的体现，这一典型的事例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行善往往流于形式。这些粥往往难以下咽，而又花不了多少钱。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救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得益，而是使行善者有利可图。
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还要补充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件事不论有多好，有多急，都逃不过层层机构的压榨盘剥，这些部门就像组织严密的衙门。中国正常的慈善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责。
中国的善举往往无诚心可言，其普遍的结果必然不出我们所料。从事慈善事业应该是出自一个人的本能，中国要培养这种心态，那就要经历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那些过程，使之成为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中华帝国广大民众陷入极度贫困生活之中，他们始终为求生存而奋斗，因而对种种可想而知而令人同情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
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很能说明缺乏同情心，人们对盲人、聋子、秃子、跛子、斜眼都要避之惟恐不及。中国人对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口无遮拦。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同样也表现在迎亲时对待新嫁娘的方式上。新娘年纪往往都很轻，腼腆害羞，突然落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难免非常恐惧。尽管各地风俗不同，但这可怜的小女孩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什么感受，却无人理会。
中国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家庭关系总体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中国的女孩子一出生就在不同程度上受人嫌弃。这种遭遇对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关中国儿媳妇蒙受的苦难写起来可以独立成章。买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在中国不限于只有灾荒严重的年份，只是遇到这种年份更是司空见惯罢了。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谁也不愿帮助他人。这一特点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一般对落水的人都是见死不救的，这使外国人感到很吃惊。应该理解，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其实有的情况下人命一钱不值。太平天国时期，陌生人一旦受到怀疑，就要被抓，受到严刑拷问。回答不能令抓他的人满意，就要遭殃。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往往漠不关心，这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难以见到的现象。孩子受到家长和老师的体罚比比皆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还表现刑罚制度上。根据大清帝国刑典很不容易确定哪是合法，哪是违法。中国有些地方还有强迫寡妇殉夫的陋习。
中国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中国最需要的恰恰是要有更多的同情，对儿童的同情，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对残疾人的同情，对嫌疑犯的同情等。
中国人爱大喊大叫发号施令或责难他人，积习难改。中国人骂人的工夫已炉火纯青，争吵时一张口，污言秽语就如污秽的流水，滔滔不绝，在这方面英语甘拜下风。中国人骂到激烈时就会动起手来，扭打到高潮时，最拿手的就是揪住对方的辫子，尽量多拔下对手的头发。中国人骂起来有个古怪的特点，他们认为直接咒骂对方本人的过错不算是真功夫，要骂就要骂他的卑鄙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
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机器，随时都会发出刺耳的嘎嘎声，有时在某种压力下，还要弯曲。就像人体，中国的整体有一些小小的容器，里面装着润滑液，在紧要的时间和地点滴下一滴。
中国人尊重法律，即使法律不值得尊重。在所有亚洲民族中，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得让他们习惯了，就万无一失了。
在中国年长者对年幼者有直接的也是绝对的影响。邻里间的责任仅次于家庭成员间。其理论基础就是，善恶会相互感染。“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称心合意的好邻居。除了邻里，村里的保甲也要承担责任。知县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了，他是治下百姓的老虎，又是上级的老鼠。
地方官员有不端行为可能获罪，也可能逍遥法外。但要是自己辖区内出了无法避免的大事，免不了要丢乌纱帽的。
中国一级一级相对负责。至于这种责任制度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运行，就不必细说了。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逃脱不了承担应负的责任。常常有皇帝下发诏书，向上天坦承自己的过失，把发生洪水、饥荒、暴乱等天灾人祸的责任承担下来，乞求上苍宽恕。
中国共同责任的论说中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这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中国人天生就守规矩，究竟是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形成的，还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不得而知。
中国长期盛行猜疑。首先引起外人注意的例子便是各地城市周围的那些高耸的城墙。这个帝国之所以构筑那么多的城墙，完全是政府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百姓之父，皇帝下属叫父母官，但彼此都很清楚，这些像加减法一样，纯属书面用语，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实际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中国人的房屋也围着高墙，这也说明中国人的猜疑心理。
据说中国人互不信任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不了解，二是因为太了解。有句谚语：“一人不入庙，两人不窥井”。因为庙里的和尚见你孤单一人会趁机谋财害命。两个人一起打水时，要是其中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看中你的某样东西，可能趁机把你推入井里。中国还有谚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些充满智慧的格言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真理。
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中可以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相互猜疑的例子。中国政府的结构同样不乏缺乏相互信任的例证。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同时在高层的政府机构里合作时，必然会产生互不信任的现象。
这种强大的相互猜疑习性，强化了中国人先天的保守，阻碍了新事物的应用。中国人对外国人抱有很深的猜疑。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人自危。无穷的轻信和猜疑是这些可怕谣言产生和滋长的土壤。避免这些事发生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真诚地祝福中国人。
“信”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末(仁义礼智信)。事实上，“信”在中国的美德中可能确实位列末尾。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的表现，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那些细心研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其隐晦曲折、含糊其词、虚情假意的含义来。
中国人日常的言谈中，缺乏真诚，虽然还不能说落到虚情假意，令人愤慨的地步，但也足以让人感到真假难辨了。在中国最难的是获得真相。很少有中国人守约。这与他们误解的天性和缺乏时间观念有关。
中国人对小孩子的所作所为，最能看出他们天生就缺乏诚信这一特点。家长和学校教导孩子虚伪，但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礼节流于形式，失之虚伪。在中国与虚假的谦让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
一个人只要有必备的知识，就可以写出一大卷有关中国人敲诈勒索贪污的十分有趣的书。在这个帝国，上自坐龙椅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敲诈勒索之风，人人遍及。这个体系极为恶毒，极为堕落，很难想出个根除它的办法，除非对整个帝国做彻底的改造。
中国人聪明能干，他们的知识足以满足种种需要，中国不缺各类人才，若是没有相互的信任，缺了以真诚的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振兴帝国就成了空谈。
中国社会就象中国的一些风景区，远看风光迷人，近看则破破烂烂，颇多可憎之处，且臭气熏天。根本找不到一张能客观反映中国景色的照片，因为垃圾和臭味被有意不照上去。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上述弊端在西方同样存在，但每个西方国家面对着的是未来黎明前的曙光，而中国时时处处面对着的是遥远的过去的黑暗。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来源：雅瑟·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