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考量”、“国际政治考量”，是任何国家作出外交抉择的最基本考量要素，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绝对领先，就足以让中国在需要的时间赢得需要的成果，而无需“金钱外交”这种“没办法的办法”来助阵。
文 |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旅加学者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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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0日，西非葡语小国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发表声明，称该国政府“如今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人民代表”，这一决定当即受到中国外交部“这是回归正确道路”的称许。仅一周后，12月26日，中国外长王毅和来访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乌尔比诺.博特略（Urbino Botelho）签署了建交公报，恢复了自1997年7月11日起中断达19年半的双边外交关系。
收到这样一份“圣诞礼物”自然是台湾当局所不能接受的（据台湾方面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前不久还和台交涉过“大使”更迭和双边协议修订等事宜，让台方觉得“问题不大”），连日来“大陆搞‘金钱外交’台湾恕不奉陪”、“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胃口过大台湾觉得不划算所以放弃”，甚至“欢迎大陆给台湾‘减负’，这些包袱早就不想背”之类言语不断从岛上飞出，真可谓酸辣苦辣咸，五味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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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和“外交”的领先，让中国不需要“金钱外交”
那么，“圣多美风暴”的“风烟”究竟是不是“金钱外交”？
所谓“金钱”和“外交”，其实就是“经济考量”、“国际政治考量”，是任何国家作出外交抉择的最基本考量要素，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绝对领先，就足以在需要的时间赢得需要的成果，而无需“金钱外交”这种“没办法的办法”来助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博特略毫不讳言“金钱”和“外交”因素对该国作出上述抉择所起到的作用。他对英国路透社和法国《青年非洲》杂志都表示，该国在矿业投资、农业、港口建设、机场扩建等领域都“有投资潜力”，而相较于台湾，和大陆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显然更有利于这些“对我国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项目的推进。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就非洲而言并非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个国土面积刚过1000平方公里、总人口刚过20万的小国，国民经济主要依赖热带作物种植业，2015年出口总额不过区区900万美元，其中80%为干可可、巧克力、咖啡和胡椒，且在这些热带作物领域也并不具备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进口总额则高达1.275亿美元，主要是食品（30%）、燃料（21%），其它产品囿于购买力而微乎其微。经常项目下赤字高达1.185亿美元，是年出口总值的约12倍。
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对该国的援助起到填补年财政赤字窟窿的关键作用，2016年截止目前高达1500万美元以上，可填补该国1/8的经常项目下赤字缺口。
那么大陆呢？大陆2013年起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设立了贸易代表处，截止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00万美元，而同年中国和非洲间的贸易总额高达1790亿美元，中-圣贸易可谓“连零头都不够”。
但正如和该国关系密切的西非大国喀麦隆《喀麦隆投资杂志》所指出的，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不想继续过这样靠经援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打算换一种活法”。
曾经同样贫困的“半个岛国”——赤道几内亚，以及该国最重要的区域内贸易伙伴，进口食品的第一大来源国——安哥拉，通过发展港口业、渔需业和石油业，已成为西非发展速度最快的后起之秀，自认为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很大潜力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看在眼里，自不能不羡在心里。
尽管这两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关键——石油开采，投资“大头”并非中国，但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却惟有中国愿意持续投入，且不论哪个国家资本所开采出的石油，最大买家也依旧是中国。既然邻国已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了现成的经济发展模板，这个岛国亦步亦趋地照办，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某些欧洲媒体所盛传的“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香港中基公司承诺贷款3000万美元换取该国改变外交立场”，则恐怕不足为训：这个“香港中基”（CIFL）并非什么“中国官方背景机构”，而是一间在香港注册的民间商业公司，且注册资金极少。这家公司曾在安哥拉搞出以“杭萧钢构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项目”，在加蓬、赤道几内亚也有类似“前科”。
喀麦隆和安哥拉方面的经济界人士指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近年来积极谋求加入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的“区域一体化”（FTA）计划，就在“一中声明”发表的几乎同时，该国金融部长多斯拉莫斯（Américo d’Oliveira dos Ramos）和国民议会主席迪奥戈（José da Graça Diogo）还到访了中部非洲国家银行总部所在地——喀麦隆雅温得，并发表了“全心全意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声明。
由于CEEAC11国经济缺乏互补性，这个组织早已将“和洲外大经济体接轨”当作区域一体化成败的关键，而“接轨”的重点，则是与既是最重要出口市场、又是最重要进口产品和投资来源的中国，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接轨”。
