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公子 | 文
光绪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就觉得欢喜，这前后两个轮的玩意儿，经人脚踏，自行往前，竟尔不倒。不过练习骑车之时，光绪辫子不幸卷入后轮，重重摔下，从此也就不骑了。
咸丰十年，公元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的圆明园遭洗劫一空。当盗贼打开仓库，除了令人垂涎的珍宝，还有一事令人诧异：一个深宫仓库中，藏品竟然来自西方，既有棉纺机、蒸汽机、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地球仪、望远镜、气压计、天体运行仪等科学仪器，甚至包括迫击炮、榴弹炮、步枪、连发手枪，外加一艘装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
原来就在60多年前的1793年，正值中国皇帝乾隆82岁大寿，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奉国王之命出使中国以期建交。尽管双方就会面礼仪争执不休，但是最终马戛尔尼还是得以面见乾隆，呈上的礼物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工业机器和战争武器。
不过乾隆认为天朝上国应有尽有，他国之物不足为道，不仅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开展贸易的请求，还把这些礼物锁入深宫。它们迅速被灰尘覆盖。马戛尔尼败兴而归，不过建立在这些器物之上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两个古国，走向不同的方向，全世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也从此易主。
通州八里桥是入侵者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几天前，发生在那里的战斗决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归属。顾命大臣、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统领最精锐的满蒙骑兵步兵6万，对战英法联军8000。清军以多打少，却遭遇惨败。法军阵亡3人，英军阵亡2人，而对面的满清将领伤亡过半，八里桥失守，北京门户大开。史料显示，带着拱卫京师的使命，大清的精锐骑兵面对英法枪炮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冲锋。伴着曾经叱咤欧亚的蒙古骑兵最后的挽歌，北京已经成为侵略者囊中之物。
沉醉于烧杀劫掠的暴徒忍不住想，假使乾隆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多几分上心，至少下发给帝国的能工巧匠任其拆卸研究，一探究竟。60年后自己还会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北京吗？想到这，有几分后怕，更多几分嘲笑。
慈禧太后携百官西逃，帝国宫殿惨遭劫难，战争过后还要主动求和修好。中国正式进入西方列强所称的“架几门炮就能殖民”的时代。
经此劫难，朝堂不得不变革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正式启动。
不过，就在光绪被自行车卷了鞭子，重重摔下的同一时间，这场浩浩荡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破产了。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撮尔小国日本，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名震亚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说到底，这场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又开铁厂，又造轮船，但是归根到底只是一场针对西方器物的模仿。中华民族的觉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维新变法，得到光绪大力支持。
维新变法要学的是西方的制度。
从工业技术，到交通工具，再深入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自行车是横跨技术到文明的一座桥梁。西方的自行车，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辫子，同一时间，中国前进方向发生重大转折。小场景在大背景下显得寓意无穷。
自行车渐入中国，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在中国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骑车者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为多见。中国路况复杂，无论城市还是乡间，自行车走走停停，是最为合适的交通工具。除了这个用途之外，自行车更多的身份是贵族的玩具。
1922年，末代帝王溥仪大婚，堂弟溥佳送自行车一辆。为此，帝师陈宝琛狠狠训斥了溥佳“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不过，溥仪不仅并没像光绪一样摔伤，反而练了几天就会了，从此沉迷上自行车。
