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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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otianhao99
）
政商结盟，国之大凶。
9
月
25
日，中央下发《中共共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
6000
字文件从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29
条具体意见。
这个意见，可谓是对实业家曹德旺、宗庆后等人的回应。此前，曹德旺、宗庆后等实业家多次呼吁，绝对不能让政商勾结发财的人，压制了靠市场竞争辛苦创业的实业家的出路。
意见的下发，标志着国家对于实业家地位的重新确认，但是这只是个开始，到底怎么干，还需要时间，不妨看看韩国怎么干的。
韩国能有今天的强大，与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整肃政商结盟，鼓励阳光经济分不开的。
随着朴槿惠被批捕，纷乱多时的韩国时局，基本走向平定。吊诡的是，在朴槿惠等正要收获命运苦果的同时，以乐天掌门人辛东彬为代表的大财阀，也迎来其命运之秋。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干的职业。
历任总统中，绝大多数不是凶死就是不得善终。
事实上，韩国大财阀与韩国总统命悬一线，也是多数不得善果。
郑梦宪，现代掌门，
2003
年自杀。
郑梦九，现代掌门，
2006
年，被捕。
李健熙，三星掌门，
1996
年和
2009
年被捕。
金宇中，大宇创始人，
2006
年被捕。
崔泰源，
SK
株式会社董事长，
2008
年被捕。
辛东彬，乐天董事长，
2017
年全家所有成员均被起诉，甚至
95
岁的老父也未幸免。
在韩国十大财阀中，至少六家的掌门人曾被捕，前五大财阀无一幸免。而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
9
大财阀领导人均出席听证，接受调查。
韩国总统和大财阀多数不得善终，他们之间有何逻辑联系，对中国未来又有何警示？
（
1
）大财阀与政治家勾结，是国家转型不彻底的产物
大财阀与政治家同时遭遇厄运，是从韩国民主化之后开始的。
在韩国的威权时代，多任总统遭遇不幸命运，多因政治和权斗原因。令人费解的是，自金泳三至朴槿惠，
韩国民主化时代中，除李明博暂时安全着陆之外，其他几任总统，均无善果。这在民主国家中极为罕见。
韩国大财阀与政治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命运跌宕起伏，亦多有关联。
韩国财阀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出现。韩国建国初期，在处理日本殖民资产和美国援韩的庞大资产时，就曾将部分财产无偿处理给私人企业。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商人，包括李秉哲、具仁会等，均通过政商关系获得垂青，奠基了日后的庞大产业。这些通过特惠政策崛起的财阀，被称为“特惠财阀”。
在“汉江奇迹”时期，韩国政府以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补贴手段，扶助了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的巨头，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也形成了新一代财阀。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大宇创始人金宇中等均在这一时期崛起。至八九十年代以后，韩国崛起为全球发达国家，三星、现代等财阀，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成为世界性巨头。纷纷入选世界
500
强。目前，韩国十大财阀总营业额占韩国
GDP
的
80
％。对韩国的经济影响举足轻重。甚至前总统李明博本身就出自现代集团。
大财阀的产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韩国借助大财阀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但是，
这种模式隐含着致命缺陷，韩国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仍存在后遗症。
政府扶持大财阀造成了
两大弊端，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为其日后的不祥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韩国民主化之后，大财阀仍习惯通过操纵政治，贿赂政客，获得更加有利的政策支持。而政治家轻则受制于大财阀，为了政绩不得不违规操作，重则利用大财阀的财力作政治献金，或者纵容亲友收取贿赂。
最后，
多数总统和财阀成了难兄难弟，都难得善终，两者命悬一线。
金泳三受困于两个儿子贪污，晚节不保，受到牵连的，则是韩松等大财阀。
金大中的三个儿子均涉贪腐，幕后亦是大财阀。金大中还与现代集团郑梦宪之死关联极大。郑梦宪被指帮金大中政府将
1
亿美元秘密送给平壤，以换取现代与朝鲜交流合作的垄断地位，郑梦宪最终因政治献金问题被迫自杀。
2009
年，卢武铉因家人卷入收贿丑闻案，跳崖自杀。五大财阀卷入其中。
2017
年，朴槿惠被弹劾，李在镕被捕，乐天辛东彬等九大财阀统统接受调查。
一而再，再而三，政治家危机与财阀危机频频同时出现，引人反思。
韩国民众早已进入新时代，政治家仍习惯依赖大财阀的势力，大财阀也习惯依靠权力获得竞争优势。他们仍停留在旧的时代。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
国家改革与转型，并非总是精英带动大众，有时可能相反：大众早已完成了现代化，而权贵和财富精英，却仍留恋特权。
威权国家转型之后，从骨子里走向善政与善治，有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韩国民主化近
30
年都未能彻底清理旧时代的负资产。其它国家要告别政商勾结，更是长路漫漫，需时刻警醒。
（
2
）中国大财阀的兴起与政商联盟
大国豪强，举足轻重。
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市场活力巨大，对于财阀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至
改革后期，国家与民间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大财富，但同时权力对市场干预回潮，权力寻租现象严重，造成了大财阀的产生，尤其最近十几年，大财阀已成虎狼之患。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众多，使得大财阀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相对日韩等小国，烈度低了许多，但是，
在局部领域和区域，大财阀的影响却更甚。
大财阀产生领域，
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
权力豪门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以及众多官办垄断产业。
而半开放行业，亦多被豪门或其代理人把持，最显著的就是地产与金融行业。几乎每个大财阀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批豪门加持。
据
2017
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
中国出富豪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达
120
名，超过制造业和科技行业。
这与发达国家的富豪多来自科技领域有巨大区别。
香港更为严重，十大富豪中，七家主业为地产，而且前五名大财阀全部都搞地产。
权力的加持，使中国的大财阀获得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在很多垄断和半开放行业，他们开疆拓土，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联合权力对民众巧取豪夺等，获得了超级红利。积累了庞大的资产与社会势力。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新动态，
