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是个框，装进了中国社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横在老板头上有三把刀：第一是索贿，第二是摊派，第三是招待搞关系，否则“潜规则”伺候。
企业家压力大，幸福感弱，其实就是民营企业环境欠佳的表现，他们受到身份歧视、信贷歧视和门槛歧视，搞不好就沦为“蔡成功们”。
《人民的名义》里最可怜又可恨的莫过于蔡成功“蔡包子”了，他左右腾挪，最后把自己挪进监狱。他的一句：“这些年我没拿到一笔正常利息的贷款”，想必不少民营企业一定颇有感触。
蔡成功万万没想到，过桥费到手后，银行却选择断贷，被质押的股权就这样被山水集团吃掉了；他因此还被大风厂职员揍，被要挟诬告发小侯亮平；社会上也没一个人对他有好感。总之，他里外不是人。
事实上，《人民的名义》中没有一个企业家是没问题的，剩下一个王大路，还疑似行贿达康书记夫人一套别墅。
在公共传媒中“蔡成功们”屡屡被妖魔化。为什么？
没有哪个社会群体像民营企业家那样参差不齐，在中国社会引发这样大的争议。
当了“公众楷模”的马云，也是一身的争议。
民企老板有洗脚上田的农民，也有归国创业的科技精英；有人大代表，也有人遭受牢狱之灾；有小老板，也有中国首富……
民营企业家是个框，装进了中国社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达755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2%，企业老板算上副总、合伙人应有千万之众；如果算上个体工商户，即小老板，至少有3600万户，更是个不小的数目。民营企业家通常指前面这一千万人，虽然只占中国人口的0.8%，却影响面巨大。试想，一个富士康雇员就达数百万，一个淘宝号称就解决了三千万人的就业。
政治地位：
2002年的十六大上，“吸收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写进了中共党章，为民营企业家入党铺平了道路。
做大做强的老板通常以进当地人大、政协为荣，其实就是想找件“黄袍马褂”保身。
2003年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一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社会对企业家素有恶评，一个主要原因是权钱交易。
如今能自豪地说“站着就把钱挣了”的人并不多。而民企代言人冯仑称，老板们最好的姿势是“蹲着”。
横在老板头上有三把刀：第一是索贿，第二是摊派，第三是招待搞关系，否则“潜规则”伺候。
他们期盼一个日渐透明的中国，一个逐步完善竞争机制的市场。
马云说：“我们不是周扒皮，我们希望对社会有贡献。”
财经作家吴晓波如是说：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却是个“尴尬的男三号”。
经济地位：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率高达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新增就业有90%在民营企业，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比超过50%。
他们也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人物，还是奢侈消费者、传媒争相报道的对象。
社会地位：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
商人总位于中国社会身份序列的最低端。
从“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到“无商不奸”的大众认知，商人与商业精神常被妖魔化。
他们不愿被当作商人，更愿以企业家自诩。
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比较尴尬的一个群体：
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受羡慕和最受欢迎，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
地位焦虑：
他们过着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却承担着痛彻心扉的精神折磨。
名表、名酒、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各大奢侈品等，仿佛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标配，
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
（big dog,美国俚语，意指富豪），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安全感。据胡润研究院称，2008年以来，中国考虑移民的高净值富豪占比一直在60%左右。
“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分析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9年，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的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的调查显示，89.5%的企业家认为自己的“压力很大”或“压力较大”。
企业家压力大，幸福感弱，其实就是民营企业环境欠佳的表现，他们受到身份歧视、信贷歧视和门槛歧视，搞不好就沦为“蔡成功们”。
政府和官员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很多老百姓也这么认为。否则我们不会常常听到这样的“心声”：哎呀，达康书记调走了，我们这不得乱套啊？
好似，政府才是GDP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创造GDP的，不是达康书记，而是企业和老板们啊。
在公众传媒作品中，“蔡成功们”怎么可能是社会财富创造者？现实社会中他们要面对“原罪”的指责和官商勾结的指控。正如剧中唯一个“正面”的企业家王大路所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关于政商关系，马云如是说，“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这句话比较形象地体现出了双方那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柳传志2012年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抗衡，只能尽量
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柳传志随后提出了颇受争议的“在商言商”概念，“以后的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多年前曾有一项《企业东主-国际问卷调查（2006）》显示，
在全球受访地区/国家当中，内地企业老板平均年假只有10.9天
，远低于全球老板的平均假期，更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大家可以搜一下“王建林的一天日程表”和“郭广昌的一天日程表”，前者一天跑三座城市，后者一天还要开五个国际电话会议，只有采访间隙能活动一下筋骨。
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宗庆后认为，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业家更有积极性和责任感，如此才不会被“拐跑”，才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国内，而不是去国外做“二等公民”。今天，又响起“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呼声。
让老板们洗脱原罪，让他们挺直腰杆站着挣钱，要善待“全球企业家中最拼的一群人”。
达康书记无需担心“反腐消失的投资商”，要守护的不应该是GDP，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只要环境清明、公平、有规则，您大可坐等GDP的自动上升。
中国经济增长正是靠着马云、王健林这些“爸爸们”的努力，你是羡慕、嫉妒，还是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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