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妈妈去卖房子

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的家人当时住的镇子离巴兰基亚很远。那天早上，她赶过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找我，四处打听。知情人指点她去世界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找找，我一天去那边两次，和作家朋友们谈天说地。那人嘱咐她：“ 千万小心，那帮人疯得厉害。 ” 十二点整，她迈着轻快的脚步，从码放着书的桌子间走过，出现在我面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这笑让人想起她昔日的美好时光。在她说出 “ 我是你妈妈 ” 之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变了，乍一看，都认不出来。妈妈四十五岁，将近十年怀胎，至少十年哺乳，生养了十一个儿女，早早地便已是满头银丝。她刚戴上老花镜，眼睛看上去大了一圈，眼神更显讶异。她身着重孝，为她的母亲服丧，尽管如此，她仍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美，又添了成熟女人的韵致。拥抱前，她用她一贯郑重其事的口吻对我说：“ 我想请你陪我去卖房子。 ”

不用说哪栋房子、位于何处，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抓到什么读什么）和背书（背诵绝无仅有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

下个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逃过兵役，得过两次淋病，义无反顾地每天抽六十根劣质香烟，在哥伦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我还嫌不够，居然要跟一帮形影不离的朋友创办一本胆大妄为、穷途末路的杂志，阿方索· 富恩马约尔已经为此筹划了三年。我还有什么指望？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圣者的凉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对别人说：“ 可怜的加比托没救了。 ” 她不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当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她说路费不够，我碍于面子，说我会出自己那一份。

靠报社，没法儿解决路费问题。每日专栏三比索；要是人手不够，写篇社论四比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去预支薪水，经理说我早已债台高筑，欠了五十多比索。那个下午，我做了一件朋友们谁也做不出的事。我在书店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前堵住了书店老板，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 宾耶斯，向他借十比索。可他身上只有六比索。

当然，妈妈和我都没想到，这趟短暂、单纯的两日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纵使长命百岁，埋首笔耕，也无法言尽。如今，我已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即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

从出生到少年时代，记忆关注未来，忽视过去。因此，我那时对故乡的记忆才会一如往昔，未被乡愁理想化。故乡宜居，大家彼此相识。镇子沿河而建，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黄昏（尤其十二月间），雨后初霁，空气如钻石般晶莹剔透，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白雪皑皑的山顶仿佛就在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像一排排小蚂蚁，背着姜袋，为承受生命的重担而嚼着古柯，沿着山脊蜿蜒前行。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幻想着能用常年积雪在酷暑的街道上打雪仗。天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午睡时尤甚。大人们总是抱怨，仿佛高温在每天都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自出生以来，我总听到有人不知疲倦地唠叨，说铁轨是夜里铺的，联合果品公司的房子也是夜里建的，因为白天晒得滚烫的工具根本没法儿用。

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烂不堪的汽艇驶出殖民时期奴隶挖成的航道，穿过一大片浑浊荒凉的沼泽，来到神秘的谢纳加，最后转乘普通列车—— 刚投入使用那会儿，是全国最不普通的列车 —— 前往辽阔的香蕉种植园，途中无数次停靠在尘土飞扬、热浪滚滚的村庄和孤苦伶仃的车站。这就是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晚上七点 —— 正值狂欢节前夕 —— 妈妈和我要赶的路。老天爷莫名其妙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怀揣着三十二比索，要是没法按照事先说好的条件卖掉房子，这点儿钱勉强够我们回来。

当晚信风大作，我在河港费了好大的劲儿劝妈妈上船。她不是没有道理。汽艇是缩小版的新奥尔良蒸汽船，燃料却是汽油，整个船身发高烧似的抖个不停。船上有个小厅，可以高高低低挂好几层吊床；摆着几排木椅，乘客们推推搡搡，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货物、鸡笼甚至活猪抢占座位；客舱没几间，闷得厉害，像军队营房，两张上下铺，基本永远被下等妓女霸占着，她们在旅途中提供紧急服务。客舱没空铺，我们又没带吊床，妈妈和我只好占领中间过道上的两把铁椅，好歹能坐一夜。

妈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马格达莱纳河紧邻入海口，河水有海水的气势，暴风雨将这艘胆大包天的汽艇吹得摇来晃去。我在河港买了一大堆最便宜的香烟，黑烟丝，烟纸差不多就是粗包装纸。我按照当年的方式，用头一根的烟屁股点下一根，一边吸烟，一边重读威廉· 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当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导师。妈妈死死地攥着念珠，仿佛那是能吊起拖拉机、将飞机托在空中的圆形绞盘。她一如既往地不求自身，只求十一个孩子富贵长寿。她的祈祷感动了上苍。汽艇驶进航道，雨势渐小，风儿柔和得只能驱赶蚊子。妈妈收起念珠，默默无言，久久地注视着周围喧嚣的人群。

