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中尧丨贫民窟的歌声与印度的现代化困境

2018年7月底，在清华大学校团委的资助下，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本科生彭中尧随清华大学物理系“印象”支队赴印度调研，一行七天主要访问德里、孟买的大学与中资企业。参访结束后，彭中尧结合历史和现实，就印度社会及其发展状况，写下了如下感触。在其中，彭中尧指出，印度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是个没有完成的事业，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值得参考和学习的样板。

作者：彭中尧

这样的场景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然而一个更合适的表述是印度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他者” 使中国人意识到今天的自己是多么怪异而特殊 。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加丰富的宗教传统。参考索迈亚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Rai老师介绍的历史情况，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之间印度河文明开始在印度北部繁荣起来，这时的国家主要以大城市为核心。公元前1600年左右雅利安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南下，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南亚次大陆原住民，创造了吠陀经这一印度教根本经典，种姓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吠陀经中的奥义书认为在有形的变换的世界下有一个不变的实在即梵天，而这一实在与人类的实在是相同的。 公元前600作为对原始印度教的反动诞生了耆那教和佛教，公元初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到晚近时候佛教和印度教产生了一支融合的分支形成了锡克教。这些宗教当中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崇奉权威，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种姓文化。很可能是由于根本经典吠陀经当中对于本体世界和存在世界的二分，所有此岸的不平等都变得虚幻从而可以接受了，因此 印度的宗教文化为权威和不平等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这对于古典文明而言是相似的。

然而印度的政治传统却与其宗教完全相反， 印度自公元前三千年至今，称得上长期统一王朝的时代只有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两次，分别大约在中国的汉代和清代时段。 在前六世纪后半期波斯入侵印度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该统治持续了不到两百年，并且为印度文化注入了少许波斯元素。公元前四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并且继续东征征服了印度，随着亚历山大自己的死亡，这个统治也很快结束了，同样亚历山大东征对于印度文明也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直接影响，他死后孔雀王朝推翻了他的统治。

孔雀王朝是重要的，阿育王则是孔雀王朝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阿育王在政治上形成了“万民皆我子女”的观念，推行道德改良以求得幸福的理想，另一方面阿育王作为佛教徒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佛教并促进了佛教在国际范围的传播，此外 他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印度并且稳固了印度的版图 ，几乎是一个唐太宗级别的皇帝。由于佛教教义毁损了帝国的军事力量，此外帝国的过于庞大、藩镇的难以管理和地方自治的精神毁灭了孔雀王朝这第一个巨大的印度帝国，这在某种意义上和唐朝也是相似的。如同元朝扩展了中国的内亚边疆，宋明拓展了中国的江南版图， 孔雀王朝重要的成就在于将西北印度并入印度版图 。公元前四世纪之后的印度进入了比五代十国时期还乱七八糟的战争当中， 随着战争一同进行的除了王朝的换代还有版图的扩大，印度在战争中逐渐兼并了半岛南部。

在十六世纪早期，当时主要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重新陷入了战乱。在这种情况下莫卧儿帝国脱颖而出。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经济、艺术得到发展，和平得以维持。

到十八世纪，莫卧儿帝国走向崩溃，印度近代史的起点在这个故事上几乎与中国一模一样，一大批欧洲贸易公司（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设置前哨并逐步蚕食海洋和内陆资源，不过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十分成功，东印度公司凭借先进的军事训练和科技吸纳了大量当地精英为之服务。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印度由一直以来的手工业产品出口国变成了为大英帝国提供原材料的产地。东印度公司在后期将政策转化为新殖民主义，开始关注教育，社会改革和文化领域。 印度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其实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时期开始的，Lord Dalhousie在1848年上任成为东印度公司掌控者，并设立了一系列将印度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政策，包括民主化、政权的巩固、公民监督以及教育、科技等。 接下来的几年中，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在印度引发了社会革命，这些社会革命刺激了东印度公司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印度社会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最终在1885年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国民大会党是在英殖民时期建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共有将近一百万人参战，战后，更多的印度人要求独立，随之而来的是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在1930年代，英国开始逐渐进行缓慢的司法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印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大党对于不结盟运动的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印度在1947年最终的独立，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被分裂出去。