第二年，紫禁城一场大火，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延春阁、积翠亭、凝辉楼等全部烧光。大清已殁，索性也没有重建，清理完毕后，溥仪在原处开了一个运动场，每日在此打网球、练自行车。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资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还因为嫌门槛妨碍骑车，拆了多处宫廷的门槛。晚年溥仪重游故宫，对此颇为有感，言道，“这是我的成绩，为了骑自行车，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1]这当中，末代皇帝的身份、西方器物的属性以及作为某种象征的前人不敢动的门槛，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
不过，门槛易动，根弊难除。维新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戊戌六君子受戮，但是维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势所趋。握紧权柄的慈禧太后在多方压力之下，提出宪政，整个就是维新变法的山寨，这是已经行至暮年的清廷最后的挣扎。
自行车的普及伴随中国变革始终，渐渐从贵族的玩具，变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费品。富家子弟在贩夫走卒间骑车穿行而过，脸上写满得意。
尽管囿于车价昂贵、路况欠佳和学骑困难，自行车普及有限，但是其深度进入民众生活的趋势已现。
自行车的出现，令人得以重新审视遍布上海街头的人力车。进步人士严肃提出“富者坐之，贫者拉之，同为同胞，判若人畜”，不符人道的人力车，逐渐和鸦片、小脚一样，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重要象征。相比较之下，自行车行驶全靠骑车人双足踏动，没有人道负担。因此，自行车又被称为“自由车”。可见，这两轮工具的意义非凡，推动的不仅仅是器物的进步，更是社会的革新。
单车的双轮从中国悠悠碾过，贯穿了近代中国的愚昧落后、民族工业的发愤图强、国民精神的推倒重建、市民社会的自行车王国，以及新经济模式的辉煌和丧钟。
无论是被自行车轮卷了辫子的光绪，还是为自行车锯了宫殿门槛的溥仪，都没有机会阻止帝国的覆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了帝国的陪葬品。
1896年，租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批评清政府改革不力，以西方人口中的“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做类比，称中国为“东亚病夫”。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为激励国人，将其翻译成，“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联想到中国鸦片泛滥，社会凋敝，国人精神面貌萎靡的现实，这个描述真正切到国人心中痛处，因此广为流传。
1936年柏林奥运会，由69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近三十个项目。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即遭淘汰。中国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回国之时，当地报刊发表一幅漫画讽刺中国人，题为“东亚病夫”。
洋务运动求诸器物，维新变法求诸制度，可是前前后后大半个世纪，为何中华民族依旧积贫积弱？针对国人心中疑问，新文化运动提出新的观点：中国的落后不止于器物和制度，其根源在于国民性。换言之，中国为何挨打？因为你我是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和赵四老爷。
用现代精神来武装国人风貌、树立国人自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1930年，《申报》发表“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宣言：
历史上背负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和创造的中华名族。不幸到了近世，萎靡和颓废，成了青年们普遍的精神病态。我们觉得时代的精灵，已在向我们欢呼，我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伟大的重担肩负起来。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雪东亚病夫之奇耻，革柔弱娇羞之恶名。
世界概念刚刚形成，这颗星球上的大陆和海洋充满未知。环球旅行，在每个国家都是让人精神一振的话题。青年8人，自发组成“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宣称要从上海出发，凭双脚走遍世界，告诉西方人，中国人也有体力，中国人也有探险精神。
潘德明自幼立志闯荡世界，常年刻苦锻炼身体。为此，在南洋高等商业学校读书2年后，他和家人一起开了家西餐馆。一来为环球旅行积攒经费，二来餐馆手艺，通行全球，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可以边探索边打工。
当潘德明看到《申报》的报道，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已经从上海北站，伴随着送行国人山呼海啸的“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高调启程。
通过商务印书社拿到介绍信，潘德明匆匆出发，追赶步行团的脚步。当潘德明在杭州赶上步行团，炎热和每日50华里的行程已经让其中的2人却步。当步行团离开厦门，又退出两人。