妈妈出生在一户普通人家，成长于香蕉公司昙花一现的繁荣期，在圣马尔塔圣母学校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圣诞假期，她和女友们在绷子上绣花，在慈善义卖会上弹钢琴，在她一位姑妈的看护下，和当地羞答答的贵族小姐们一起参加纯洁无瑕的舞会。没人见过她谈恋爱，直到她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镇上的电报员。从那时起，健康和幽默—— 她的两大优点 —— 一直陪伴她走过坎坷崎岖的漫漫人生路。然而，最令人诧异也最令人信服的是，她能够巧妙地掩饰个性中强硬的一面。典型的狮子座性格使她能够树立起母性权威，以厨房为据点，一边用高压锅煮菜豆，一边不动声色、柔声细语地控制整个家族，连最偏远的亲戚都能辐射到。

旅途艰辛，妈妈却安之若素。我看着她，心想：她迅速接受生活贫困、坦然面对社会不公的能力在那个糟糕的夜晚得到了证明。蚊子摆出吃人的架势；汽艇一路都在翻搅航道中的淤泥，溽热难当，令人作呕；乘客们心中火烧火燎，夜不能寐。此情此景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发毛。妈妈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们或女扮男装，或浓妆艳抹，在邻近的客舱内纵情狂欢，大赚一笔。其中一个在妈妈身边进进出出，她的客人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我以为妈妈没在意。谁知，那姑娘一小时内进出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时，妈妈同情地看着她走到过道尽头。

“ 可怜的姑娘， ” 她叹了口气， “ 干什么不比干这个强？ ”

就这样折腾到半夜。船身抖得让人无法忍受，过道里灯光昏暗，看书看累了，我便坐到妈妈身边抽烟，希望能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流沙中挣脱。去年，我在萧伯纳的鼓舞下从大学辍学（他说：“ 很小的时候，我不得不中断教育，去学校上学。 ” ），妄想无师自通，靠新闻和文学为生。我无法和任何人争辩，隐隐觉得，我的理由只能说服我自己。

父母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家境贫寒却不惜任何代价供我读书。辍学这种傻事，甭想让他们接受。尤其是爸爸，他几乎什么都能原谅，唯独不能原谅我拿不回一张毕业证书挂到墙上，帮他圆大学梦。我不再跟他联系，差不多一年后，我还在想该如何当面向他解释。这时，妈妈来了，让我陪她去卖房子。在汽艇上，直到后半夜她才提到这事，似乎上天启示，此乃良机。无疑，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的说话方式、她的语气以及斟酌妥当的句子，多半是出门前在长期失眠的孤寂中思量好的。

“ 你爸爸很伤心。 ” 她说。

怕也没用，地狱般的时刻终于来了。妈妈总是这样，不慌不忙地切中要害，让人猝不及防。为了应付这场面，我明知故问：

“ 为什么？ ”

“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

“ 我没有放弃学业， ” 我说， “ 只是转了行。 ”

她谈兴正浓，穷追不舍。

“ 你爸爸说，那是一回事儿。 ” 她说。

我明知不是事实，依然强词夺理道：

“ 他当年也放弃了学业，去拉小提琴。 ”

“ 那不一样。 ” 她当即驳回， “ 小提琴他只在节日聚会上拉，演奏小夜曲什么的。他当年放弃学业，是因为没饭吃。可他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发电报。当年这行很好，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

“ 我也在给报纸写文章赚钱。 ” 我说。

“ 你这么说，是不想让我难过。 ” 她说， “ 你的落魄，瞎子都看得见。我在书店差点儿没认出你。 ”

“ 我也没认出您！ ” 我说。

“ 不是一回事儿。 ” 她说， “ 我还以为你是个叫花子。 ” 她盯着我那双破凉鞋，又说： “ 连袜子都不穿。 ”

“ 不穿袜子更舒服。 ” 我说， “ 两件衬衫，两条短裤，一洗一换，还要什么？ ”

“ 一点点体面。 ” 她说，语气很快舒缓下来， “ 爱你才这么说。 ”

“ 我知道。 ” 我问她， “ 我说，换了是您，会不会也这么做？ ”

“ 不会。 ” 她说， “ 这么做是跟父母作对。 ”

想到当年她如何在婚姻大事上拼命跟父母作对，我笑了：

“ 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说。 ”

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本正经地避开了我的眼睛。

“ 父母祝福过我，我才结的婚。 ” 她说， “ 我承认，是我逼他们的。但他们祝福过我。 ”

她不争了，不是被我辩倒，是她想上厕所，又怕不卫生。我问水手长，有没有干净一点儿的地方。他说自己也用公厕，还说什么“ 大海之上，人人平等 ” ，像刚读过康拉德一样。妈妈只好和大家一样将就，我很担心。谁知，她从厕所出来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 你说， ” 她问我， “ 要是我回去得了脏病，你爸爸会怎么想？ ”

