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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洼里的大宋铸币厂

钱币圈  · 公众号  · 财经  · 2017-07-19 20:58

正文

2005年5月上旬,长江安庆枞阳段附近水域出水一批未经流通的北宋崇宁通宝铜钱,总重量在3.2万斤以上。一次出水如此巨量未流通北宋铜钱在全国首见。


枞阳同安古城遗址现存有大量冶铸遗迹,堆积层在50年以上的“铁屎墩”裸露地表的超过4处,能看到的古矿井井口有近十处。

在枞阳的同安监与出水大量的崇宁通宝


同安监名称的由来


鼓铸钱币的同安监,是在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始置于舒州东八十里的古同安县治附近,即现在的枞阳县会宫乡城山村的城山与焦岭相会处,停监于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历时共有139年。


同安监名称的由来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置枞阳县(含现在的桐城市),晋朝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过枞阳县令。到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枞阳县为同安县,属熙州。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军攻破县城,城废,县治迁今枞阳县会宫乡焦岭。据《桐城续修县志》记载:古同安县城旧地址于南北走向的焦岭与东西走向的城山交合处腹部,坐东朝西,其城址左右皆依亘数十里的山脉。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同安县改属淮南道舒州。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同安县城由会宫焦岭迁筑龙眠河西,即现在的桐城市城区。同安县治在会宫焦岭达119年。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县名才由同安改为桐城。1949年2月,原桐城县一分为二,其东部和南部为枞阳县,其西部和北部仍称为桐城县。按照北宋时的规定,铸钱监设置在哪里,就以当地的名称为监名,因焦岭与城山相毗连,在三百多年前,曾是古同安县所在地,故名舒州同安监。现在,在焦岭以南与城山大洼里出口相联处,有一大片约数百亩的平坦场地,很可能就是古同安县城的遗址所在。


城山大洼里的优越条件


朝廷在哪里设置铸钱监,是有其严格的要求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枞阳县会宫乡城山大洼里是完全符合当年的要求的。


第一,铜、铁矿藏资源丰富。据《安庆地区志》载,枞阳县已探明铜矿储量在4.82万吨,铁矿储量204万吨,铜矿点有拔茅山铜矿、大刨山铜矿、牛头山铜矿、井边铜矿等。这些铜铁矿藏在会宫乡一带分布相对集中,该县焦岭附近的城山村就曾发现有十数处规模不大的古矿井。


第二,薪炭燃料资源充足。在城山本身与城山相毗邻的有安凤岭、七家岭、拔茅山、笔架山等广阔的山场,当年生长有高大茂密的森林,能为铸钱提供充足的薪炭燃料。


第三,水路运输畅通方便。城山大洼里出口处,当地曾称这里是“东海梢”。所谓“东海梢”,即指在海水的边沿处。说到“东海梢”,当然要联系到枞阳县的地势。枞阳坐落在长江下游北岸,沿江岸线长有近百公里。县境西北是山地与丘陵,东南沿长江属河网地带,计有白荡湖、陈瑶湖、菜子湖三大水系穿行其间。虽然这段长江水流平稳,能保证四季通航,但江水也分汛期与冬季的枯水期,不同期的水位标高相差大都在十米左右。枞阳的圈堤垦荒起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现在每逢汛期高峰,该段长江水位比内湖水位都要高出五米左右。也就是说,在北宋时期,没有长江大堤阻挡,长江水位多高,内湖水位也就多高。城山大洼里坐落白荡湖的西部,白荡湖的水面本来只有30多万亩,一到汛期,江水同湖水连在一起,变成一片“汪洋泽国”,而长江与东海又相连,称大洼里的出口处为“东海梢”,是完全符合当年的历史真实的。这样,从大洼里的出口,到白荡湖的水边,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水路运输就非常方便了。第四,地理环境独特,安全、保密,便于防守。城山大洼里的环境非常优越。东面由城山顶向北走向的一段山脉,与西面名叫火龙山北行的山脉并行,中间是一段长长的洼地,洼地最低处,有条不大而又长流不息的溪水。在两山并行的出口处,宽约200米,又被一个名叫乌龙山的小山包从左向右遮住山口的一大半,所以,从洼口之外,不论哪个方向都看不到洼里面的情况。一旦进入洼口之后,地势就豁然开阔平坦起来,纵深约有五、六华里,常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水流淙淙,冬暖夏凉,完全是个便于防守与保密的地方。城山山顶上至今还存有古城堡遗址。北宋时期在此挖矿开炉铸钱是完全可信的。


同安监铸钱历时139年,而罢监至今也有近八百年。现在,进大洼里一看,还有许多古代冶炼铸币的遗迹可寻。沿城山一侧的溪水之上,从外而内一字排开,就有三个突出的冶炼废渣堆积场,堆积场面积约有百亩,当地一直称为“铁屎墩”。


在最里面三号墩的西南约有1500米的大刨山,还有一个类似的铁屎墩。据有关专家考察后认为,这些“铁屎墩”,就是宋代留下的冶炼废渣,并认为,没有50年以上的时间堆积,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的。另外,在这些“铁屎墩”的周边,还留有很多不大的古矿井井口,目前可见的还有近十处。围绕同安故城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多次出土南宋铁钱。城山村当地农民也多次在地表捡拾过古铜钱。