在南洋，步行团收到当地华人热烈欢迎。南洋华裔，创业艰苦，饱受歧视，事业越是成功，对祖国的拳拳爱国之心越是浓烈。对于步行团的捐款和资助价值惊人。在越南西贡，依靠捐助，潘德明拥有了一辆英国“兰瓴牌”自行车。不过，温柔乡里，步行团步伐停滞，裹足不前，这令潘德明颇为不满，最终离开团队，一人一车，独自上路。
当时报纸对于潘德明环球骑行的报道
孑然一身的潘德明立刻遇到麻烦。民国政府新加坡领事不予签证放行。原因是近代以来已有多位华人青年，宣称环游世界，展民族气魄，却总在南洋转圈，骗完南洋侨胞巨额的捐赠，就回家了。
想到此处，潘德明用力握紧自行车的手柄，双手因用力而发白。“是啊，这样的民族，谈何富强”。
在得到一系列帮助之后，潘德明继续自己的环球旅行。前人骗财的行径、今人怀疑的眼光，令他愈挫愈勇。在丛林依靠拼命敲打铜锣吓走老虎，在沙漠迷失方向死里逃生。最九死一生的时刻是在圣城耶路撒冷，潘德明遭遇强盗，除了一本“旅行日志”，一无所有。
也是在层层磨难中，在一个人的孤独里，伴着悠长的转轮声，潘德明把这场旅行的意义看的更加清晰。
在印度，潘德明得到诗人泰戈尔、圣雄甘地的热切欢迎。一路上，波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礼萨汗、“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将军、保加利亚国王、法国总统和总理、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都先后接见了他。在德国，希特勒为潘德明作肖像画一副。
正如希腊首相维尼齐斯所说：“潘先生，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觉醒和力量！”中国一介平民收到各国政要、时代名人亲自接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驻法公使顾维钧主动联系了潘德明。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并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外交家引荐他见了张学良。不久前，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少帅”不战而退，成为全国罪人，以治病为名蛰居法国，悔恨交加。面对潘德明“为国环球”所展现的自强和不屈，心情尤其复杂，于是命人拿来笔墨，为潘德明题下“壮游”二字，鼓励后者“一鼓作气环球世界，为中国人争气”。
接过张学良赠予的欧罗巴游轮的船票，潘德明壮游的足迹去到当时世界最有生命力的美国。
罗斯福总统共接见潘德明两次，并邀请他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彼时，福特汽车如日中天，不仅是美国制造业的明珠，也是人类最强生产力的代表。福特送给潘德明一个小盒子，装着生产福特汽车的12种原料。打开一开，皆是铁矿砂、石英石等寻常之物。
潘德明想，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只要国人觉醒，谈何不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貌广阔，蕴藏丰富，可惜人迹罕至，资料奇缺，于是暗暗立志，回国后，骑行青藏高原，丈量祖国。
“勇猛精进，奋起直追，雪‘东亚病夫’之耻”，“为国环球”，期间，南洋的报纸一直以激越的口吻报道这场征程。
1936年6月10日，潘德明历时七年，完成异国万里，踏遍五洲的壮举，回到祖国，经广西、云南，再沿长江而下，回到上海。
英雄归来，迎接他的本来应该是鲜花和掌声。然而，就在他回到家中的次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势如破竹，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潘德明作为中国骑行始祖的壮举，再也无人提起。
一个一车环游世界，可以展现国人风貌，却无法扭转中华民族的危亡。好似寒冬里的一株蜡烛，有所光亮，但是若要凭此取暖，显然奢谈，摇曳的时代，一阵风过，蜡烛就熄灭了。
动荡局势，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梦想探索青藏高原。他将余款捐出，做抗日之用。改命潘子明，从此往事休提，娶妻生子，平静生活，成了邻居口中“菜场里面刮鱼鳞的糟老头”。那陪伴他南征北战穿越五洲，会见各国政要的自行车在另一个角落，落灰，生锈，化成废铁。当南洋华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向他打听一位叫做“潘德明”的民族英雄，他只淡淡说道，你们要找的人已经死了。
1976年，上海市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里，潘德明安静离世。
学习器物，再造制度，唤醒国民意志，华夏儿女还要沿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继续探寻下去。
今天，从潘德明隐居的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往东北出发，经延安高架、外滩隧道，穿越整个上海市区，会来到曾经沪市东北郊的唐山路。在这里，中国和自行车的故事将翻开新的篇章。
伴随日占区在中国的扩大，商人小岛和三郎先后在沈阳、天津、上海开立昌和制作所。其位于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车工厂。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接管昌和制作所。
战后恢复、经济建设、国家重回正轨，眼看就在眼前。