“在这种情况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出于金钱和外交两方面的考量，作出怎样的抉择不言而喻”。很显然，该国所谋者大，且这些“所谋”，今天的台湾即便想给，也是无论如何给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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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外交”仅是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
然而，“金钱”和“外交”的考量并不是什么“金钱外交”的考量。非洲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金钱外交”的一幕，却并不是现在。
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曾向非洲提供了数额巨大的无偿援助，这固然收获了丰硕的外交回报，在经济上却是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所不能堪的，且吊高了部分非洲国家的胃口。1982年12月起，时任中国总理出访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开始在对非援助方面“量力而行”，1995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对这种改变，一些非洲国家不理解、难接受，认为中国不再慷慨，甚至说“中国得到的西方援助越来越多，给非洲的钱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加之冷战后西方对非洲的重新重视和投入，以及台湾的金元外交，一度给中国在非影响力造成相当压力。
1994年2月2-4日，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和台湾“建交”，与中国断交；1995年7月13-25日，西非国家冈比亚和台湾“复交”，和中国断交；1996年1月3-9日，西非重要国家塞内加尔步其后尘（当时笔者作为中国某民营大型公司国际经营部部长助理，正和塞内加尔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处洽谈投资合作业务，所受到的冲击和震撼，至今记忆犹新）……
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中国重新在非洲“主动出击”，已崭露头角的以民间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中非经贸关系则成为探路先锋。1998年1月1日中国和此前并无外交关系纪录的南非建交，成为台海两岸“非洲外交交兵”攻守易势的转折；2005年10月25日，曾被称为“台湾在非洲‘金元外交’最大收获”的塞内加尔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复交；2007年12月28日，同样此前从未和中国建交的马拉维宣布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台湾“断交”，此后双方心照不宣进入“外交休兵”状态。今年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外交休兵”的默契不复存在，早在2013年11月14日就和台湾“断交”的冈比亚于今年3月17日与中国复交。
不难看出，“金钱外交”是在特殊阶段出现的外交特殊现象，且呈现“台湾先攻、大陆后反攻”的局面，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双方攻守的转折点，而西非不折不扣是这场外交战的主战场。
恰巧这一时期笔者的工作和西非国家有许多交集，对于海峡两岸在这场鏖战中的成败利钝乃至“关心则乱”都有深刻体会。甚至出现过一位西非某国外交部官员曾私下对笔者坦言，他们中有人曾谎报“对岸有特使即将到访”向另一头索要“疏通费”，得手后再以“经我多方疏通对岸特使被拒之门外”报功，“什么都不做就能大赚一笔”的情况。
当时两岸先因自身利害权衡在非洲“收缩”，继而又因政治博弈因素不计成本“对进”，被一些具有周旋洲外势力间丰富经验的小国钻了空子。当时大陆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尚不具备今天的实力，在经济领域更处于艰难转型期和被非洲各国认为“变吝啬了”的过渡期，和“四小龙”之一的台湾间并未拉开什么差距，“金钱”和“外交”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金钱外交”自然有缝隙可钻。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大陆在“金钱”和“外交”两个层面都具备在非洲范围内对其它大经济体的相对优势，和在全球范围内对台湾的绝对优势。
大陆不再需要“金钱外交”作为补充手段，台湾却仍然需要：目前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21国中还有两个非洲国家，弹丸小国斯威士兰从未和中国建交，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虽然自1994年起就和中国断交，但两国间经贸投资关系一直有所发展，布基纳法索瓦瓦加杜古第二大学2015年11月发表了《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对我国经济之积极影响》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布基纳法索对华出口同比上升32%，自中国进口同比上升34%，“和中国复交并发展经贸关系正当其时”。
尽管直到2016年11月，布基纳法索总统卡波雷（Marc Roch Christian Kaboré）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为台湾说话，但这被非洲许多观察家认为和去年12月16日该国对台湾“喊价”得手、获得20个合作（台湾投资）项目息息相关，而近期该国也不断明里暗里催促“兑现新承诺”（指去年12月16日会议后短短几个月间布方报出的一系列“大手笔”要价项目）。
正如许多当地工商界、政界人士所言，除了硬着头皮“跟进”，台湾恐别无选择，毕竟在仅剩的21个“邦交国”中，布基纳法索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面积“高达”27.38万平方公里。
附文：
武统台湾？大陆会做到仁至义尽！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环球网”（ID：huanqiu-com）
过去一个多月，台海骤然风云四起。这与去年12月初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直接相关，因为它搅动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根子却在台当局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上。去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大陆方面一直在对台湾方面“听其言、观其行”，看蔡英文能否答好那份“未完成的答卷”，而结果显然是否定的。两岸关系在变化，局势变得紧张且复杂。这样的形势下，该如何看待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该怎么看待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耐心与决心？《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就此对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进行了专访。