大财阀和贪腐官僚为防范在本国被法律惩治，开始联合将掠夺民众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
欧美投资移民的风潮中，不乏大财阀的身影，与此同时，贪腐官僚向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数额惊人。
（
3
）
大财阀成为贪腐帮凶是不祥之兆
在韩国闺蜜门中，虽然李在镕自称“受害者”，辩称三星电子是迫于朴槿惠的压力不得不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
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财阀并非受害者，而是共犯。
为得到赦免和掌控等特权，财阀不断拉拢收买政客，这才让崔顺实这类幕后实权人物有机可乘。
在中国，
大财阀也充当了帮凶角色。
每个倒下的徐明式的财阀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财阀的存在，加速和加剧了社会不公。他们利用权力扭曲了市场，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警戒线之上
，
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491
，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但
2016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
0.465
。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
》更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
。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
官民两方的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
贪腐官僚滥用权力，部分大财阀参与其中，
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部分大财阀虽不是主角，却充当了帮凶角色。
在香港也一样，大财阀多数通过房地产致富，而这个与权力勾兑普遍的行业中，他们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加持，
是对竞争者的不公，也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更是对香港普通民众的不公。
2017
年，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竟然接近香港
GDP
的一半，大量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来自权力干预经济严重的产业领域，
这实际是对于大众财富的变相掠夺。而且打击了其它产业的信心，造成地产金融之外，百业凋敝。
近几年来，香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严重。基尼系数最高峰值竟达到
0.53
以上，政商大财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辞其咎。
在勾兑权力方面，大财阀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权贵经济的帮凶。
更为吊诡的是，部分大财阀一边将勾结权力掠夺大众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逃避清算，一边还俨然成为装权力经济受害者，两边投机。
在一个
法治完备的地方，大财阀和政治权力的勾结，最后都难逃法律惩罚
。
韩国在惩治了朴槿惠的同时，也惩治了几大财阀势力，
民众权利意识日益浓厚，民心所至，香港急需震慑权钱经济，提振民众信心。前特首曾阴权已经被关进笼子，大财阀能否免灾，值得关注。
（
4
）从政策和立法两方面治理财阀
同为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治理政商勾结，抑制大财阀的策略，可为中国借鉴。
财阀和门阀一度横行日本，
50
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冻结了三井、三菱等
15
家大财阀的财产。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
韩国亦大力度抑制政商勾结，打击政客与打击财阀双管齐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誓言要进行“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
1993
年
9
月，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致富的高官进行调查，严管官员，防止官员权力寻租。同时，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时代的阴影。
管好官后，韩国也开始对大财阀进行严管。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
2003
年，现代集团案发，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
朴槿惠被弹劾并被捕，乐天董事长辛东彬等大财阀同时被清算，对于韩国未来政商勾结，造成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慑心理，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表示，韩国需要一场全国化的清洗。
中国提出了亲商与清商的问题，国家提倡既要为商人服务好，同时，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未来，中国也需要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政策措施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是，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同时，釜底抽薪，使政商勾结失去经济基础。
香港同样需抑制财阀。依靠豪族财阀虽可短期叠加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使豪族和财阀与权力捆绑，尾大不掉，且
一旦香港遇到困难，大财阀可全球转移财产，倒霉的是留下的香港万民。未来治港者需适度疏离豪族，扶助香港平民。
在立法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并且严格执法。
国家的打虎肃贪不可停，与此同时
，需要立法使之制度化。确立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变革的希望在于增量，在于未来，
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才得久远。
政商结盟，必伤两方
。解决大财阀问题，政治人物和财富人士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双方是最好的结局，
财富人士免受人生颠簸。政坛人士也少卷入纠纷，得保善终。
公平而有活力的社会，方可铸就富强的国家。
（
5
）
解放实体经济，振奋企业家精神
政商财阀的存在，不仅严重摧残了真正实业家的士气，使投机胜过苦干，勾结权力胜过服膺市场，伤害了千万实业家的信心。近几年，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商财阀手中，导致实体经济缺血，营养不良，不少企业苦苦支撑甚至倒闭
。同时，政商财阀设法转移资产到海外，导致国家税收流失，民众创造的财富受到损失。
2015
年秋季以及
2016
年秋季，
笔者两度行走南方，遇到千万千万的企业家，他们一致表示，做实业辛苦。做企业无力，他们极度反感勾结权力致富的人，靠权力致富的人获取财富的轻松，使这些辛辛苦苦老老实实搞实业，靠市场竞争的真正企业家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
抑制政商财阀，抑制依靠权力致富的投机阶层，不仅是提振企业家精神的必要前提，亦是修复多个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关系的重要前提。
箭在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