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战争游戏与影像地狱｜影评大赛

《八佰》剧照

《八佰》开场于一个上海方言的苍老声音，“我七岁那年...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边的酒酿圆子非常好吃....”她的话语召回了一种与上海的地域特征密不可分的记忆神话，以外部观看的形式将仓库内部表述为一个不可接近的结界空间，能够遭遇的只有它的物质外壳与历史替身的回归。

然而，作为一部主旋律性质的战争影片，这种自然而虔诚的敬畏本体论上是反电影的，当这些话语被言说时，银幕中出现的并不是影像，而是空无的黑屏与演职人员名单，将其作为一个并没有任何图像被锚定的纯视听。一切影像都必须直面桑塔格的魔咒：在摄影和电影的“超真实性”特质面前，我们如何避免面对他人痛苦（或共同体意识）的麻木不仁？

因此，无论是作为商业性还是意识形态询唤机器的影像，《八佰》都必须摧毁这一观看的禁区，必须将这段声音与被重构的影像的无缝对接。数字影像中的四行仓库取代，或者说篡改了历史/记忆之中的四行仓库。历史影像，伪造的历史影像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件在影片空间中彼此斗争，竞速。

《八佰》剧照

在四行仓库这一影片空间中，身份逐渐失效，个体认同与作为城市的“上海”地域特征让位于更大的想象共同体，并悬置了国民政府以及西方殖民者的“无效”历史。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杂语的空间，充满着山东，湖北，东北等地的口音，观看者通过不纯的，对于“官方”语音的偏离程度在银幕之境中辨认自身。

主旋律，或者广义上说，一种强烈的以意识形态询唤为目的的影片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的，神话式的，通过连贯性的幻觉进行催眠，又通过情动技术实现规训，抚慰。另一种，则是通过“视听民族（共同体）主义”。其别名是“速度民族主义”，这意味着询唤必须借助失衡与眩晕进行，必须乞灵技术的吸引力与运动学，冈斯选择了叠化技术，对于爱森斯坦，则是蒙太奇之间的张力运动。

《八佰》与《1917》类似，都在IMAX的数字奇迹重构历史空间，询唤在音轨的轰炸与视像的眩晕之中进行，如此之近，却又并不涉身。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人称的追踪镜头，瞄准镜中，或者“小湖北”防毒面具中的影像，呼吸声。换言之，与VR游戏，街机游戏或FPS具有惊人的同构。用于时间切分的若干日成为了游戏的若干关卡，播片+游戏+播片模式，一切剧情与心理熔于扁平化，失去深度的，作为一种知觉后勤学的游玩/观看，为一场即将到来，或者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进行知觉训练。

《八佰》剧照

1937年爆发的四行仓库的战争是一场诡异的战争，这是一场视觉化的战争，一场电影战争，并在电影史上不断回归，1938年，仅仅在结束的一年后，应云卫和鲁司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八百壮士》，被搬演的伪造“实时”进行战争动员。而1975年丁善玺的《八百壮士》作为台湾电影特定时期政策导向的“军教片”，情节剧式的情动规训技术背后，是对于旗帜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确认。正如同这场战争中335人的孤军被宣传修正为“八百壮士”，在作为动员，诈欺与威慑的电影军工复合体中，这场战争被不断修改，写入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观众，你需要做的只有观看，For your eyes only。

而在《八佰》的“第二日”开场，一个向后拉升的镜头扫过空无一人，沦为废墟的上海城市，四行仓库，最终，是租界的全景以及上方正在观测的飞艇，在这个由数字技术构成的20秒镜头中，元电影般地将建构了观看/被观看关系，以及围绕苏州河两岸的剧场空间。在四行仓库上演的游戏另一边，与战争现场保持绝对安全距离的租界是观众席的镜像，在此之中，一种隐秘的“本土化”运动正在进行，促使着“对岸的声音”从代表西方的歌剧逐渐变为京剧戏台上的关羽，赵子龙。在悬置的殖民历史中，来自“本地”的人们正在通过沉积的方式在夺回拟西方的殖民地，通过属于自身的神话向作为银幕的四行仓库产生认同。

《八佰》剧照

然而，《八佰》同样生成了一种来自银幕内侧的观看，“询唤”必须令这些角色持续被电影视镜围困，规训。狙击镜背后的日本军队蛰伏于银幕与观众之外的不确定空间，四行仓库被周边空间悬浮，作为唯一实体空间的仓库化身为一个影像的“全景敞视监狱”。规训力量不仅来自于敌方的瞄准镜，还包括租借地外国记者的摄像机，以及潜入仓库内的记者“拍摄”的影像，召唤着一个更为宏大的国际语境下的隐含“观众”——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

在炮火/灯光密集的阻击中冲向“垃圾桥”另一侧的租界则意味着一个拒绝对位的过程，试图逃离历史规训的八百壮士从伪历史的影像地狱，冲向那些被催眠的观看者，以及外国记者手中的摄影机或望远镜。他们拒绝成为历史伪像中的英雄，而是以反对观看的方式携带着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力学，宣称自身的有效性。

这一运动最终被影像的规训力量阻断，在结尾的一系列慢镜头表现的冲桥战士的集体身影以及民众的伸出的手之中，是一堵用泪水形成的屏障，以集体的崇高历史神学冲毁了通往屏幕的最后一条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