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怎么开始过公历新年的？

撰文： 庄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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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新的强大的压力下，中国政治思想的根基在调整过程中发生了变动，清王朝的合法性受到连续的质疑。“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先后被提出，以替代作为旧象征的王朝纪元。

这是甲午战争之后被逼到边缘的中国精英， 打造、实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他们开始在自身文化系统内寻求文化自主和政治独立的可能性。他们力图以世界化的标准来改造中国。

1903年夏天，一篇署名为“无畏”的文章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阵阵涟漪。

这篇名为《黄帝纪年论》的文章，出自刘师培的手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倡“黄帝纪年”大旗。“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刘师培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他提议国人应该绍继黄帝志业，效法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的作法， 以黄帝降生这年作为中国纪年的开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日期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

这一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刚刚结识另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党颇为倾慕。他改名“光汉”，表示自己“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他的这篇文章所针锋相对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纪年”。

刘师培

于是，在1900年代，一场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其背后是清末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近代名人的身影，都在这场论争中隐现。从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来看，这场纪年之争，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建构、探寻的历史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

1

孔子纪年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中国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开始用当朝年号纪年 ，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 ；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 。因此，纪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传统，王位代表着正统的合法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伦理的和普遍的，换言之，特别带有非民族的色彩。”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浩浩帝国败在日本蕞尔小国手里，从1860年以来的挫败感达到了极致，中国已经成为了“落伍者”。这个事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传统“天下”观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一年之后，著名的改良者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分会，发刊《强学报》。他令人瞩目地在报刊封面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这期创刊号中，康有为还刊布了《孔子纪年说》一文，直接提议采用孔子纪年。

康有为的灵感来源于西人的“公元纪年”。既然代表着先进而强大的欧美人选择一个圣人的诞生作为纪元，我们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谁比孔子更有影响力呢！十几年来他推行“孔子纪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多年之后，康有为伪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他明白指出，西洋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然而中国的纪年，“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为今之计，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纪年。 何况这一作法自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就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样明确的史书记载，最为有力，使用起来也颇为可靠。

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从内部变化，与更新社会秩序机制的过程齐头并进，自身也可以得到强化。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是一个中国的成员，就在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在他看来，孔子之所谓“中国”与“夷狄”之别，一如现今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尊孔崇儒，自然亦是真正的中国一分子。

康有为

在《强学报》第一号上，康有为写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刲割……”他高倡“保教、保种、保国”，在和师友弟子们的往来信件中，均标注“孔子纪年”，只是此纪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 无疑，康有为高举“孔子纪年”，和他一贯倡导孔教和奉孔子为教主等宗教性主张是一体的，其用心在于为他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孔子纪年”随着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广布流传。他门下弟子和过从朋辈，纷纷响应。维新人士唐才常在1898年撰写《师统说》，直接树孔子为“师统”，其位在“君统”之上。他用语严正：“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将推行“孔子纪年”与中国的存亡挂钩。影响所及，便是日后激进反满的章太炎，也在1899年提出“以素王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

梁启超不但宣扬老师的新纪年说，还有所发挥。他在1898年写了《纪年公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随后，他又在《新史学》中直言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 : “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

康梁是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本人，他对光绪帝的忠诚从未动摇。然而“孔子纪年”一出，无异于扔下了一颗炸弹，引发朝野震动，直接导致了南北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迫停刊。 守旧派人士的攻击颇具杀伤力：“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皇上也；孔子纪年，教人不知有本朝也。”

康有为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后，于1896年1月出版《强学报》，以倡言强学维新为主旨。 图为《强学报》第一期 。

高梦旦，一位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则从纪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他指出，使用“孔子纪年”有一个现实困境：在中国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 , 尊“孔子纪年”, 而回教 、耶稣教 、佛教 、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 ,如此一来 ,岂不又陷于混乱和纷杂之中？

而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排满的革命派。

2

黄帝“复活”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之极。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像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隔。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之间英气勃勃。 上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受了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圣王“黄帝”。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然而，鲁迅血荐轩辕，“其所真正关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像方式。”

一度，中国人秉持着一种“具有伦理制约性，不分种族，不受国家干预，不受政治阻碍并且是普遍性的文化理念”。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种新的爱国主义逐渐替代了这种普遍的文化主义。人们的焦点落在中国人自身之上， 就是作为现代多元世界中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中国人的国家，尽管对于什么是中国人又有多种多样的定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不再不区分种族，它现在与一个特定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仙话人物和历代皇朝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钱穆

像鲁迅所写的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位关怀国家未来的青年，把他的血和黄帝相系，同时也和千千万万人相系。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所有中国人（当然，对何谓中国人，也是众说纷纭）休戚相关，血脉相连。与鲁迅同为留日学生的陈天华，在自己的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上刊登黄帝画像，并且纵情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 ：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哭一声我的同胞兄弟，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为什么不相认，忘着所生，替他人残同种？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藉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据说，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他们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3

黄帝战孔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 《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藉此与满清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相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 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 ；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梁启超亦在1904年应亚雅音乐会之请，作《黄帝》乐曲四章，其词曰：“巍巍我祖名轩辕，明德一何远。手辟亚洲第一国，布地金盈寸。山河锦绣烂其明，处处皆遗念。嗟我子孙！保持勿坠乃祖之光荣。”然而在康梁看来，民族凝聚融合的力量，来自于道德-文化秩序 。

梁启超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作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在他看来，越南、朝鲜与汉人血统相通，应当加入中国， 藏人、蒙古等地，血统、语言都和汉人不同，应“任其去来”，或者教化他们的语言风俗。