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法案的影响可能会很快显现，不仅波及消费者端，还会加剧药物短缺等问题，使得美国和中国的制药公司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陈俊勋、杨方曦
美国众议院于9月9日复会，并迅速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该法案以 306 票对 81 票获得通过，轻松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所需的票数，这也预示着全球药物产业链条将迎来波动。
如果该法案也被参议院通过，不仅提案中的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集团（BGI Group）、华大智造、Complete Genomics中国制药公司会受到影响，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美国药企同样会受到波及。
据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4家受访的生物制药公司中，79%的公司至少与中国或中国拥有的CDMO（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或CMO（医药合同生产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或生产合同。虽然最新的法案修订允许美国公司在八年内逐步停止合作，但《生物安全法案》的影响可能会很快显现，美国公司已开始与这些中国公司保持距离并且制定相对应的计划。
这种连锁反应也会波及消费者端，加剧药物短缺等问题，使得美国和中国的制药公司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美国药品供应链本已处于紧张状态，《生物安全法案》对于患者的潜在影响将会是不可忽视的。根据美国卫生系统药剂师协会的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美国的药物短缺将达到300种。如果法案通过，这些限制将进一步加剧药物短缺，进而引发消费者购药难，医疗成本上升等问题。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和福泰制药（Vertex Pharmaceuticals）等美国制药巨头在交易所披露中表达了对法案的担忧，认为该法案可能增加成本、延误临床试验，并给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带来新的挑战。尽管5月的众议院修订将法案的适用范围限制在“联邦采购条例仅面向对退伍军人事务部（VA）和疾病防治中心（CDC）的采购合同产生影响（FAR）的合同，不涉及受众群体更大的医疗补助（Medicaid)和医保(Medicare)”。但如果法案通过，更多公司可能会提出对成本增加的担忧。
当然，法案对制药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最终将取决于联邦机构对于该法案的具体解读。目前，众议院法案和参议院草案都要求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与其他联邦机构协调，在该法案通过后120天内制定必要的指示，以实施该法案。
除了大公司要未雨绸缪之外，规模较小的美国制药公司也应做好准备，以应对接下来成本增长的状况。美国初创公司Droplet Biosciences的CEO Theresa Tribble在接受《波士顿商业杂志》采访时表示，她原本认为法案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因为未与法案中提到的中国公司合作。
但她很快意识到，法案将导致美国国内研发和合同研究组织（CRO）服务需求增加。在美国，CRO负责管理和执行临床试验、研究和监管事务，帮助制药公司高效开发并将新药推向市场，未来在法案相关条款的影响下，可能导致中小型美国公司的药物研发工作面临更高的成本及更长的周期。
种种信息表明，法案有可能很快就通过。美国医药公司可以基于事实情况，针对媒体、政策制定者和患者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强调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在确保美国药物稳定供应中的重要作用，尽量减少法案对患者的负面影响。
中国公司亦然，也应该考虑在现有大环境背景下如何进行声誉管理。可行性策略之一是与美国行业协会展开进一步沟通和合作，表达对美国患者潜在影响的关切。美国生物协会BIO在反对《生物安全法案》之初，曾被某些美国议员斥为 “未注册的游说者”，但其提出的八年过渡期建议，还是在5月份被美国国会采纳。虽然发声面临风险，但该协会仍捍卫其成员的利益，选择不保持沉默，并积极对该法案施加影响。
对于其他未上榜的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无论是否被列入法案，均应加强国际沟通，向全球客户发出积极信号，以占据舆论主动权。中国公司可以与包括美国客户和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公开对话，建立企业间信任，并搭建起自身在民间和媒体舆论层面的传播渠道。通过积极主动的沟通，来平衡好保持低调和传递正确信息之间的关系，全球医药公司可以帮助保障患者利益，减少市场冲击，也能在舆论上保全自己的立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陈俊勋是 Momentum AI Communications的创始人及国际行业媒体BioSpace的专栏作家。他曾在中国负责一家领先精准医学公司的国际传播工作及美通社亚太区内容；
杨方曦是《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作家，也是纽约 Wavelet Strategy 公司的创始人。她的文章主要分析全球企业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进入新市场时所面临的战略和挑战。
责任编辑 冯涛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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