1947年，由于苏联在东亚的势力不断扩张，美国对日政策由限制转为扶持。其中，“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SCAP）宣布有限制地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
突如其来的转变，令南京国民政府颇为尴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起初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和日本是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重开日本对外贸易，应该和战争赔偿等问题联系起来。不过，由于对美国的援助依赖过深，在全面政治考量过后，南京政府妥协，转而派遣商务考察团赴日商谈贸易事项。
消息一出，日本可谓举国欢庆。日本政府迅速拟就当年度最后四个半月的贸易计划，其准备输华者，包括自行车、手表、摄影机、人造丝等工业制成品，而预定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糖、盐、大豆、煤等原材料。前者是中国长期落后、正欲发力的工业领域，后者是中国战后重建同样紧缺的物资。
形成鲜明对比，消息传回国内，中国社会各界震动，尤以经济中心上海震动最为强烈。《申报》6月11日发表社论《岂可再鼓励日本》，提出，在对日和会尚未召开，对日索赔问题未解决前，开放日本对外贸易，言之过早。此时，抗日战争结束未及两年，中国工商业界普遍认为，八年浴血抗战，为的就是反对“工业日本、农业中国”这八个大字，如果这样的中日贸易态势成型，那八年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屈辱、不满和忿恨的焦点对准了2000辆自行车。
8月1日，不顾国内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开放对日贸易，中央信托局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换来日本自行车2000辆余辆，运抵上海。
在“群情惊骇，不遑宁处”之中，上海脚踏车工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经济部国际贸易公司请愿抵制日本自行车。在其慷慨陈词中提到：国产脚踏车及车行之制造远在一二八之役之前，销行全国，远达南洋，出品和售价，堪与日货相抗衡，因遭日商嫉妒，贱价倾轧，未能尽量进展，抗战时期，艰苦挣扎。八年努力，所有脚踏车，一切主要车件，次第完备，质量方面，均获相当成就，已足供应需求。还说，萌芽之中之民族轻工业，正有赖于政府全力诱掖，于国际市场争取一席地……事关本业之生存，与数万工友生计。
最终，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此次日货自行车的输入，告知全国，绝不会进口日本自行车。消息传来，各界举杯相庆。
中国的商业博弈和利益较量，往往陷入一个误区。过分侧重博人情感的民族情绪，而对真正重要的贸易事实、商业常识往往被避而不谈。在这里，公会描述民族自行车工业过往成绩的“堪与日货相抗衡”、“次第完备，质量方面，均获相当成就”，辞藻煽情，却言过其实。自行车虽属轻工业，但是在当时，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和讲究。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且润滑，钢圈必须圆准且坚硬，这当中淬火尤须经验，连车架设计的角度也很是专业和讲究。此外，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一不需要长久的工业积累。事实是，中国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在器械和技术上落后明显。国产自行车被称为“铁道车”和“过桥车”，比喻刚买来的自行车一过铁道或过一座桥就坏了。
另一方面，无论是价值还是数量，日本自行车在中国进口自行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大量英国自行车才是中国进口自行车的主要来源。比如潘德明环游五大洲骑乘的英国兰瓴牌，就是行销中国的名牌。
不过，在这场群情激奋的抵制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界人士，摆脱中华羸弱、振兴民族工业的决心。
小岛和三郎的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归国有后，先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有限公司上海机器厂第二制造厂”、 “上海机器厂，”，拥有员工180人，年产“扳手”牌自行车3600辆。不过，工业发展进程中技术、资金和原料三大制约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族自行车工业整体上呈现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态势。
解放上海后，工厂由解放军代表接管，此时距离自行车停产已经过去整整一年。新中国生产的自行车叫什么牌子才合适呢？各方陷入热烈讨论。首先确立的是新商标。由于交好苏联，新商标是一只北极熊站在地球顶端，熊代表苏联，地球即为整个世界，其寓意通俗易懂——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球获取胜利。因此商标起初定名“熊球”牌。
幸得还有头脑清醒之人讨论斟酌再三，取“熊球”谐音“永久”。
天津的昌和制造所，被改造成“飞鸽”，和永久牌南北呼应，连同上海凤凰，组成国产自行车三大品牌。
1956年，在上海唐山路工厂，我国第一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永久”28寸PA型男车制成。充满工业气质的“二八大扛”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