午夜过后，航道里海葵的触须缠住了螺旋桨，汽艇搁浅在滩涂上，耽搁了三小时。乘客们不得不上岸，用吊床上的绳子把船拖下水。热浪和蚊子左右夹击，妈妈却打起了盹儿。家里人都知道，她说睡就睡，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边休息边聊天。船又开了，凉风习习，这下她彻底醒了。

“ 无论如何， ” 她叹了口气， “ 我得替你爸爸讨个说法。 ”

“ 您别担心， ” 我自认没错， “ 我十二月回去跟他解释。 ”

“ 还得等十个月。 ” 她说。

“ 反正今年年内也没法儿跟大学交涉。 ” 我说。

“ 你保证回去？ ”

“ 我保证。 ” 我说，头一回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着急。

“ 我能告诉你爸爸，你会答应他继续念书吗？ ”

“ 不能！ ” 我断然否决， “ 不能这么说！ ”

显然，她在找权宜之计，但我没给她可乘之机。

“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 ” 她说， “ 免得一听就是瞎话。 ”

“ 那好， ” 我松了口气， “ 您照实说。 ”

我们说好，就这么办。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尘埃落定，但我明白，她只是暂时休兵，去喘口气。过了一会儿，她沉沉睡去。微风吹走了蚊子，空气清新，花香四溢，汽艇好似帆船般轻盈。

我们位于大沼泽，儿时的另一个传奇之地，外公尼古拉斯· 里卡多 · 马尔克斯 · 梅希亚上校 —— 孙辈们都叫他 “ 老爹 ”—— 带我从阿拉卡塔卡去巴兰基亚看望父母时，走过几次。 “ 遇到沼泽，别怕，要敬畏。 ” 他说小池塘也好，桀骜不驯的大洋也罢，只要是水，脾气都摸不透。雨季有山里来的暴风雨。十二月到四月本该风平浪静，可只要北方信风呼地一吹，就会夜夜凶险。外婆特兰基利娜 · 伊瓜兰 · 科特斯 —— 大家都叫她 “ 米娜 ”—— 轻易不敢过沼泽，除非十万火急。她受过一次惊吓，困在里奥福利奥港等待救援，直到天明。

幸好那晚风平浪静。天亮前，我去船头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只见渔火点点，如水面繁星，数不胜数。未见渔民们其人，只闻其声，在沼泽上留下幽灵般的回声。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远山，突然间，第一缕乡愁涌上心头。

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也是在大沼泽，“ 老爹 ” 让我在客舱睡觉，自己去了酒吧。不知几点，生锈电扇的嗡嗡声和客舱铁皮的噼啪声后，一大群人在闹腾，把我吵醒了。我当时不到五岁，害怕极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早上，在谢纳加港，外公敞着门，对着门框上的镜子刮胡子。我记得十分真切：他没穿衬衫，背心上永远挂着宽宽的绿条纹松紧带，边刮胡子，边跟一个人聊天。那人的模样我至今仍能一眼认出：侧脸长得像乌鸦，肯定错不了；右手有水手文身；脖子上挂着好几条粗粗的金项链，两只手腕上戴着金手镯和金手链。我刚穿好衣服，正在床上穿鞋。那人对外公说：

“ 上校，别不相信，他们想把您扔进水里。 ”

外公笑了，接着刮胡子，并用他特有的傲慢反驳道：

“ 幸亏他们没那么做。 ”

于是，我明白了前一天晚上为什么那么闹腾。我很吃惊，居然有人想把外公扔进沼泽。

陪妈妈去卖房子的那个清晨，我正在欣赏第一缕阳光将雪山染成蓝色，突然回想起了这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插曲。在航道里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有幸在日光下欣赏到大海和沼泽间那片亮晶晶的沙地。那里分布着好几个渔村，海滩上晒着渔网，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踢着破布做成的球。街头景象触目惊心，许多渔民未能及时扔出炸药，胳膊被炸飞了。汽艇驶过，游客们往水里扔硬币，孩子们便潜水去捡。

快七点时，我们被困在了离谢纳加不远的臭沼泽里。好几队装卸工蹚着过膝的淤泥，把我们一个个抱上岸，周围的母鸡打成一片，在泥沼里争抢食物。我们在码头慢条斯理地吃了顿早餐，有美味的沼泽海鱼和油炸青香蕉。就在此时，妈妈卷土重来。

“ 爽爽快快告诉我， ” 她头也不抬， “ 怎么跟你爸爸说？ ”

我要争取时间，好好想想：

“ 说什么？ ”

“ 说他唯一关心的话题， ” 她有点儿恼火， “ 你的学业。 ”

我很幸运。一位无礼的食客对我们激烈的谈话倍感好奇，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辍学。妈妈答得很快，我有点儿被吓着了，她一向注重隐私。

“ 他想当作家。 ”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