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 | 从双子塔到国会暴乱，反恐战争强化了极右翼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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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子塔到国会暴乱，反恐战争强化了极右翼势力

作者：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

译者：李时浩然

如今，人们认为右翼观点（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反政府自由主义、基督教极端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美国的语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极右翼势力大多处于地下，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当然，它也从来不会消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一系列当局与反政府民兵组织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对抗之后（这一阶段，以1995年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政府极端主义者组成的恐怖分子爆炸袭击俄克拉荷马城市政厅为顶峰，这次爆炸致使168人死亡），极右翼势力好像在准备死灰复燃。

然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些似乎已成为过去。在俄克拉荷马城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并未实际形成令人恐惧的右翼暴力浪潮。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流血事件似乎进一步边缘化了极右翼势力。

又过了20年，情况看起来大不相同。 过去几年见证了极右暴力的爆发，以及驱使极右翼势力的极端主义思想逐渐正常化。 2019年，美国有48人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其中39人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这是自1995年以来美国此类恐怖主义最严重的一年。202020年，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阴谋和袭击的数量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翼极端分子发动的。今年3月，联邦调查局(FBI)对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展开了2000多项调查，大约是2017年夏天调查数量的两倍。同样是在2020年，全国各地当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人数是2017年的近三倍。去年，反诽谤白人至上主义宣传联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 of white supremacist）收到的报告（以传单、海报、横幅和贴在公园或大学摄像头等地点的贴纸的形式）达到了5000多份，几乎是前一年报告的两倍，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美国。 尽管圣战分子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极右翼暴力活动正在增加。英国最高反恐官员尼尔·巴苏(Neil Basu)最近称右翼极端主义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威胁”，而在德国，由右翼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犯罪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升了10%。

随着暴力活动的增加，极右翼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逐渐呈现常态化，极右翼政党在30多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代表席位。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选举为美国总统，既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他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以及随后的总统任期内充斥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言论，极右翼将这些言论视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的佐证。当“停止偷窃”运动（“Stop the Steal” ）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合法结果时(在特朗普的明确鼓励下)，极端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增加和右翼极端主义呈现常态化在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残忍的袭击是由已经成为主流的极右翼思想推动的。

许多因素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包括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反应，以及人们日益相信阴谋论。 社交媒体的扩音器效应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作为放大和传播思想的新的在线渠道，大大扩大了极右翼宣传虚假信息的影响，他们建立了跨团体和运动的全球链接，极端主义渗入主流有了新途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以及华盛顿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反应——在许多方面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复苏。 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主义（violent jihadism）的兴起重塑了美国政治，为右翼极端主义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次袭击是给那些兜售仇外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人的礼物：就像黑皮肤的外国人穆斯林决意杀害美国人一样，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同类似乎也是如此走出极右狂热的梦想。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煽动的。

但是，推动右翼极端分子的不仅仅是恐怖分子: 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几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威胁，让极右翼极端主义不受约束地发展。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激进分子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愿意也有能力接受恐怖主义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成为他们所鄙视的圣战分子的镜像。

西方国家政府必须果断行动，打击这一威胁。然而，发动一场新的“反恐战争”并不是该有的方法。打击圣战暴力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出了差错，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包括支持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后者现在构成了最严重的恐怖主义风险。 在应对这一新的威胁的斗争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避免重复导致这一危险的新现实的错误。

现代极右翼势力范围很广，包括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联邦政府的民兵、“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自称“西方沙文主义”的团体、“另类右翼”煽动者、阴谋论者，以及自称“incels”(“非自愿独身主义者”的简称)的厌女者。将这些迥然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阴谋论的世界观，以及对民主的反对和狭隘的思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至少在理论上还支持对平民和政府目标使用大规模暴力。

尽管他们的思想和形象从邦联、三k党、纳粹和其他已死或奄奄一息的运动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今天的美国和欧洲极右团体更坚定地植根于其近期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极右翼恐怖主义袭击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成为西欧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些袭击之后，在1990年代铁幕瓦解和德国统一后，德国和东欧发生了快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新纳粹主义活动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和东欧。这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一种暴力的、种族主义的光头党（racist skinhead groups）青年文化中，他们庆祝街头战斗和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攻击。

