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中兴从一场宫斗开始
明帝国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二年，明朝从霞光满天的中兴，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覆亡。
由张居正主政而带来大明朝十年的黄金时期，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
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权力场中，道德是很苍白的，玩弄权术、掌握权力是一个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不如此所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一个政治家要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多么的不容易。一般他要经过过关斩将、淘汰率极高的三级跳：府试加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再赴公车通过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资格，这才算是“释褐”，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官袍，开始在波涛汹涌、暗礁密布的宦海中沉浮，时时都可能触礁翻船，时时都可能被鲨鱼吃掉。
熬到最后能够进入高层的，那都是些在官场这个八卦炉里修炼到极高段位的牛人。他们要学会等待、忍耐，学会伪装、掩饰，学会合纵连横，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伺机出击，一剑封喉。
高拱是这样的高手。
张居正更是这样的高手。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
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
勇敢任事，豪杰自许
”，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
“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
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
张居正自小便以神童著称，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在翰林院等地方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宾天，隆庆即位，为隆庆即位前充当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等藩邸旧人，全部成为淮南鸡犬，跟着主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核心层。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因资历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即1572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驾。即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
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太监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
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不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
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孟冲，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
隆庆帝崩驾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以冯保代之。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
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手里，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得宰相。
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即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无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票皇帝一般照准，因此等于最初的决策由内阁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批红，即替皇帝批准草案。
这就相当于唐代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没有手握批红大权的大太监配合，内阁大学士很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与“外相”内阁大学士相对应，内廷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内相”。
如果冯保这个大太监偏向于张居正，高拱必定势单。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
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
曹给谏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拿历史说事，中国士人的传统，其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如何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地报复，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抢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人不给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
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这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