“2017年变数会增加，麻烦会增多，但大局可控”
问：目前台海的紧张局势始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那场通话，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任期台海局势的走向？
资料图：蔡英文与特朗普通电话
王在希：
要预测台海局势，首先要关注一下台湾背后的美国因素。在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话后，我就预感会有一个系列配套动作。果不其然，不久特朗普就公然挑衅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最近，美国国会把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的内容纳入《国防授权法》。在此背景下，新的一年，台海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
首先，特
朗普上台后，起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会进一步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甚至于挑起事端。
而“台独”分裂势力以为有了美国的支持，也有可能会进一步有恃无恐地搞一些“去中国化”的分裂小动作。两岸关系中不确定因素增加，两岸之间围绕“一中”问题的各种摩擦、纠纷、斗争也会不断，但总体上两岸关系的基本面应该还是可控的，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能力来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也会受到各种制约，不可能一直为所欲为。
其次，从岛内情况看，蔡英文也面临诸多难题。美国支持台湾是有条件、有前提、需要回报的。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除打台湾牌给中国制造麻烦外，另一个目的是要售台武器。美国胃口很大，但台湾财力有限，难以满足美国的要求。光是把美国以前售台的F—16战斗机从AB型改成CD型就要近百亿美元，不是台湾财力可以承受的。美国还想售台有疯牛病的牛肉、含瘦肉精的猪肉，岛内民众肯定会强烈反弹。许多事情不是蔡英文想做就能做的。蔡英文的民调开始滑坡，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大陆游客明显减少，“邦交国”一个个“断交”，蔡英文面临内外交困，所以如在两岸关系上铤而走险，她要考虑后果。
第三，从台湾民情民意看，我认为“维持现状”能够被多数接受。
制造台海局势动荡恐怕大多数台湾同胞会反对。所以我总的看法是，2017年台海局势变数会增加，麻烦会增多，但大局可控。
问：奥巴马签署法令升级美台军事交流，此举怎么理解？
资料图：奥巴马
王在希：
这是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举动，对未来中美关系、台海局势都会造成深远、恶劣的影响。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到现在37年了，当时美国承诺3点，一是与台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二是废除美台协防条约，三是撤出在台全部美军。三十多年来，美台之间只能有民间性质往来。而军事交流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军事是不能代表民间的。这次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公然把美台军事交流纳入该法，这是首次，以后，按照此法，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以上官员、现役将军可以去台，台湾防务部门官员也可访美，这就使得美台之间重新又有官方色彩关系和官方性质的往来。所以说这是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和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危险举动。当然，奥巴马签署这个法案只是有这样一种危险性，具体还要看特朗普上台后的实际运作。
问：您刚才提到特朗普上台后会进一步打台湾牌，这张牌对于美国的意义是什么？
王在希：
美国遏制中国有很多张牌，比如东海、南海、“藏独”、“疆独”、“FALUNGONG”和贸易牌等。这些牌中，美国觉得比较好打的是台湾牌。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牵涉到中美关系大局，也挑动着13亿中国人敏感的神经。美国认为打台湾牌可用很小的代价达到给中国制造麻烦、牵制中国的效果。
在特朗普看来，奥巴马政府过去8年虽然也对华军事遏制，但更偏重推行和平演变一手。可是8年过去了，中国政权依然非常稳固。奥巴马搞“亚太再平衡”、南海仲裁，都没能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和平崛起，现在南海已经搞不出名堂，打东海牌风险很大，成本很高，所以转而打台湾牌。特朗普企图通过打台湾牌，冲撞一个中国政策，给中国施压，换取中国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让步，捞取实惠，同样不可能有结果。我认为，特朗普要完全把美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推翻，不惜让中美关系全面恶化，没那么容易。
“我们实力已有，可以为统一抓紧做好各种准备”
问：有不少人认为，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明确统一台湾的最终时间。您认为应该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吗？
王在希：
台湾问题从1950年历史形成到现在67年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也非一蹴而就，它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台工作的艰巨性，决定了两岸统一的长期性。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事先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但台湾问题已经拖很久了，而且是一个涉及我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期拖延不解决对中国进一步发展强大，对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都是极其不利的。拖得越久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大。再说，面对“台独”势力咄咄逼人的挑衅，大陆13亿同胞要求早日统一的民意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我一直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可以没有具体时间表，但是要有点紧迫感，而且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毛主席和邓小平在有生之年都想解决台湾问题，但当时实力不够，现在已经有这个实力。不过，要对解决两岸统一这样的复杂问题明确设定一个最终时间，是不现实的，也不科学。我们可以为统一抓紧做好各种准备，创造各种条件，等机会来了，争取早日统一，但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有点耐心。操之过急，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