大约在同一时期，种族主义光头党团体也开始在北美出现，其中一些与硬核音乐（hardcore music）有关。在美国，极右翼和反政府极端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一支人数不多但很敬业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队伍，他们建立训练营，训练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 forces），目标是建立一个白人分裂主义的家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攻击性武器和战术装备在美国的普及，民兵建立了惊人的武器库，在对抗当局方面也变得更加大胆。一系列高调的对峙，包括1992年在爱达荷州的Ruby Ridge和次年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这些激进组织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蓄势已久的威胁的关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使极右翼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紧迫的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但是，极右翼非但没有因爆炸袭击而得到鼓舞，反而在爆炸之后进一步转入地下。非法民兵组织的成员减少了。民兵领导人与炸弹袭击者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执法部门不必要的注意。极右翼的威胁似乎在减弱，其势力逐渐从公众意识中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对的和平与繁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当这个国家从袭击中摇摇欲坠的时候，极右翼团体看到了一个机会并抓住了它，迅速而轻松地适应了新形势需要。一个资源丰富的恐伊斯兰（Islamophobia） 群体迅速采取行动，使用各种恐吓战术，让人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感到不可遏制的恐惧。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想象力被英国作家巴特·耶奥尔(Bat Ye 'or)在2005年出版的《欧拉伯》(Eurabia)一书中引入的阴谋论所吸引。 书中认为，欧洲国家发生的深刻人口变化并非巧合，相反，穆斯林通过移民和高出生率取代了欧洲白人，策划了哈里发的复兴。耶奥尔警告说，欧洲正在从一个基督教文明转变为伊斯兰文明，欧洲人很快就会受制于伊斯兰法或伊斯兰教法，被迫皈依或接受屈从的角色。

在这种环境下，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主流。极右翼政党和组织接受了伊斯兰是一种威胁的观点，使用了来自基督教十字军和15世纪欧洲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屠杀的隐喻和图像。在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把在清真寺外人行道上祈祷的穆斯林群体比作纳粹占领者。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称难民是“伊斯兰的入侵”。极右翼组织Generation Identity的英国分支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与15世纪欧洲势力的努力联系起来，后者试图从当时控制了大部分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

到2015年，数以万计的人在PEGIDA的旗帜下在欧洲各个城市游行，PEGIDA是“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德语首字母缩写，集会有时会导致示威者和反法西斯反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挂起了广告牌，上面有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66年的画作《奴隶市场》的一个细节，画中一个皮肤黝黑、戴着头巾的男子在检查白人女性的牙齿和嘴巴。海报敦促选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样欧洲就不会变成欧拉伯”。

在美国，不断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在阻止纽约市9/11袭击地点附近修建清真寺的这一运动中能够成功中得到了体现，在美国几十个州通过了一项立法，阻止对居民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根本不存在的努力。 200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后，出现了破纪录的仇恨团体数量。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后，反政府边缘化的趋势逐渐减弱并重新浮出水面,呼吁民兵进行起义和革命，如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和三人团（Three Percenters）运动(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声称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国殖民者成功攻下英国的错误观点）。从2014年开始,北美受男性至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影响的incels发动的暴力袭击也陡增,导致数十名妇女死亡，包括在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和瑜伽工作室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多伦多街头攻击车辆事件。2016年，骄傲男孩进入人们的视野，参与街头斗殴，并声称是在捍卫西方文明。

在极右翼活动的爆炸式增长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仍然高度关注圣战恐怖主义，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新的机构。极右极端主义几乎被忽视了，国际组织将其视为单个国家面临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共同面对的全球威胁。

当然，圣战恐怖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冲突不断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恐怖主义每年夺走数千人的生命。但全球对9/11震惊的反应过于夸张，以至于决策者、安全官员和广大公众对极右极端主义的快速增长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美国，极右极端主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因此，右翼恐怖袭击被视为边缘事件，而不是对国家安全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威胁——就对西方社会造成的损失而言，右翼恐怖袭击现在已经超过了圣战恐怖主义。

即使是最大规模、最可怕的极右翼袭击，也未能刺激西方的反恐机构。 例如，2011年在挪威，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极右翼极端分子杀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奥斯陆（Oslo）郊外一个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布雷维克撰写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其中他谴责伊斯兰教，警告欧拉伯的到来，并近200次引用美国反穆斯林活动人士的话。他的攻击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反常现象，布雷维克本人有时被描述为精神错乱的大屠杀凶手，而不是恐怖分子，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从每一项相关的、可用的手段——逮捕和定罪的人数、阴谋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传播的宣传数量和袭击的数量——来看，右翼极端主义已经显著增加。 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数量连续第五年下降。但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五年里，这一数字增加了709%——这是极右翼袭击事件大约增加250%的结果。2010年，在这些地方，只有一次极右恐怖袭击记录在案；2019年，发生了49起恐怖袭击，这些极右翼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占这些地区所有恐怖袭击的近一半，造成的恐怖袭击占所有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82%。

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圣战极端主义的衰落仅仅是当局努力打击它的有效性的重新体现。但是，针对挫败恐怖主义阴谋的资源和努力的巨大不平衡，绝大多数都用于打击圣战恐怖主义，对极右翼的成功产生了直接影响。联邦调查局官员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尽管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80%的反恐工作人员仍然专注于国际恐怖主义案件。这种资源分配不当产生了影响:从9/11事件到2017年底，美国三分之二的伊斯兰暴力阴谋在策划阶段被打断，相比之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极右翼暴力阴谋被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