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 |《我和我的祖国》：重新定义“我”和祖国的关系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创造于1985年的歌曲，携带着80年代的文化底色。其中 ，“我”是在80年代新启蒙文化的氛围中登场的，不再是集体化的、阶级式的“我们”，而是情感充沛的“我”，“我”是赤子、是浪花，“我的祖国”是母亲、是大海。 如果说创作于1950年的《歌唱祖国》把祖国变成政治化的山水，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则把大山大河重新自然化，“我”和“祖国”的关系也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的豪迈变成了“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的亲昵。因此，电影版《我和我的祖国》就以不同历史时代的“我”为主线，讲述“我”与祖国的情深和喃喃私语。我想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这种个人与时代、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首先，小人物见证、参与大历史。 8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之后，形成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这不仅指那些彪炳史册、建功立业的秦皇汉武，也指近现代历史中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的仁人义士和革命者，包括红色英雄和创建共和国的伟人们；第二种是平民史观，也就是小人物被卷入大时代当中，成为旁观者和亲历人，在这种人道主义叙述中，个人是历史潮流的被动接受者和无辜的幸存者。英雄史观和平民史观看似是截然对立的，其实是同一种历史逻辑的产物，个人要么成长为英雄、创造历史，要么变成小人物、旁观历史。《我和我的祖国》采用的是平民史观，七个故事塑造了七位小人物。 一 类是那些高光时刻背后默默奉献的参与者，如《前夜》中为1949年“开国大典”研练电动升旗的工程师、《相遇》中为1964年“原子弹爆炸”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回归》中为1997年“香港回归大典”服务的香港警察和钟表匠、《护航》中为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护航的替补女飞行员。

第二类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如《夺冠》中观看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的弄堂百姓、《北京你好》中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出租车司机、《白昼流星》里亲历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的两个失足少年。他们是这七个特殊时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是“分担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的“浪花一朵”，电影成功诠释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所表达的个人际遇与祖国命运相生相伴的深情厚谊。

其次，抚平伤痕、达成个人与时代的和解。 80年代以来有两种伤痕故事，一种是把50到70年代的故事叙述为个人遭遇历史的创伤，“伤痕”叙述也成为80年代凝聚人心走向改革开放的情感动力，如知青故事；第二种是近些年出现的“新伤痕”故事，把80年代变成一种充满感伤、创痛的时代，如《归来》（2014年）中“平反”归来的右派却无法真正“回家”、《芳华》（2017年）中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工团经历解散、“芳华”消逝的岁月等。 《我和我的祖国》磨平了这些历史的伤痕，把个人的、家庭的创伤重新塑造为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 如《相遇》中，张译扮演的科技工作者高远秘密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只能与恋人“玩失踪”、即便在公交车内偶遇也不能相认。公交车内是失散三年的女朋友向高远深情告白，车窗外是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群众庆祝大会。车窗外的呼喊声进入车内，打断了这对恋人相认的冲动，随之两人加入游行的人流。《相遇》不再是《人到中年》（1982年）中科技工作者自我牺牲的悲剧，而是这种牺牲自己、成就国家的故事被赋予超越性的、光荣的价值。如《白昼流星》中，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扮演退休旗长老李，曾经造反、下乡、“被耽误了十年”的知青变成了严厉的父亲，知青叙事也被改写为基层扶贫干部救助贫困少年兄弟的感人故事。还如《北京你好》中葛优扮演的出租车司机，也是80年代的顽主形象，保留着一点正经都没有、浑不吝、油嘴滑舌的底色，却成为北京版活雷锋。从这个角度说，这部电影让八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旧貌”换了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