同安监的历史奉献


按史书记载,同安监开始时的年铸币是10万贯,到南宋铸铁钱时,年铸量最高达到30万贯,在宋代的二十多个钱监中,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在史书上,有关同安监方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据南宋杨仲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一三六卷名为《当十钱》内载:“崇宁三年正月戊戍诏:江淮荆浙等所管当二钱尽拘收,改铸当十钱。”


在另一位南宋章如愚的《山堂群众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上又载:崇宁三年三月乙丑,同安监的上司,即江淮荆浙福建制置发运司,就向皇帝上奏:“宣德郎、监舒州同安监熊倩,率先铸成当十钱样一千贯,委有心力,乞令带本司勾当公事,遍诣诸州钱监措置督责鼓铸,起发上供。”


皇上接到这个表扬同安监的报告与建议后,就马上批准,并将“钱样”颁发各地。从史书上这两段记录来看,有关当二改铸当十,从崇宁三年正月戊戍颁诏到三月乙丑钱样出来,仅用了52天时间,就能铸出一千贯钱样,所以当时同安监的负责人熊倩,才被称赞为“委有心力”。同时,也证明同安监在建监的三十年里,已有了很好的发展,具备了大量迅速鼓铸新钱样的一切条件。

  

安庆市钱币学会关于宋代舒州《同安监铸钱研究》课题组,从1997年经上级批准立项,经过三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多次实地考察,在2000年4月的一次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的总结性研讨会上,对同安监在监址问题上有四种说法,很可能是当年一监多点鼓铸,或监址有所变动,但在历史上缺乏记载,最后还是倾向于在枞阳会宫城山大洼里,正等待研讨的进一步深入和实物的进一步发现。


一次大量出水的崇宁通宝


研讨会结束刚好五周年,在2005年5月,在枞阳县铁铜乡玉板洲的长江水域,一些小型采砂船在那里采砂,有只偶然采到一些古铜钱。这一消息传出后,先后有28只前往该水域采集古钱,到六月底方基本结束。这些采砂船采集到的铜钱,据初步统计,最多的一只船有6000多斤,达2000多斤的有四只,1000多斤的有八只,其余的也有500斤到800斤,总的数量有3.2万多斤。按当年的钱陌计算,约为两万贯。


这些出水的古钱,除极少几枚崇宁重宝外,都是北宋徽宗崇宁年间的崇宁通宝当十型铜钱。由于深入水下后,很快被积砂埋藏,加上上面有三、四十米深水的强大压力,在无氧的特殊情况下,虽然经历了900年,都没有什么诱蚀,出水时均呈单枚分离状,仍然保持了原来的良好品相。钱体完好,钱面光平洁净,钱文清晰,显示着瘦金体书法铁画银钩的秀丽与飘逸。


这次大量崇宁通宝出水后,被众多小贩在采砂船停靠的江边就船头收购,再运往外地转售,现在,已流到了全国各地。安庆市钱币学会得知消息后,也来枞收购了900多斤,并已向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市博物馆捐赠了100公斤。经权威专家鉴定,这次出水的古钱,都是未经流通的。像一次如此巨量出水未经流通的崇宁通宝,在全国尚属首次。


2006年第一期《安徽钱币》上,有一篇题为《从枞阳出水崇宁通宝谈同安监及其铸币》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通常情况下,发现某种钱币最多的地方(因为北宋铸币未记铸地,笔者注)即可作为推定某钱铸地及其流通区域的一个重要依据。特别是这批出水的北宋崇宁通宝当十型铜钱的主要版式,与课题组近年来在同安县城故址一带(枞阳县境内)所收集出土的崇宁通宝当十型铜钱同一版式。安庆市钱币学会据此认为,这批崇宁通宝为舒州同安监所铸。


安庆市钱币学会考证结论,也同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同安监鼓铸能力是相吻合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强事始末》的一三六卷载,崇宁通宝呈御书当十钱样,在崇宁四年四月癸酉,才诏钱样于诸路的。钱样下发不久,因原当十钱私铸严重,造成了物价飞涨,给社会带来混乱,朝廷就又下诏,在全国开始按比例限铸,直到最后停铸,因而御书的崇宁通宝当十钱,鼓铸的时间不长。但有鉴于同安监在崇宁三年三月就首先铸出当二改当十的钱样,说明它的条件和业绩都很好,能迅速大批量地鼓铸崇宁通宝,才能一次出货达两万贯的巨量。这同在900年后,在枞阳长江段水域一次出水那么多的数量也是相暗合的。


如今的大洼里


坐落在城山村大洼里的铸钱监停办以后,后来就有人搬进居住。相传在元末,曾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军相继驻守与交战之地。目前,洼里有小村庄三个,住有近百户人家,还有水田旱地100多亩,两边山场上有竹有茶,树木也很多,是一个冬暖夏凉之处,铜安公路就在洼口,简易公路从洼口直通洼里深处,是未来可供开辟的一处非常良好的休闲渡假胜地。


如今的大洼里还曾是方治先生的故居。方治(1896--1989),字希孔,出生地就在大洼里的名叫毛竹园的小村庄。他两岁丧父,在母亲培养下,后来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研究班。回国后爱到蒋介石赏识。曾任国民革命军师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抗战期间,任过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49年去台,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干事长等职,1989年病逝于台北,终年94岁,著有《我生之旅》等。改革开放后的近年来,方先生在海外的后代,有些曾回乡探亲,并多次拜访过毛竹园的故居。其故居堂屋及天井等保存至今,门前一口古井,清凉澄澈,一年四季汩汩流淌。相传方治幼时曾在此井边嬉闹玩耍。

来源:《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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