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武汉无人出租车“萝卜快跑”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10公里的路程，普通网约车18到30元，萝卜快跑只要4到6元钱，而且还能盈利，它目前已经完成了500 万个订单。这样下去，百度未来可能就是中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滴滴前景堪忧。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车吃车。现在好几万的武汉出租车司机不干了，集体向政府请愿，建议取消萝卜快跑，要求“留口饭吃”。全国范围内，网约车司机逾两千万众，也是人心浮动，惶恐不安，都担心被无人驾驶取代。
有人评论：“我规划是青年跑外卖，中年跑滴滴，老年当保安。这下好了，我需要重新规划了。”一个人回复道：“反向操作，青年偷外卖，中年抢滴滴，老年揍保安，天天吃免费饭。”还有人说：“建议当职业背债人，因为机器人不能坐牢。”
实际上，武汉出租车3.5万辆，萝卜快跑只投放了400辆，微乎其微。大家之所以格外关注，是因为中年男人失业后的退路又少了一个，焦虑感倍增。
大家都明白，织布机代替人工织布、印刷机代替抄写员是大势所趋，任谁也无法阻挡。萝卜快跑优势感知很明显：无人无社交适合社恐+干净无异味+按时来定位准+价格合适+几乎不会走错路，流行开来已成定局。而对于武汉出租车司机这种当地人公认的拒载惯犯+默认拼车+宰客绕路不打表+态度极差的交通服务群体，鲜有人为其发声。
然而，一币两面。麦肯锡2023年的研究报告称，在2030年至2060年，AI将取代全球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未来，不仅是无人驾驶，一切我们能想到的重复性基础工作，都可能被AI取代。更可怕的是，AI降维打击、突如其来、逃无可逃，根本不会给普通人缓冲的时间。
所以这不只是3.5万武汉出租车司机的事，也不只是2000万网约车司机的事，这是数亿中国底层人民的事，甚至是全世界底层人民的事。未来，大家该如何养家糊口呢？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预测，如果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将带来一个新阶层：无用阶层。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出城市无产阶级，AI会催生出无用阶层，数以亿计的人将找不到工作，丧失经济价值和政治权力。AI
可以替人去打仗、做工，国家精英阶层就没有动力去投资医疗、教育等来帮助弱势群体。人类社会将会分成两大阶层，一个是非常少的精英阶层，就像上帝一样，他们在创造大量的
AI，绝大部分人将变得没有任何价值。这是21世纪最大的风险。
如果说几万、几十万人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当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的时候，那么一定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轻率地将那些司机们的请愿称之为“这就是旧利益集团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的声音”，何其不负责任。
在工业革命初期，曾出现过“卢德主义”的思潮。
彼时的工人，面对蒸汽机与纺织机械的轰鸣，眼中不见未来之光，唯有失业的恐惧与绝望。他们误以为，是这铁与火的巨兽吞噬了往日的饭碗。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直接却也最无奈的方式——破坏那些象征着“罪魁祸首”的机器，试图夺回那份已逝的安稳生计。
然而，卢德主义未能洞察时代进步的必然，也未敢直面那吃人资本主义制度的面目。工人们挥舞的不是革命的利剑，而是自毁长城的锤子，他们砸碎的不仅是冰冷的机器，更是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梦想。这反抗，虽悲壮却无力，缺乏自觉与组织，终难成气候，更遑论持久与胜利。
工业革命促使传统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逐渐走向没落，工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尽管他们得以踏入新兴工厂的大门，但这一转变实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以人为主导的机械工具生产，转变为机器为核心的规模化生产。这种变化深刻影响了工匠们的角色与身份，前工业时代手艺人对自己作品全流程技艺的精通，被流水线上细分化、去个性化的劳作所取代，个人的价值感与掌控力也随之流失。
每一个活生生的工人，都被冠以“人力资源”之名，成为资本盘剥下的牺牲品。他们无权参与利润分配，更无法与资本家平起平坐。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得工人们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生存状态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人认为，新技术虽然消灭了一些旧工作，也创造了更多的新工作。先不说消失和创造工作的多寡问题，我们且对比下机器和人的差异，旧机器淘汰可以立即拆除作废，旧工人被淘汰却仍要吃喝拉撒睡。旧岗位是消失了，那些工人去哪里了？他不过是从这家厂进到另一家厂，始终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对年轻人来说，技能迁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对于那些被岁月蹉跎了的老工人而言，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市场无情，年龄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门槛。人都会老，会逐渐无法支付对新事物的学习和适应成本。自动化之潮汹涌澎湃，各个企业都在“降本增效”，当然，降的是工人的本，增的是资本家的效。试问，当经济寒流来袭，谁又能为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工人撑起一片天？
在探讨科技进步所触发的失业挑战时，各派观点纷呈，其核心聚焦于利弊的权衡与考量。与卢德主义激进地主张“摧毁机器”以对抗失业的短视行为不同，保守主义阵营秉持着审慎态度，强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进步从长计议”。
自由主义则倾向于将问题交由“市场之手”自行调节，相信通过自由竞争与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够自然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冲击。
社会主义更为关注公平与保障，提出“新技术新机器交税，为失业工人提供保障”，力求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中，不让任何一位劳动者掉队。
而技术乐观主义者则满怀信心地欢呼：“科学技术进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坚信技术革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机遇。
落后就会挨打，而前进也需要代价。问题不在科技是否应当进步，毫无疑问，科技越昌明，人民生活水平越高。问题在于如何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让科技普惠最广大人民，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进步带来的代价和阵痛。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有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现在，社会生产不再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资本都是逐利的，所以最后必然落到利润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落到减少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在此背景下，学习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和措施，逐步建立福利社会，越来越应该提上日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发挥他老师的学说，1920年出版了第一次以“福利经济学”为题的著作，经济学家把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称作旧福利经济学。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大危机。不久，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繁。这时，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以及美国的霍推林、柏格森、萨缪尔森、西托夫斯基等人发展了新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可资借鉴：
一、完善累进税制，将资产增值特别是因AI技术带来的纳入税收考量，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更公平地分配，并且鼓励企业投资于员工再培训和转型，可设立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
二、优化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失业者的具体情况（如技能水平、年龄、家庭状况等）提供定制化的经济援助方案，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失业者接受新技能培训、创业或转行。
三、健全社会保险体系，增设针对AI时代失业风险的保险项目，如“职业转型保险”，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期限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支持。
四、对于因自然灾害、疾病、残疾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提供必要的救助和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
五、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措施，开发专门的AI职业培训课程，确保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