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新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是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的写照。
数据来源：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制图：衣公子
80年代，从前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的贵族玩具，变成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骑车人的表情也由得意变成了生活的庸常和疲态。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亿，平均每2个人一辆，成为自行车王国。
共和国的马路规划，包括立交桥，为自行车出行留出了足够的车道。上下班时间汹涌的自行车洪流，构成城市的一道壮观风景。在西方正为拥堵和污染而头痛的时候，中国无意间成了健康出行的典范。
北京市1983年10月份共发生交通事故819起，其中一半和自行车有关。从中可见自行车在居民出行中的重要地位。
纪录片《自行车王国》
永久自行车厂原厂长王元昌回忆，为了保证生产，永久自行车厂没有礼拜天，停产需要提前报请上海市政府批准。厂前厂后永远进进出出，辽源西路的后门进原材料，每天完成原材料入库200吨；唐山路周家嘴路的门出成品，每日产量1万辆。尽管如此，依旧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三大品牌，在当时的身份非比寻常，稀有而昂贵。尽管生产在增长，但是计划体制下，凭票供应，一车难求，堪比今天的摇号买车。上海人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永久自行车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两转”。城市里的婚礼往往用自行车车队作为婚车，拉着新娘和嫁妆，而嫁妆是一辆永久自行车。
在农村，更是千金难求一车。改革开放后，通过“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部分农民富裕起来。湖北应城县杨小运常年渴望一辆永久自行车，在丰收后，向组织提出，愿向国家交售公粮两万斤（征购任务只有8530斤），只要求卖给他一辆永久自行车，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同时做出决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经过《人民日报》的转载报道，永久自行车长厂长王元昌看到了新闻。他感受到时代在召唤，率领工厂代表团，带上刚刚组装完成的永久自行车，亲赴应城县。从上海出发，经长江溯游而上，进入湖北就能看到欢迎标语——
“盼‘永久’、迎‘永久’，喜领上海工人情；卖万斤、超万斤捧出应城农民爱国心”。
原本一年只能分配到3-5辆自行车的县城，更是全员出动，王元昌到达之时，幼儿园小朋友在路边摇着鲜花大喊“欢迎永久！欢迎永久！”。为了满足农民朋友的需要，年度生产计划一改再改，在增产19万辆的基础上，再超产5000辆自行车，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以尽“永久人”的职责。
1984年，中国开始兴盛“永久村”的荣誉称号，用来指代家家都有永久车的明星村庄。
不过那既是永久自行车璀璨的巅峰，也是计划经济最后的挽歌。市场大门已经缓缓打开，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如阳光般洒下。城市的发展，出行的升级，百姓口中言必称之的“永久、飞鸽、凤凰”，迅速让位于“捷达、富康、桑塔纳”。上海制造的星光从东北郊唐山路的永久，迅速转移到了上海汽车和德国大众的合资公司，从此一去不返。
只一眨眼的功夫，自行车由供给不足转变成供给过剩。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完成年产340万辆的高峰之后，永久步入低谷。
新时代，自行车工业依旧经历了三次大浪潮。
第一次是1989-1995年，国家放开自行车生产资质管制，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不仅是自行车，市场红利席卷各大传统产业。第二次是2009年突然兴起的骑行风，当年，只要是个山地车就能卖好。
不过，两次浪潮冲刷出中国自行车工业的陈旧和老迈。长期以来尽管产量巨大，并且70%出口，但是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始终聚焦在低端产品和贴牌加工。2018 年中国自行车出口平均单价为 54.9 美元，而2016年，单价更低，仅仅只有49.65美元。多年的墨守成规后，国际自行车市场的产业链分工逐步固定，日本、美国和欧洲逐步退出了中低档自行车的研发和生产，同时牢牢控制住高端车市场。中国自行车依靠低成本优势，占领低端车市场。在零部件方面，国产车厂参与高端车螺丝、轮胎等零件的生产，而自行车核心技术例如高端变速器、自行车架设计、碳纤维新材料等核心技术属于日美欧。
当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身份渐渐褪色，各大厂商通过技术和设计，为它寻找新时代的新角色。捷安特有ALUXX系列，美利达推TFS、HFS车架，来自美国的TREK也专注为自行车减少负重，并领先尝试铝架优化。日美欧自行车的骑行科技革命带来产品的高溢价。对比之下，中国自行车的生产工艺长时间停留在传统的高碳钢材质材料上，而变速器和车身材料这些核心技术作为寥寥，始终落在下风。