今天的印度之所以呈现为这个样子，一方面是莫卧儿帝国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英国殖民划定了印度作为民族国家的疆域。 这一传统不仅与中国大不相同，和其自身的宗教传统也截然不同。如此 长时间的混乱使得印度始终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深入的体制化政治权威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访谈当中问起印度的特点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diversity”，多元主义一方面是印度人作为现代人的骄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治组织治理深度浅的现实。现代印度作为一个半联邦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封建的， 中央政府甚至州政府无法在基层建立起深入的政治统治，各州保持着很高的地方自主性。

根据马士基公司印度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在2017年7月莫迪开展GST（增值税）改革之前，印度各州的过关税率和手续都不统一，马士基在印度国内的货物运输需要应对各个省可能完全不同的过关程序和税率。此外，我们此行十分幸运地碰到了一个在印度农村有一千五百亩地的地主做导游，根据导游介绍，印度农村似乎仍然处在中国前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皇权不下乡的共同体自治阶段，大地主雇佣佃农种地并以实物粮的形式收取地租，同时地主负有乡村伦理共同体的礼仪教化责任，这种乡村共同体的形式在中国大致与明代白银流入之前相似。另一方面，为了迎接2019年的大选，印度电视上到处都是竞选采访，笔者打开电视所见的第一个竞选纲领竟然是废除私刑，可知印度政府尚没有做到垄断国内使用暴力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在经济、政治和暴力使用上，现代印度面对的不光是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路线上，中国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除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了较长的混乱，自汉代奠基而于唐宋元明清时期就已经不断扩大并深化政治统治，在制度上形成了深入的政治体制，而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中国与印度分叉的关键时刻 。在政治文化上，从五四到破四旧，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分彻底的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对于平等的追求深入人心，以至于孟买贫民窟和高楼的反差、种姓制度的遗存对中国人而言是不能忍受甚至是不能想象的，基于一种简单的进步史观，人们往往将其斥为落后。而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以反对民族传统为宗旨的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政治制度上建立起了更加深入的统治，一方面打破了乡绅地主阶层对乡村共同体的自治，完成了村村成立党支部的政治奇迹，另一方面遏制了资产阶级对于政治的操控，保证了现代化进程当中强的国家自主性。 与之相比，印度百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近百分之六十的财富，难以想象在这个社会结构下莫迪政府能够有多强的自主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印度人们对于莫迪总统光喊口号不做事的抱怨。话说回来，通过两种与自由主义看起来截然对立的历史，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美国化——类似于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当中描述的， 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分离，共同体将自由主义的现代价值当作根本宗旨，而在政治体制上坚持保守主义的权力架构。

如果我们将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权威的关系看作现代国家的标准，那么印度显然在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威上都是不达标的，但正如Perry Anderson的《the Indian Ideology》以及贫民窟的歌声所揭示的， 印度宗教文化当中的不平等观念已经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互利共生，政治文化的贸然改革或者说自由民主的进一步深入将会蕴藏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风险，因此政治文化改革在印度并不是迫切的。 对印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深化。在金达尔大学中印比较研究中心，牛津大学PPE毕业的S老师表示对于中国最感兴趣的就是local governance，他说印度工业发展当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地征不动，笔者认为这背后不光是中国共产主义时代以来的土地制度问题，也是政府统治深度的问题。 在政治实践上，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与更加深入的政治统治是相互需求的，印度下一步政治改革的要求非常清晰地指向更强的权威和征服能力而非自由民主。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度的现代化要求印度先完成政治权威的建立，这实际上是在为印度前五千年的政治文明补课。

这一问题对于印度已经变得十分紧迫，根据在大使馆工作的老师介绍， 印度现代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城镇化率刚刚超过百分之五十，然而印度每年城镇化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每年有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印度现代化已经不可阻挡地愈演愈烈，但是由于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积累，总产出增加不能有效带动就业，经济发展难以为城镇化相应的流动人口提供充足的岗位， 人口红利也就成为了人口压力，印度迫切地需要更加伤经动骨的经济结构改革以应对现代化进程，而改革则呼唤更强大的政府 。

在与ICBC的访谈中负责人说，西方世界已经预言了好几十年印度崛起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预言印度即将崛起，这反过来实际上是人们对于“印度怎么还没崛起”感到疑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印度虽然具有很强的崛起潜力，然而其真正崛起还有远比中国更长的路要走。

彭中尧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大二本科生，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PPE）专业在读。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学和中国古代史方向。清华大学星火计划第十二期成员。新雅学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