欧盟从1993年就以进口反倾销的名义，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加征30.6%的关税，税率甚至一度被提高到48.5%，这一贸易壁垒持续20多年，也是罕见。内外夹击之下，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工厂逐步束手无策，任人宰割。
2001年，中路集团入主永久自行车，曾经的自行车国王驶上多元经营的道路，渐渐平庸。同样，在上市公司上海凤凰的年报里，地产、酒店的毛利率远远超过自行车制造。
1986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占公共出行的比例是68%，2013年，在某项创举的前夜，北京以自行车为首选出行方式的人口比例已骤降至14%，且每年仍在以2%-4%的速度下降。时代跨上了四轮汽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落在后面的自行车再怎么发足狂蹬，怕也是赶不上了。
突然，2016年，共享单车来了，在时代的面前进退失据的自行车，迎来了最强的一剂兴奋剂。
2015年6月17日，ofo在微信发布文章《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这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创始人戴威在文章中宣布，ofo将为北大校园提供超过10000辆自行车，同时也呼吁2000名北大师生贡献出自己的单车。文章的结尾写道，“100多年来，有很多北大人改变北大，也改变了世界，这次轮到你了！”
很快，富士达的办公室迎来了两位突然造访的年轻人，陈正江和王耿自顾自介绍说他们负责一家初创公司的采购业务。这是一家起步于北京大学的校园自行车租赁公司。
两个年轻毛头小子，和5万辆的订单令天津富士达集团乐骑科技有限公司CEO孙昊很是为难。更郁闷的在于，双方在产品的质量标准方面产生分歧：ofo想要封闭校园内的短途代步车，不需要特别好的质量；而拥有许多外国合作伙伴的富士达则希望，产品品质定位要高。不过，一阵磋商和妥协之后，5万辆的订单很快达成。
富士达就是自行车行业第一次大浪潮的产物，成立于1992年，1994年站稳脚跟，此后逐渐成为重要的自行车代工工厂。新世纪里，互联网红利扑面而来，传统车厂想拥抱时代，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跟风做电商几乎是唯一的作为。
几年前，富士达曾参与武汉和南京等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项目。这种公共自行车均为有桩租赁，办理自行车卡片使用，还车需到指定地点。十余年中，他们将一批又一批的城市自行车送上街头，看着他在暴晒和大雨中慢慢生锈，直到最终无人问津。
听完两个毛头小伙的介绍，孙昊才意识到了自己错过了一个“海一样大的风口”。“共享单车”是他很早就接触过的概念，“可惜囿于当时没有深刻的理解，只停留在观念层面”。
反应过来的富士达做了两件事，成立了一个专注对接共享单车的部门，开立了一个配置13条生产线专注生产共享单车的车间。共享单车项目经理艾志坚说，富士达参与了ofo第一款车的设计。富士达一开始用自己的车架做设计，再按照ofo的投放需求不断改进。2016年4月，5000辆ofo“芭蕾小姐”开始在北京的高校中流转。
其实，ofo最早接触的是捷安特。这家专注高端自行车生产的企业，需要一年开发周期。价格和时间，都是ofo不能接受的。
只一年多后，当初两位ofo“毛头小子”送上门来的5万辆订单翻了200倍。在2017年年中，富士达接到的ofo订单规模超过1000万辆，已经接近富士达1400万辆的年产能。为此，富士达决定在2017年将年产能提升至2000万辆，以满足更多共享单车的订单需求。
2016年10月，三大国产名牌之一的飞鸽终于接到了ofo征询能否代工生产的电话，但是一位业务员转手就推给了飞鸽集团北京区域的业务经理。一个月后，意识到自己将因重视不够而失去这个影响自己未来命运的大客户时，飞鸽派出数位高管亲自登门造访ofo，将合作上升至战略项目。据《中国商报》报道，飞鸽每年要向ofo提供500万辆共享单车，这是飞鸽年产量的5倍。很快，飞鸽为ofo开设的三条生产线开始满负荷运转。
沉寂多年的凤凰自行车也加入到ofo浩浩荡荡的车队生产中。在双方于2017 年 5 月 5 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东峡大通(ofo小黄车运营主体)将向凤凰自行车提供总量不少于 500 万辆的采购计划。
传统自行车制造业对于共享单车的拥抱坚决而彻底。
2016年10月，刚拿完融资的ofo将办公室搬到互联网金融中心，短暂过渡两个月后，再一次搬迁至理想国际大厦。在这个俯瞰北京大学的互联网企业聚集地，ofo按下了全速前进的按钮。
这家从诞生之初就充满着年轻人荷尔蒙的企业，常常全员加班到深夜，聚会时敞开喝醉。1991年出生的戴威一手拿烟，一手挥舞，努力说着什么，又醉得什么也说不出。
2016年9月B轮，2016年10月C轮，2017年紧随其后的D轮、E轮。ofo的融资势如破竹。这家在两年内，通过五轮融资14亿美元的“创业新贵”，投资方包括滴滴、阿里、DST、小米、蚂蚁金服、中信产业基金、金沙江等十多个明星资本。
巨量的融资，巨量的采购，巨量的铺车。ofo像是一台油门一踩到底的发动机，疯狂地运转起来。2017年初年会，戴威颁给功臣纪拓一辆牧马人，又在酒至酣处，现场奖励一位背诵《滕王阁序》的员工1万元现金。[7]胡润排行榜上，35亿元身价的戴威作为首个上榜的白手起家“90后”，风光无限。他说“终有一天，我们今天的ofo会和Google一样，影响世界。”
花2000万元冠名卫星，掷1000万元请鹿晗代言，连同ofo各级别员工手中厚厚的餐饮、KTV发票。初生牛犊的闯劲和失去控制的挥霍，同一时间，在ofo身上激烈上演。
那一边的摩拜、哈罗、小鸣等等同样不遑多让。黄色、橙色、蓝色、红色，每个颜色都觉得城市街头自家单车的数量，就是唯一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